毛岸青离世了。至此，人们方才惊觉，对这位伟人的儿子竟有些陌生。陌生到不知他长得什么样子，不知他生前在做什么事情，不知他经历的是怎样的一生。许多人甚至埋怨自己：为什么不去多关注他一些、多留意他一些呢？
如许陌生，却在不经意间映衬出毛岸青朴实低调、默默奉献的一生。他只做不说，勤于干事，不尚张扬，人们又从何了解？一位熟悉他的老红军这样动情地说：“岸青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做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是个埋头英雄！”
这些天，人们在读，在看，在听，以了解毛岸青的一切。越了解就越敬佩，越了解就越思念。他的故友故知在撰文拟诗写挽联，不相识的人也自发来到他的灵堂吊唁，更多的人在网上发帖撰文纪念，盛赞他“不愧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
有网友这样留言：“三十年前您父亲的离去使我们悲痛不已，三十年后您的离去同样令人悲痛。您的逝世再一次使我们更加深切缅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他的人格魅力和他的光辉思想永放光芒。而他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诲同样是多么令人崇敬，您是践行他老人家教诲的典范。您是一个凡人，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儿子。”
（摘自4月2日《人民日报》）
儿子眼中的毛岸青
2007年3月23日凌晨，敬爱的父亲毛岸青永远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么安详，那么从容。父亲生前默默无闻地工作，平平凡凡地生活。而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却得到人们那么深沉的缅怀。人们都说，毛岸青是个“凡人”，正因他平凡才越显得伟大。
站在他的灵前，往事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怀念他啊！
父亲经历了不平凡的童年。1927年秋天，爷爷领导秋收起义，带着部队上了井冈山。奶奶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我的父亲毛岸青和伯父毛岸英、叔叔毛岸龙，在家乡坚持秘密革命斗争。1930年10月的一天，奶奶被敌人抓进监狱，她柔弱的身躯经受了严刑拷打，又毅然扯断那割舍不断的母子深情走向刑场，当时只有29岁。从此，父亲兄弟三人，永远失去了母爱。
在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父亲三兄弟逃出虎口，来到了上海。叔叔毛岸龙因病早逝。由于形势恶化，伯父和父亲流落街头，过了五年悲惨的弃儿生活。多少年以后父亲向我回忆到这段苦难生活，还感慨地说：“那时，我和哥哥毛岸英就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一样，什么苦都吃过。”
1936年，伯父和父亲被党组织重新找到，托友人送往苏联。他们在国际儿童院十年制学校学习，父亲化名杨永寿，俄文名郭良。1938年3月4日，父亲和伯父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来自远方延安的爷爷的亲笔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骨肉离散十多年，这封短短的信，倾注了爷爷对两个儿子多少思念之情！爷爷不仅惦念着伯父和父亲的生活，更关心他们的成长进步。爷爷鼓励伯父和父亲努力学习，一次次给他们和他们的同学寄书。1941年寄书的一张书单上，就有《精忠岳传》、《
官场现形记》、《
三国志》、《水浒》等21种，共60余本。1942年1月，爷爷在写给伯父和父亲的信中嘱咐说，要趁着年轻，多学自然科学。“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伯父和父亲在学校学习好，成绩优异，连续几次跳级。爷爷在信中提醒他们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这些话使伯父和父亲深受教育，对他们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炮火连天的苏联卫国战争中，伯父主动报名参军，成为一名苏军坦克连的指导员，随部队与德国法西斯作战。在后方，父亲和当时在苏联的贺子珍奶奶、李敏姑姑，积极参加支前活动，挖战壕、伐木头、送物资、运伤员，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成为一名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正因为这样，2005年4月，父亲和其他20多名当年在苏联的中国老战士，得到了俄罗斯政府颁发的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
1946年1月，岸英伯父回到祖国。爷爷见到他欣喜异常，给仍在苏联学习的我的父亲去信写道：“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后来他们之间的通信，有的通过伯父转。爷爷在给伯父的一封信中写道：“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父子之情跃然纸上。1947年9月，父亲回到祖国。爷爷给伯父去信说：“岸英：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是啊，1927年分别，那时我父亲才4岁，现在，爷爷多想见到颠沛流离的儿子啊！但是，就像伯父刚刚回国，爷爷就把他送到农村参加劳动，上“中国的劳动大学”一样，父亲也被安排到农村参加土改试点和农业劳动。他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克山县，那里生活艰苦，土匪猖獗，疾病流行，当时气温低达零下30多摄氏度。父亲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8个月，参加了当地土改试点的全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从事俄文翻译工作。他精通俄文，工作勤奋，风华正茂，才思敏捷，对工作精益求精。他先后参加翻译了多种马列著作。这需要很深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俄文功底，要求严，标准高，父亲出色地完成了翻译任务。所有这些，以前很少有人知道，父亲也从未提起。多少年后，当人们在国家图书馆、在人民日报上查到这些译著和译文时，才大吃一惊：在两三年的时间，他竟然翻译了这么多著作！
新中国成立之际，伯父毛岸英与我的大姨刘思齐喜结连理。在他们家，父亲认识了大姨的妹妹——我的母亲邵华。在爷爷的支持下，父母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恋，终于在1960年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父母回到北京后，在爷爷身边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1970年1月17日，我降生到这个人世间。这给父母，也给年过古稀的爷爷带来了欢乐。从我懂事的时候起，爸爸妈妈就对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给我讲爷爷的和革命先辈的故事，教我背诵毛主席诗词，唱革命歌曲，鼓励我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1976年9月9日，爷爷毛泽东离别了人世。在家里布置的简单的灵堂里，爸爸拉着6岁的我，站在爷爷的遗像前，说：“新宇，来，咱们向爷爷宣誓，一定要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于是，就留下了那张我们父子庄严宣誓的照片。
从那时到现在30多年，我亲眼看到父母为宣传革命传统，宣传毛泽东思想，孜孜不倦地工作。1977年，爷爷逝世的第一个春天，父母带着我回到故乡韶山。他们发表了脍炙人口的散文《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这篇文章后来被编入中学的语文课本。在韶山爷爷故居里，父亲还用中文和俄文写下了题词“我酷爱韶山”，妈妈和我也在下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纪念爷爷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夕，父亲和母亲共同主编了27卷本大型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为收集材料，组织书稿，父亲不顾70岁的高龄，带着妈妈和我，与工作人员一起坐着一辆面包车，跑遍全国十多个省市。他主持召开调查会，访问当事人，审定选题、提纲和书稿，每天忙个不停。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部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他先后参加编著了几十部著作，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还策划制作了多部影视、音乐作品。他组织整修奶奶杨开慧和其他烈士的陵园，寄托对先烈的哀思；他关心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建设，资助失学儿童，为城乡建设建言献策……
对我来说，父亲是一位慈父。他对我讲话从来都是轻言细语，透着无限的关爱。他和母亲到各地调研考察，时常带着我，让我接受革命传统的熏陶。1997年1月17日我过生日，他送给我一个特别的礼物。那是一张贺卡，上面写着：“生日纪念，我爱我的儿子毛新宇。爸爸：毛岸青。”
父亲的晚年生活丰富充实。他乐观豁达，风趣幽默，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他喜欢弹钢琴，经常弹奏的曲子有《东方红》、《浏阳河》，他喜欢用俄文引吭高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使他回到那激情澎湃的年代。他会拉二胡、小提琴，会作曲、打桥牌，还和我们一起下国际象棋。他年轻时喜欢体育，善于滑冰、滑雪、踢足球，上了年纪，还坚持散步、打打乒乓。他喜欢安静，有时全神贯注地看小说，高兴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他为人和善，处世低调，从不张扬。一些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感慨地说，我们真想不到，这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现在，父亲走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此时此刻，我想，也许在另外一个世界，父亲正和爷爷毛泽东、奶奶杨开慧、伯父毛岸英、叔叔毛岸龙，以及所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亲人们、前辈们含泪相见。(毛新宇)
（4月7日《人民日报》，标题有改动）
妻子眼中的毛岸青
196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拍下了一张合照。照片上，毛岸青轻松地靠在围栏上，显得帅气精神；而旁边身穿连衣裙的邵华则用手托腮，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垂在胸前，很漂亮。两个人都灿烂地笑着，一脸的幸福。
李小萌：作为丈夫来讲，岸青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邵华：他很疼爱我、很照顾我，有的时候一起出去散步，他挽着我，甚至于要把他的大衣披在我肩上。因为在苏联长大的人习惯挽着，习惯一件大衣两个人披着，很浪漫，我当时还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在街上走觉得有点太醒目。后来他常常说怕什么，我们是夫妻，没关系。
李小萌：好像您会跳舞也是他教给您的。
邵华：对，因为那时候我学生气很重，他又是从苏联回来的，能歌善舞。在大连的时候，每到周末总有舞会，他就拉着我去跳舞，开始我也不会跳，经常不是我踩他的脚就是他踩我的脚，但是到最后我们在舞场里跳得很溜，那个时候我记得一支三步舞曲下来，他和我在舞场里从头转到尾。
李小萌：他被安排到克山县参加土改，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邵华：他到了那儿之后是默默无闻的，大家只知道来了一位杨永寿同志，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他开始不太会打算盘，后来他看见当地搞土改的同志都会，他就很努力地学,最后他的算盘甚至打得比他们都好，而且他还利用自己的特长，给农民组织夜校，给农民活跃文化生活。因为他是多才多艺的，他会很多种乐器，而且会唱歌，当地农民在业余时间都愿意听他唱歌。
李小萌：我听说每年到主席诞辰纪念日的时候，你们一家三口都要去毛主席纪念堂。这是岸青的主张吗？
邵华：对，是他的主张。我们不但是在12月26号要到纪念堂去缅怀父亲，而且每年9月9号，我们只要在北京也都必去，这两天我们不但要去毛主席纪念堂，还要到中南海里去缅怀以前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每次去的时候他都要带着新宇，而且要孜孜不倦地给他讲。我记得小新宇刚出生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当了爸爸嘛，但是他不会抱孩子，就像抱个冬瓜似的，只会竖着抱，不会横着抱，所以我有的时候也笑他，胡子拉茬地在孩子脸上亲，亲得孩子哇哇叫。
（4月4日CCTV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主持人李小萌）
外甥女眼中的毛岸青
在苏联的日子
1941年，我的妈妈李敏（娇娇）被外公派人送到苏联与外婆（贺子珍）团聚，见到了自己的岸英、岸青哥哥。出生不久就住进保育院的妈妈得到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因为自己一下子有了两个哥哥！在妈妈眼中，大哥岸英和二哥岸青是两种类型的人：大哥器宇轩昂，能言善辩；二哥则大大咧咧，沉默寡言。男孩子一般都粗心，岸青舅舅经常丢三落四。他写字用的蘸水笔总是找不到笔头，儿童院发的本子、橡皮、钢笔也是随用随忘。东西找不见，又不能补发，岸青舅舅就来央告外婆，外婆就去街上买来给他。和妈妈玩得来的也是岸青舅舅，他经常带妈妈去森林里钓鱼，总要玩上几个钟头，兄妹俩才恋恋不舍地回去。
他是我们的爸爸
不知怎的，岸青舅舅与妈妈这对兄妹在冥冥之中有着奇妙的互动，其中一人的言行往往会决定对方的命运。
比如妈妈的身世。出于安全考虑，外婆在苏联期间一直从不和妈妈提有关外公的事情。久而久之，妈妈已习惯了不提也不去想自己的爸爸。在她记忆中，第一个向自己谈起爸爸的，就是岸青舅舅。
那次，岸青舅舅坐了一夜的火车，从莫斯科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看望妈妈，还买了一小捆长长的彩色的手杖糖——在这方面，舅舅从不吝惜花费。兄妹俩边吃糖边在礼堂聊天。
你说他是谁？——舅舅指着墙上挂着的各国革命领袖照片说。
我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叫毛泽东。——妈妈答道。
是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可你知道吗？他还是我们的爸爸……
——舅舅正要进一步解释，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妈妈打断了——
你疯了？你瞎说！他不是我们的爸爸，他不是……我没有爸爸！
虽然幼小的妈妈对岸青舅舅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但“爸爸”这个词与“毛泽东”这个人之间从此有了某种联系。妈妈在心底记住了这件事。
回到中国
1947年秋，外婆携岸青舅舅和妈妈与老战友王稼祥等人一道回到祖国，住在哈尔滨。当外婆听说距此西北600公里的克山县有土改试点时，觉得是一个舅舅锻炼的好机会。外婆知道舅舅从小在外漂泊，不熟悉中国农村生活，就开导他说：“你必须去，为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实际。”妈妈就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外婆为舅舅打好行装，还把组织上刚分的一床新被褥送给他用。
几个月后，克山归来的岸青舅舅找到妈妈，跟她说：被子、褥子，你挑一个。妈妈想，东北天气冷，被子留给二哥；家里都有热炕，有没有褥子没关系，于是要了褥子。只不过，舅舅这番土改回来，浑身上下全是虱子，衣服被褥都要让外婆拿去煮沸消毒之后才能使用。做这些事时，想必外婆一定很欣慰——长征中不是就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么？妈妈说：“褥子挺漂亮，是缎子面的。用了十几年，直到1959年我结婚才换新的。”
“代我多多照顾岸青”
听妈妈讲，岸青舅舅译书有稿费收入，同事见他上班需要骑车，好心用稿费代买了一辆自行车送给他。不拘小节的舅舅从不给车上锁，不久车就丢了，为此向同事发过一次脾气。得知此事后，外公也发了脾气，严厉批评了舅舅，并要求严肃处理。妈妈说这都是外公告诉她的，外公还心情沉重地说：“不这样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爸爸太严格了……”妈妈喃喃地说。身为领袖及其儿女，外公、岸青舅舅和妈妈当时复杂的心境是外人难以理解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岸青舅舅病了，病得很重。妈妈神色凝重地想起自己曾经陪着外公缓步走出丰泽园，沿着中南海湖边，走到舅舅住的地方去看望他。舅舅一把拉着妈妈的手，兄妹用俄语对话，外公在一旁关切地看着。从舅舅的话中，妈妈觉得情况严重。外公询问时，妈妈只好如实答复。此后，外公不得不忍痛让舅舅搬出中南海，离开自己，住院治疗，时间大概在1952年春天。外公用悲凉的语调对妈妈说：“我很难过……你代我多多照顾岸青吧！”看着仅存的儿子发病，作为父亲，外公神情中有说不出的苦。妈妈心里很乱，很不是滋味……
岸青舅舅去苏联住了几年，病情有所好转后回大连休养。1959年，外公让新婚的妈妈去大连看望舅舅。知道舅舅爱听外国古典音乐，就由外公出钱，妈妈和王鹤滨医生在王府井外文书店买了很多唱片带去。“足足两大箱子，很沉的”——妈妈用手比划着。几年没见，妈妈发现舅舅胖了，快认不出来了。他们在海边野餐，在路上散步，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儿童院时代。（孔东梅）
（摘自4月12日《南方周末》，作者为毛泽东的外孙女）
毛泽东后人现状
“第一家庭”的风格
“毛岸青离世了。至此，人们方才惊觉，对这位伟人的儿子竟有些陌生。其实，这个家庭中让人们感到陌生的又岂止毛岸青一人。看看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日时毛家后人的合影——刘松林（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之妻）、毛新宇（毛泽东之孙）、邵华（毛泽东之子毛岸青妻子）、毛东东（毛泽东重孙）、刘滨（毛新宇之妻）、李敏（毛泽东女儿）、孔继宁（毛泽东外孙）、孔东梅（毛泽东外孙女）、李讷（毛泽东女儿）、王孝芝（毛泽东外孙）、王景清（李讷的丈夫）。除了依稀熟悉的一两个名字，除了少数残留的记忆，对于这份名单，人们或许只有茫然。
这种茫然产生的缘由，李敏只一句话概括——“父亲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
李敏，1963年就与丈夫孔令华一起离开高墙大院、离开父亲。从有自己的工作开始，李敏就再也没有从毛泽东那里拿到补贴，毛泽东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说到做到。
多年独立生活，李敏曾笑言，她很早就成功地把自己平民化了。她会为了“自己上街、去公园，根本没人会认出她”而感到欣慰。不过，这种欣慰的代价也充斥了普通人的酸甜苦辣，她记得因为不会生火而熏得自己满眼泪水，也记得最初煮米饭常常会做成夹生饭，面没发起来就蒸馒头，结果蒸成了面疙瘩……
李敏的低调同样影响了一对儿女。儿子孔继宁，发起成立了北京东方昆仑文化传播公司，女儿孔冬梅则创办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并亲自担任董事长，也算各有所成。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发掘红色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但当着别人的面，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他们却很少直呼“外公”。
沉默寡言的李讷更不容易引起人们关注。1976年从江西带着幼子返回北京后，这个家庭长期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许多个冬天，他们会和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购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然后用三轮车拉回家。李讷患有严重的肾衰竭，不过由于许多治疗费用要自己出，她的病也就一直拖了下来。李讷独子王孝芝第一份工作是在长富宫做门童。然而，即便境况若此，李讷还时常感念父亲对她的教导，假如不是他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恐怕很难过得来”。
相对于毛泽东的儿女，反而是毛泽东的儿媳妇、毛岸青的妻子邵华，因其“女将军”的身份——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并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成为“第一家庭”后辈之中名气最大的一位。
“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毛泽东的这句话，可以说，他的儿女做到了。
“他从小爱唱《东方红》”
虽然不能与祖父相比，但37岁即已任军事科学院正师级研究员的毛新宇，也算非常顺利。
在许多有关毛新宇大学生活的回忆里，有两点使他颇具特色。
第一，非常节俭。曾有新生充满好奇与神秘，追着老生问“谁是毛新宇”，得到的回答常常是“穿得最破的那个”。
第二，毛新宇对政治历史兴趣颇浓。毛新宇说话速度不快，但每每谈及毛泽东却能滔滔不绝。许多关于毛泽东的书，中国的、外国的，毛新宇多有涉猎，不过他直言“他不喜欢美国人写爷爷的书”，里面有太多“偏见”。
200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的重孙毛东东降生。毛新宇说，“他从小爱唱《东方红》，喜欢看跟曾祖父有关的历史片，而且，现在已经会背三到四首毛主席诗词……虽然他没有见过曾祖父，但是他跟曾祖父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血脉联系。”（史哲）
（摘自4月12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