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七七”卢沟桥的硝烟，“八一三”上海的炮火，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的大耻大辱，民族危亡时刻的拔剑而起、浩气冲天。八年抗战，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印象往往是一些或碧血横飞、或壮怀激烈的大场面。然而，历史还有另外的侧面，八年的漫长岁月，“流民图”内外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内心轨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熬过那些残酷的日夜，都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好在还有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文字，大致上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页。无论是留在沦陷区的，还是万里流徙去了大后方的，他们都一样经历了这场民族的大苦难，他们的生命一样深深地卷进了大时代的旋涡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三大名校北大、清华、南开先是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这是教授们的伙食，闻一多先生为此在家书中诉苦，他可能没有想到，更困难的生活还在后头。
       等到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要为吃饭发愁。在文学史家余冠英家的餐桌上，连蚂蚱也成了佳肴。语言学家王力辛酸地说，每到月底都要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薪水领到手了，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大孩子憋了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也没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自己不生在街头小贩之家。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只能吃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像是过节。梅夫人韩咏华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做起了糕点，拿到街上去寄售，还特意取名为“定胜糕”。
       在重庆歌乐山，女作家冰心除了节俭，还亲自动手种起了南瓜，到了秋天，门口的南瓜熟了，天天都是南瓜饭、南瓜菜。因为粮食短缺，她家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只有偶尔客人来了，才会闻到肉香。
       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编“平明”副刊，仅仅因为在《编者的话》里说了一句：“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就被人断章取义，概括为“与抗战无关论”，揪住不放。他在战时写下的系列《雅舍小品》，也曾被看作是“与抗战无关”的典型，其实他的“雅舍”不过是乡下的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蔑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雅舍的设备，简陋到无以复加。床是四只竹凳横放，架上一只棕绷，睡上去吱吱响，摇摇晃。日久棕绷要晒，要放在水池里泡，否则臭虫繁殖之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雅舍的饮食也是很俭的。我们吃的是平价米，因为平价，其中若是含有小的砂石或稗秕之类，没有人敢于怨诉。”
       在重庆的大作家老舍穿上了斯文扫地的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像个清道夫。香烟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后抽的是四川土产的卷烟，美其名为雪茄。茅盾也是，一到开会，从乡下赶来，带着一把黑色小雨伞，胁下夹一个小包。他们上坡下坡都凭双脚，不坐轿子。聚在一起能到小饭馆里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不愿从政的胡适做了战时的驻美大使，自称“过河卒子”，谁能想象大使的经济也很拮据，钱是数着花的，一生大病，住院费就要向朋友借了。他的薪水每月540美金，除了自己在美国的开销，还要负担在国内的夫人生活费，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在写给夫人的家书中，他几乎每信都要提到钱，很注意节约，衣服不讲究，茶叶不买顶贵的。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当孔祥熙送他一笔钱付医药费，理解他的朋友知道他不会收的，后来果然退还了。大使有一笔大使的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可是他分文未动，等到卸任时原封缴还国库。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对他产生敬意。
       郑振铎一直没有离开上海，坚守在“孤岛”上，一面在暨南大学任教，一面大量收购旧书，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他是为抢救、保存本民族的文化，当他知道日本人也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方志等文献时，他的民族意识更强烈了。对他来说，“买书如攻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为止。他曾写过一篇《最后一课》，记录了1941年12月8日在暨南大学的那一幕：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我常常觉得，正是生活的细节才真正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如果缺少这些细节，历史就只是一个轮廓，一片森林，大轮廓中模糊的影子会在这些活的细节中渐渐清晰起来，森林里每一棵不同的树、每一棵不一样的草，都会舒展开自己的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加逼近真实的世界，一段活的历史。总是片面强调历史的某个侧面，会使我们失去把握历史丰富性、多样性的能力，历史是由生活构成的，生活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历史往往更可信。记录生活，就是记录历史。■
       【舒晴荐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