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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前身叫“电化学校”。这是抗战时候一群艺术精英躲到重庆的北温泉，初创了一个电影广播学校。北温泉，所处天府之国、缙云山麓、一片黑松林里。“林下温泉分流如溪，合洪成瀑。晴日白雾似烟，雨天若喷。”林斤澜是进入这所学院后开始做文学梦的。
       这里汇聚了整批的文化名流。史东山、郑君里、梁实秋、焦菊隐、张骏祥、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其中还有一位不吸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结婚的盛家伦。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夜半歌声》的歌者。他教过几节课，后来逃课如逃学。会议不开，薪金照拿，坦然自若。
       史东山
       史东山在中国电影界，是元老级的导演。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史东山讲的就是电影导演课。可他经常讲不出什么名堂来，但神态状貌，给人印象深刻。
       上第一堂课时，是初秋，窗外阳光澄澄，一边是嘉陵江，一边是缙云山，山脚一片松林黑压压，似听阵阵松涛。
       史东山叫学生们把椅子凳子搬出来，散坐在院子里。他自己横跨一张长凳，时而“骑马”，时而偏身斜坐，说话慢腾腾，好像句句“若有所思”。内容大致是说自己到过一个学校，那里没有什么教室，小板凳，山坡上，自由讨论……只有小部分同学能够联想到，他说的是“解放区”的学校。说这些话的时候，是1943年，白色恐怖正笼罩着山城。
       这是他上的第一堂课，完全没有说到电影，更没有牵涉导演业务。
       那时候他才四十出头，已经留起小胡子，背微驼，很是个老导演了。他的眼里总有个笑影，也热情，也嘲讽，也莫测高深。
       史东山始终没有系统——也就是成本大套地讲过导演学。他只是零碎地讲些电影，也许是实际，也可以说是实用。常说到的有斗牛的《碧血黄沙》，英格丽·褒曼的《卡萨布兰卡》，等等。
       史东山后来还是拍戏，拍过无数的戏，林斤澜亲记了几件极小的小事。一次，总排时，史东山大发雷霆，打了搞灯光的小青年一记耳光。以后，他当众正式道歉。
       对于林斤澜想学写剧本，史东山摇头。他叫林斤澜先写“本事”，即当年电影院的宣传品，如上书故事梗概的传单广告。后来林斤澜自己写小说了，喜欢打乱故事顺序，方知先有“顺序”，而后才有“打乱”，才以为史东山没错。
       茅盾
       茅盾是林斤澜接触最少的前辈。
       1940年秋，林斤澜17岁，决定去延安。组织上把线路排好，但林斤澜到了重庆，却无法联系到接头人。走投无路之中，林斤澜想起了茅盾先生。当时茅盾是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
       少年林斤澜便给茅盾写了一封信，要到新疆学院读书。茅盾很快就给林斤澜回了一信，告诉林斤澜不要到新疆来，要林斤澜“就近上学”，署名是“沈雁冰”。那个时候，茅盾在新疆也快呆不下去了。
       林斤澜和茅盾重新通信已是1955年以后的事了。
       林斤澜回忆，1964年之前，全国小说年选，差不多每年都有他的小说。难得茅盾常有信来，而且是主动来信。信的内容是关于林斤澜的小说。林斤澜说：“茅盾来信也问意见，但大部分说的是我小说的缺点，说你哪里哪里写得不好。这非常管用。”可惜“文革”的时候，林斤澜把一些重要的信件交给他二姐保管。他二姐也住在北京城，是个教员。等风头过去一问，不料他二姐早已把信件统统烧掉了。
       在林斤澜眼里，茅盾为人极好，崇高，又有雅量，他对下一辈作家非常爱护。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虽然并不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做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林斤澜还举了《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的例子，王愿坚也是一个，还有杨沫。林斤澜说，《青春之歌》红一阵后，开始批判浪涌。这时茅盾说：“当时知识分子的革命，确是这样的。”杨沫立刻月白风清。
       在2004年出版的《茅盾手迹精选》，有茅盾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用便笺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的一封信，是看了林斤澜的小说《一瓢水》之后的意见，推动了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封信对林斤澜非常重要，此后，林斤澜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就接二连三地发出来。
       林斤澜家里，有茅盾写给他的一幅字。林斤澜说是茅盾寄来的。这幅字是茅盾自己的一首诗：
       元戎已自化猿鹤，熙攘人间换物华。昨日偏裨新打扮，登坛谄笑幻龙蛇。翻云覆雨不知耻，浑忘当年勤舐痔。篡改经典自吹嘘，核时代道在溺屎。华灯照影一逃兵，顾影相怜起共鸣。更有叛徒相吹捧，戈操同室不留情。倒行逆施讵能久，革命风云正怒吼。它年历史有公论，小丑终究是小丑。
       六三年二月十三日作 斤澜同志两正
       茅盾 六四年七月九日北京
       沈从文
       林斤澜的家里，也留有沈从文的一幅字，内容却是刘桢的诗：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沈从文这幅字不标年月，林斤澜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别人都有。沈从文有一段话，就是写他当时的情形：孤独、伤感和无望——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阂，理解之无可望……
       有件事很有意思。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他早就去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他解释说，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
       建国之后几十年，巴金一直和沈从文通信，一旦进京便访问他。朱光潜也一直看好他。除此之外，文艺界著名人士大多对他不好。旧日朋友隔绝联系，沈从文伤感地说：“那些身在北京城的人，也像是在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找找我。”林斤澜回忆说，1961年，一次作协的会议后，在北京小羊圈胡同外的公共汽车站头，他亲眼见到沈从文追着叫丁玲，丁玲不回头。
       建国初期，沈从文曾写过一篇小说叫《老同志》，是写一个老炊事员的。建国后，思想改造，沈从文进入“革命大学”，他和一个老炊事员每天在一起。这个老炊事员给他印象很深，觉得自己应该向老炊事员学习。但这篇小说没有成功。
       1961年在北京新桥饭店，开了一个五百来人，几天的“文艺座谈会”。有一天，周扬来参加文学组的小会。老前辈陈翔鹤徐徐说道：“沈从文想写小说，听说打算写一个革命家庭，是长篇，可不可以安排……”周扬“立即收起笑容，一沉，一绷，静默几秒钟，沉吟道：‘我们给安排时间，创作假，几年？十年，够不够……’”
       不久,中国作协办公室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意思是沈从文6月25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但是，作协6月23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
       1961年7月18日，沈从文在青岛写信给中国作协，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设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但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写出来。
       
       老舍
       建国之初，老舍出访苏联归来，在霞公府小礼堂做报告。那是个星期天，听众满座。沈从文也坦然走来，只是不和人招呼，在讲台正前正方五六排地方，默然坐下。老舍一开讲，沈从文就摸出一本软面笔记本，因近视，把本本卷起来托在胸前，右手的水笔竖直，直行记录。那都是拿惯了毛笔的缘故……目不旁视，手不停顿，全座就他一人。
       老舍向来妙语连珠，这回目光一落在沈从文身上，口角不禁迟慢。报告完毕，听众外涌，老舍好嗓子，低沉又传远，叫道：“从文，一块儿走。”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尽管那笑容——不好形容，只是叫人想起他常自称的“乡下人”吧。
       林斤澜是对老舍最熟悉的几个人之一。林斤澜夫人谷叶曾说：“我们到北京那一阵，斤澜替老舍跑腿儿。”林斤澜是1950年上半年到的北京，在北京人艺创作组。调到北京市文联是1951年底的事情。林斤澜说，老舍是个比较复杂的人。他认为老舍是一个智慧过人、知人知世的人。1955年反胡风之前，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他每年两次把文联的同人叫到他家聚会。一次是菊花开了，赏菊。还有一次是他的生日。聚会都要喝酒，他家有很多酒，汾酒，竹叶青，伏特加。要喝什么喝什么，要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炫耀是毛主席送的。老舍自己是好酒量，从来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溜到桌下，两只手还在空中抓划找酒瓶。1955年之后，这种事就少了，到了1959年“反右倾”，林斤澜就没有这类事的记忆了。
       林斤澜在《名著选读》中说：“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他认为1966年8月23日那天是重要的，因为老舍次日出走、死在太平湖，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叙述。
       那一天，一个自称高干子弟叫侯文正的北大毕业生打了不少电话，叫人到文联大院里来。北京女八中的一群学生也来了，十五六岁，后脑支着两把小刷子，穿新旧拼凑的绿军衣，一律宽腰带，带铜扣。
       下午三点左右，院子里沸沸扬扬起来。文联和文化局同在一个院子，文化局那边先叫喊起来。文联会议室这边“学习”的人们屏声静气，翻张耳朵。当文化局那边大声叫揪名旦荀慧生时，只见老舍站了起来，脸上抽搐，甩甩手，嘴里啧啧几声，走出五六步，回头，坐下，木然。
       忽然，文联这边两扇门打开，外面几条嗓子叫道：“出来，出来……”老舍和大家鱼贯而出，毒日头里晒着。只见一群人围打萧军，作家管桦在人丛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好心人立即把管桦拽到人后。有人把萧军从地上拉起来，要他认罪。萧军叉腿站定，叉手丹田，徐徐答道：“服打不服罪。”
       接着，一批人又被揪到“国子监”去批斗。文联被揪的，第一名便是老舍。傍晚回来，老舍单独被押进他的主席办公室，头包白绸水袖，白绸水袖挂着血迹，后脑又渗着血。他蹒跚走进屋子，却不坐办公桌，也不坐沙发。在沙发前边，背靠沙发扶手蹲下，蹲在地上。老舍当时的女秘书坐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为的是避免和老舍说话。而前段时间，她就写过大字报，说老舍在上海还有女人云云。
       天渐渐黑了,老舍又被架出来批斗。老舍从一天的萎琐里挣扎出来，他奋不顾身了：“我有话说”、“我没说完”、“我有话说”……
       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觉得大逆不道。很快就有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着耳朵了，勒不下去，但还是拼命勒。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连手带牌子碰到了红卫兵的脸。于是，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打打打”的声音，花坛上女红卫兵劈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劈啪乱打。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是成团堆在地上。
       林斤澜说，革委会副主任浩然那时的确怕老舍出事，他打了不少电话，声称这样的人物，若是打死了，大家不干净。最后，来了两位警察。警察上了花坛，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边，起了把红卫兵隔开的作用。只是全无表情，也无话说。老舍还蹲在地上，警察不去碰，也不看，最后还是革委会的人上去，拽起老舍，也拽过警察的手，算是完成了交给专政机关的“手”续。老舍起身还没有站稳，就对警察咧开肉皮，一笑。表面上看，这是皮笑肉不笑。可是叫人心里——用一个北京土字：“”！
       从此，林斤澜再也没有见过老舍。
       林斤澜家里，保存着老舍写给他的两幅字：一是抄录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一诗：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二是直幅的四个字。老舍对林斤澜说，纸是清初的纸，极好。是这样四个字：
       健康是福
       沙汀与艾芜
       1961年9月底，郭小川派人把林斤澜叫到中国作协。他吩咐林斤澜和刘真一起，奔赴四川成都，会合前辈作家沙汀、艾芜，访问贵州，主要是访问云南。日期行程，到地或分或合，一概宽松自由。郭小川又用闲谈口吻，说到沙汀、艾芜都是短篇高手，艾芜抒情，沙汀乡土。而且指出，林斤澜着重跟沙汀。
       林斤澜和刘真到了成都，见了沙汀和艾芜。林斤澜很快发现，沙汀、艾芜，性格和地位区别很大。沙汀外向耿直，犹如烈火，艾芜内向平静，好像秋水。艾芜沉稳，少言寡语，沙汀骄纵，哇啦哇啦说话，毫无顾忌。
       在成都，林斤澜找艾芜谈天。林斤澜发现艾芜说话，没有抑扬，没有顿挫，也没有用手势帮助说话，只是平声平调的。甚至没有扭头和抬头，那眼睛好像只是盯着林斤澜的第二个纽扣似的。艾芜的女儿，花季时节精神错乱，不能出嫁。艾芜也不避讳，照旧平静又温和地说道：“一个家庭有了这种事，阴惨惨的。”好像是说别人家里的事。
       一日，沙汀和林斤澜喝小酒，就是晚饭前先喝一点。沙汀喝的酒，一般是茅台，差一点也是泸州老窖。他在住处小茶几上摆酒杯，酒瓶就放在茶几和沙发下的角落里，像是藏着。沙汀给林斤澜斟上酒，谈起林斤澜“大跃进”时期写的《山里红》。《山里红》中写到黑夜里走路：没有月色，没有星光，可是夜黑浓淡不同，层次不一。可以感觉出来这是岩石，那是丘陵，大树和小树林。有的地方发灰，那是道路，闪白是水沟……
       沙汀夸奖写得好，并用寻思的口气说：“好像还没有见过这样写黑夜的。”
       再一天的傍晚，沙汀和林斤澜散步。沙汀走在水泥路一侧草地上，林斤澜走在另一侧。
       沙汀忽然心血来潮，冲口问道：“你觉得沈从文怎样？”
       林斤澜正考虑怎样回答。不料，沙汀在暮色中弹跳了起来，先是从那边草地上弹跳到水泥路上，再从水泥路上弹跳到林斤澜这边草地上，柱子一般立在林斤澜前边，林斤澜不好后退。沙汀的“指头枪”在林斤澜肚脐眼那边戳上戳下，说：“你说！谁有他那么有风格？谁有他写得那么多？不容易！”
       林斤澜谈到沙汀的《记贺龙》时说：“《记贺龙》最初发表在海外报纸上，副刊，连载。我读到的是一个翻印的小册子，当时不只是喜欢，实是震动了。这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在他的集子里，我又见到这一篇，立刻重读，可惜，删掉了一些精彩的内容。比如，沙汀记录贺龙当年，称呼人多用外号：‘毛大帅那天喝醉了……’，又比如贺龙用粗话骂爱将，爱之深，骂得越厉害。”
       林斤澜说曾问过沙汀删改的事，“万万想不到，沙汀断然回答我：‘我没有删改！’这一下，我哑口无言。难道是我记忆错误？不，记忆里多个精彩的细节一起闪光，闪闪如过电。当时我心想，这位前辈自己做的事怎么会不认账呢？我盯着这位前辈的脸看，他全没有平时的骄纵模样，倒是垂下眼皮。我想他有烦恼，他到底还是一个作家啊！后来，我还发现，沙汀重新出版旧时日记，竟也删走一些很有个性的、抒情的东西。”
       （摘自《林斤澜说》，程绍国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定价：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