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到现在，上海摄影师宋涛和小纪的照片一直挂在复兴西路上的画廊里，一张都没有卖出去。暗淡的行情却没有影响他们的信心。“我相信我们会成功的。”宋涛说，很坚定，他的朋友小纪点头赞成。
不光是小纪和宋涛这样想。2006年，对成功前所未有的渴望，伴随着关于成功的种种传说，在中国摄影圈里萦绕不去。
亢奋的气息
去年10月底，在名为“专家见面会”的一次市场活动中，一些国外影像专家应邀来到中国，与数百个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300个中国摄影师见面，评价他们的作品。类似的活动在国外据说是一种惯例，在中国却是头一次，由此引起了摄影师们空前的关注。
这似乎是最好的时代。资本争相进入中国艺术收藏市场的大背景已经人所共见，“过分充裕”的资金除了一路推高股价和房价，也在寻找一切可能的增值机会与渠道。中国摄影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亟待开拓的收藏领域。
这似乎又是最坏的时代。有人敏感地在现场捕捉和市场口味有关的只言片语。一位重要的摄影评论家、前《现代摄影》主编李媚忧心忡忡地说，国际市场的“标准”，对中国摄影的趣味、风格和偏好正在发生非常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评论家刘树勇用不无讽刺的口气说，有人准备随时模仿那些受到国外专家青睐的作品。
当时间到了年终，成功的统一标准——行情，也迫不及待要浮出水面了。
去年11月底，一家拍卖行举行了中国第一次影像拍卖专场，一些耳熟能详的照片，都卖出了好价钱。2007年1月，一家专事中国影像收藏的公司获得了风险投资，热闹而高调地与上百名中国摄影师签订了合同：它承诺将有一系列的市场推广活动，包括在法国和中国举行的拍卖，以及常驻国外的分支机构，向国际市场推销签约摄影师的作品。
至此，空气中真正充满了“亢奋”的气息。
“不好卖”，还是“过时”？
宋涛和小纪也参加了10月的“专家见面会”。在那里，他们看到的中国摄影师或许比此前看到的总和还要多。
在画廊遍布的北京798艺术中心，“百年印象”是其中最早专门代理摄影作品的画廊，也是“专家见面会”的主办方之一。画廊主人陈光俊一直经营着一家高档摄影器材商店。百年印象代理的《我和我的新娘》（共9幅)是邱震的毕业作品。因为资金和技术的原因，邱震的作品还不能称作完美，标价却称得上昂贵。陈光俊承认，这些照片的价格远远高于一些更有名的摄影师的成名之作。同样由百年印象代理的还有《中国青年报》记者解海龙的作品；解海龙拍摄的失学儿童的照片，曾经作为“希望工程”的标志轰动海内外，其中传播最广的代表作《大眼睛》，就挂在百年印象的墙上。编号24号的照片在不久前的拍卖会上拍出过30万元的价格，但此前画廊标价最早是600美元一张，剩下张数越少价格越高，最贵也不超过每幅2000美元。
标价即使不是画廊经营活动的核心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一般来说，标出的价格经过画廊和摄影师双方协商，但画廊的意见最终具有决定性。定价意味着画廊对摄影师作品的市场定位。
定价之惑
李媚认为，西方人比中国的收藏界要早许多年关注中国的摄影，市场的营造者顺理成章地决定了口味。
“在这个价钱决定价值的时代，哪儿有市场，哪儿的标准就是标准。谁的钱包鼓，谁就在制定标准。”她不无苦味地说。
现在的展览与市场关系密切，“一些看上去可能没有很好的市场利润”的作品就被断然排除在外。顾铮认为，“一些摄影家开始做那些可以和美术作品拼尺寸的大照片，因为价格不一样”。尺寸越大，价位越高，画廊也越起劲——而纪实摄影一般只能放大到20英寸左右，受到冷遇是可以想见的。
真正不幸的是，亢奋的国内市场最大的渴望是与国际接轨——首先要在价格上接轨，由此产生许多乱象。
在西方成熟的影像收藏市场里，一组照片定在什么价位，基本上有据可依：除了作品数量和作者的知名度这些基本市场数据，作品的风格与影像表现力是定价的另一个依据。“健全的市场是通过画廊来找摄影家。而有长远眼光的画廊强调与艺术家共同成长，将他们稳定地推出去，有计划地举办展览，为作品拟定一个理性的价位与上升通道。”顾铮说。
在初期亢奋的市场上，画廊都在跑马圈地；年轻人很容易找到签约画廊或者代理。然而，画廊能否提供定期和有效的推广，其中甘苦，也只有个人自知。
（《新民周刊》2007年第9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