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的午后，他的书桌上放着新书的手稿和打印出来的校样。手稿用的是清华历史所的信纸，只是上面的横格显得比较碍事儿。纸被对折了，蓝黑的墨迹一列列竖着泻下来。“我不会用电脑，老想学，可一直没学。其实孙女是可以教我的。”
何老有独子，专事濒危野生动物研究，一年总有八九个月在外；家里原来三个人，老伴儿，还有孙女。老伴儿的照片还放在书桌上，只是人已于两年多前故去；孙女也去了澳大利亚。现在，他每天早上五点醒，而后干点正经事，中午睡一觉。下午看看电视,翻翻报纸。无风的傍晚，散散步。
《上学记》开篇第一句“我的祖上没有名人”。他说“人家写自传，总是从祖上的名人讲起，我对曾祖父以上一概不知”。要说家人的影响，就是“两个姐姐都是北大的，好像受她们影响，才进的北大”。和这个学校的缘分从此结下：“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夫、老伴儿、妹夫也是这个学校的，甚至我的熟人，主要也是这个学校的。”
陪老人看老照片。照片后的事，几乎都记得。从美国上世纪80年代外甥家的农场、讲到西雅图，再到英国伦敦的温莎堡、德国慕尼黑……有一张照片是1991年在德国海德堡拍的，不见人影，只有一条黑格尔曾经散过步的“哲学家之路”。
何老从前看小说，现在看得少。年纪大了，便觉着生活比小说更好看，更精彩。这位无党派人士，不信教，世间走了80多年，在他看来依然神秘，且强调“永恒地神秘”。在似乎看不完的照片中，有不同届的前国图馆长任继愈、同届不同系但同寝室的作家汪曾祺、沈从文在耶鲁的小姨子张充和夫妇……还有哲学家李泽厚。书桌上，放着一篇文章《李泽厚被研究》，他说从报刊上剪下来，是为了给李泽厚寄去。
还有一张合影，是他陪着社科院第一批研究生去找郭沫若时拍的。我想问他要这张照片在报纸上一用，他不肯：“这样我便成了搭便车的。不妥。”
摘下帽子，头顶锃亮。他又翻出了些老照片：“二十四五岁时，满头头发；中年了，还有头发；再后来，就没有了。”后对着照片上二十岁的风华正茂“数年头”：“1941、 2001…… 2007”。得出“66”这一顺畅的数字，何老说：“好可怕。”
其间，还接听了个电话。听闻一老友骨灰被送回老家，他说，“魂归故里，好……好。两年前，年逾八十的他，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去美国看姐姐，探望归来一个月后，世上最后一个同胞姊妹走了。他现在时常惦记的，是一位“老同事”，今年100岁了，他每年春节都去看她，他说今年还去。后来，知道了他说的是中科院院士梁思永的夫人、梁思成的弟妹、梁启超的儿媳。
说到翻译时，提起傅雷，他感慨其“太天真，太相信，太真诚”：“人在世上，不可能太认真，也不可不认真。不认真又觉得很难过。”我正想着何老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有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吟起了李白的《行路难》：“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
五十多岁时，何兆武见“牛棚棚友”、时年八十有余的史家谢国桢总是笑呵呵的，便说：“您年纪这么大了，身体还这么好，一定得益于您的开朗。”谢老说不然，还说“精神上特别压抑”。何兆武不解：“大家都尊你大学者、老前辈，还压抑什么？”谢老说：“我熟悉的亲友几乎都不在了。”三十年过去，谢老仙逝，却把当年的滋味留给了他尝。“我这一辈的，大多数都走了。现在，我时刻准备着。”——他一直笑眯眯的，不时大笑，说这些亦如此。
谈话间无意提起本杰明的书，何老说没看过，嘱咐下次带一本看看，交流交流。我起身告辞时，窗外已是暮色沉沉。他与我握手：“谢谢你来。欢迎你再来。”
他说不相信人有来世，但他相信还有明天。(朱玲)
（1月29日《北京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