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这三个字，似乎远不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译著的名字叫得响亮。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他，去年“成他人之美”口述出“畅销书”《上学记》。近日，新作《历史的观念译丛》的校样，又已摆上他的案头。
翻译《西方哲学史》，是出于兴趣“揽私活”，几十年不知道是毛主席派下来的
何兆武翻译出版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些著作，他在学生时代便读过；着手翻译，则是他“觉得好玩儿”揽来的“私活”——用他的话说，是“地下工厂”，是“自留地”的营生。
上世纪50年代，何兆武的“正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因为经常串门儿的大学同学时任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他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翻译任务”——罗素的《西方哲学史》。“50年代，刚解放不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大家谈得很多。罗素已经得了‘诺贝尔’很有名了。他搞‘世界和平运动’，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新中国政府特别欣赏。于是罗素把《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毛就嘱咐下边的人把它翻译出来。那时候的出版界跟现在不同，分工非常严。但凡翻译外国人文、社科的，都归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就找到了我，也没有跟我说，这个是哪里来的，只说要翻。因为是‘自留地’，所以每天都是下了班后在家里忙。精力有限，时间也有限。一年多后，翻了前面一段，我说不翻了，没那么大的精力，就辞掉了。后面一部分是别人翻译的。”只是到“文革”结束，他才从商务的朋友口中得知“毛主席”这回事儿。
林纾这样的大学者也会犯“拂袖而去”之类的翻译错误。不少误译发人深思
在他的翻译之路上，何兆武称“错误总是难免的，但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犯错误”。他说，翻译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背景知识。在《上学记》中，他曾提到,《天演论》的译者林纾，曾用“拂袖而去”形容西装革履的西方人。“当时国人身着长衫，才有‘拂袖’的可能。”
说起翻译，何兆武讲起好几个著名的笑话：“孟子”在国外的刊物中现了一次后，再次“回国”，便被北大的一位先生“更名”为“孟休斯”。毛泽东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意指“无法（谐音‘发’）无天”；结果翻译出来，便成了“毛主席说，我像是一个孤独的和尚，撑着伞走”。他说：“做翻译的，必须知道这一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这都没有，你肯定闹笑话，甚至闯祸。这不是外文的问题，也不是汉语的问题。”
在这么些年的翻译生涯中，有一个自己发现的错误让何兆武难忘。“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英国19世纪梅因的《古代法》。那里有一章，专门对照法国的两种法，一种是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律，一种是大革命以后的法律。大革命以后是拿破仑当政，他修了一套法典。里面有两种法典的对照，就是为了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不同。此前是波旁王朝，叫做王政时期；以后是拿破仑做皇帝，所以叫做帝政时期。翻译者是一位法学家，一些法国名词都掐得很好，但在历史问题这里犯了个错误，他以为王政也就是帝政。这一写，有些思想完全搅乱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差别多大啊？所以，专业知识要有，一般知识也要有。”
对于哲学本身，何兆武心里也有一个“小问号”：“现在，我们总把哲学，划归人文科学，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商榷。中国的传统，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君子’、‘修养’……个人修养的问题，可以作为哲学的内容，但哲学主要的不是这个，得讲出一个道道，一个原理来。近代真正的哲学家，基本上都是自然科学出身的，而不是文科出身的。”
《上学记》改好错再送人
提起《上学记》，何兆武打趣道自己还是“不务正业”：“原本没想写这本书。”书皮上显示，他只是口述者，“撰写，文靖”。“以前清华的研究生，毕业后去三联做了编辑，来跟我聊过去的事情，本来就是谈天儿。谈了天以后，凭借记忆，文靖写两篇文，后来发表了。之后，他说，不如多谈两三次，干脆出一本书。后来没事就聊天。”本是一桩“不费自己什么劲儿”，又可成人之美的事情，何兆武没想到会有很多人喜欢。只是每每送人，总得“改了错才敢送人”，现在他还念叨，“改不胜改。”书里写“解放以后”，其实是“胜利以后”。“1945年日本投降，叫‘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才叫‘解放以后’。”
那段历史，何兆武自称啥也没说。从前连日记都不写，倒是现在写了。“从前有从前的原因，现在有现在的原因。这几年脑子不管用，比如别人找我约稿，我得记下什么时候交什么稿子给谁。这些我忘了怎么行？至于以前,我是在汲取社科院历史所顾颉刚的教训。他啊，学清代汉学家的作风，每天日记非常详尽，包括自己的思想、感情。‘运动’一抄家，哪一条都是‘罪状’。”
自言读书不职业，最美好的读书岁月只有两度，那时的不少大师都没学位
在《上学记》中，何兆武如此谈读书：“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他对记者说，自己读书没正经读，不是职业的，只是“票友式”的。“没事儿就哼两句，自由散漫惯了。跟有的人喜欢美食、有的喜欢炒股，没什么两样，兴趣不同而已。”
对何兆武而言，最美好的读书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三年，另一次就是 1939至1946年西南联大的七年。“我们那个时候，不过分注重学位，多看一个人的水平，看成绩。从老师到学生，都是如此。像陈寅恪、梁漱溟、华罗庚……都没有学位。包括钱钟书。钱钟书后来去美国，有没有给他名誉学位我不知道，可原来他在英国那边是没有学位的。沈从文只念到小学，中学都没念过，你有那水平就行了，你是大文学家。”
言谈间，说到当下研究生必须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方可顺利毕业，何兆武说：“真是没有道理。作为学生，任务就是读书，就是把书念好。有文章发表固然好，没有必要一定要发表几篇。结果有些学生就花个三千五千，到核心刊物买版面。拿到毕业证了，找到工作了，再把这部分钱给弥补回来。有点异想天开。”
幸福，是美好的希望；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
年轻时的何兆武，看到17世纪法国的作家们，纷纷写出“幸福论”、“爱情论”，读到兴致盎然处，也想自己写上一本。老来提起，何兆武说：“那是年轻的想法，现在没这个勇气了。”这时，他说起自己曾经的译作——美国历史学家凯特·贝克尔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真》。这本书描写18世纪法国革命时，许多革命志士为推翻封建王朝、争取民主自由而励精图治，许多革命者都上了断头台——女革命家罗兰夫人便是其中之一。“凯特·贝克尔说，如果罗兰夫人知道，她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后来落实到现实层面上，就是二十世纪法国的‘第三共和’，从1870到1940年，一段充斥着贪污腐败、派系斗争的非常肮脏的历史，当年罗兰夫人上断头台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勇气了。我非常欣赏这句话。年轻时候太浪漫了，有一个美好的理想，其实远远没那么简单。”
何兆武说，“我想，年轻人都是这样吧。把理想当作真实。或者以为理想就真的是可以实现的。这一点倒是非常唯物的。毕竟生活是非常现实的东西，并不都是跟着理想走的。”但是，“人，总归要有美好的希望，这是幸福的要义。”他对幸福的定义，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考问与扬弃，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缺席清华给自己举办的祝寿会，因为“我不赞成，不适合”
2001年，清华试图为何兆武举办一个八十大寿庆祝会，请了些人来座谈，被邀者全是他的熟人，但是他一直婉拒。别人当他谦让，祝寿会如期举行。只是没想到，座谈当天，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家门上却是一把锁，“主角”缺席。当记者问起，他说“那太那个什么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应该了解自己。一个人如果有成绩，可以这么做。但我平凡至极的，你也这么来，我不赞成，不合适。”
何兆武说自己有很多的缺点，譬如，“我说了很多假话。”在河南信阳“干校”期间，每天早上读毛主席语录，背林彪写的语录前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我是不信的，我相信人都是会死的。我知道这很荒唐，但每天早上举着‘红宝书’和大家一起念。在那种年代，你不荒唐就活不下去。赫鲁晓夫曾有一个说法——‘健全的理智和常识’，我觉得这一点是永远必要的。”
年轻时，何兆武喜欢鲁迅。“到现在，虽然不看了,但还是欣赏。他非常勇于正视这个民族的劣根性。鲁迅也正视自己的缺点，譬如，他说自己急躁等等。我觉得一个民族难免有缺点和弱点，你不正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勇敢。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往往容易只讲光荣跟伟大的一面，这不是好的态度。人应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的。”
有一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答案，一直想请教伦理学家
“北大历史系，有个老前辈，叫做邓广铭，他九十多岁死了。我在报上看到一篇他学生写的悼念文章。“文革”以后，邓广铭说自己没受过什么大罪，因为他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老实说，那个时代，都受罪的。这让我想起伦理学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其实是“很根本的一个问题”：“一个人应该真诚，应该正直。但在什么条件之下，你可以懦弱？可以屈服？黑夜里路上碰到打劫的，这时候拼死斗争，当然是了不起的勇气，但交出钱包，也未尝不是明智之举。何必为了这点钱舍命呢？那种状态，说真话，会让人受到更多折磨。我弄不清楚，伦理学上碰到这种具体的问题，应该怎么讲？你要那么想，好像也很泄气，压力一来，什么假话你都可以说，什么谣都可以造。这个社会没有一点正义了。皇帝的新装吧，你硬要说他没穿新装，而因此要自己的命，好像也犯不上。一个人应该正直，但要考虑正直的效果。这种两难的局面，是伦理学上一个大的问题。我到现在都没有答案。一直想请教伦理学家，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
（1月29日《北京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