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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权力清单更要责任清单
       从2006年12月15日起，石家庄市区各繁华街道、十字路口的“12319”城管便民服务电子屏幕，开始滚动公开市直部门的行政权力。先行发布的是该市城管局的“权力清单”。今后，石家庄还将陆续公布市、县两级和市直行政部门的“权力清单”。
       在传统的行政理念中，有人往往把治国理解为治民，把管理社会事务理解为管理老百姓，把管理老百姓比喻为放羊，而权力则成了“羊倌”手中的鞭子。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部门的职能走样了，行政理念的含义也扭曲了。随之而来的是职能部门职权不明或滥用，“羊倌”随心所欲地挥舞“鞭子”。
       在某些部门，政府干部因对自己职权不清，该为老百姓办的事没办，本属于自己职权分内的事却相互推托，而一些根本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事情，在利益驱动下，他们却争着做、抢着干。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向社会公布各部门“权力清单”是值得期待和提倡的，这有助于提高政府执法部门执法的透明度，防止滥用职权。
       但是，法律常识告诉人们，权力和责任义务是对应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责任义务的权力会缺少约束。因此，政府只公布“权力清单”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公布跟权力相对应的“责任清单”。执法人员只有将责任义务和手中的权力结合起来，在行使权力时，才有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意识，才有助于自我警示、监督，更有助于切实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现代法治社会本质上应是“权利社会”而不是“权力社会”，这就要求，对于公权力，应当适用“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凡是未经法律授予的权力都不是合法权力；而对于私权利，应当适用“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知情权……都是与生俱来的合法权利。而要确保这种“合法权利”不受损，就需要政府执法人员乃至其他工作人员必须切实遵循“责任清单”，而不单单依赖于“权力清单”。(陈霞)
       （2006年12月21日《扬子晚报》）
       “牛栏关猫”式监管，怎管得住“硕鼠”
       “红顶商人”、宁夏西吉傻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魏生强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个资产曾达到2亿多元、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短短几年内走向破产，已然叫人扼腕，更让人震惊的是，企业高层联手腐败，数额高达2650万元，5年之间竟无人知晓！追根问底，无人监管、无法监管是主要原因。
       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长的决策必须经过董事会决议才能通过。在傻傻集团成立之初，设立了董事长，却没有董事会，这其中有多大的空子可钻？
       权力过于集中而无人监督必然滋生腐败。对一把手的监督难度大，“上级监督离得太远，同级监督碍于情面，下级监督不了解情况”，这种“牛栏关猫”式的监管必生企业硕鼠。企业领导一言堂、厂务和财务不公开透明、经营管理混乱，这些问题傻傻集团都存在。加之缺乏有效有力的监督，不出腐败也难。监督制度薄弱，监督机制缺失，所谓监督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种情形下，企业的穷途末路也就成了命中注定的了。
       现在我们大部分企业还没有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部分企业基础管理，特别是财务资金管理涣散软弱，内控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有的甚至造成管理和经营失控。个别企业领导缺乏廉洁自律意识，造成违规违纪乃至违法案件时有发生。
       要真正铲除企业“硕鼠”，必须以厂务公开为主，加强企业廉政建设。厂务公开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有效措施。还要不断完善监督体制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增强有关规章制度的可操作性。同时，加强企业职工对企业领导的监督意识和能力，对企业健康运行真正形成正常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这应是西吉傻傻集团之类的企业给我们的正面教益。(刘晓莉)
       （2007年1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
       石油三巨头自封“管理大师”像说相声
       1月5日，中石油老总蒋洁敏、中石化总裁王天普、中海油老总傅成玉首度回应公众对垄断利润的质疑。三巨头几乎一致地称，与国际油价比，国内油价仍偏低。高利润主要不是来自垄断而是加强管理创造的。蒋洁敏举例称：2006年12月，国内汽油价为每吨5200元，而同期新加坡汽油每吨折合人民币5509元。（1月8日《中国青年报》）
       公众所质疑的高利润达到何种程度呢？2006年央企全年利润7200亿元。仅三巨头之利润总额加起来约占央企总利润的一半约3600亿元。
       管理的字面语言是负责某项工作使其顺利进行，人类对企业管理知识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三名石油老总轻飘飘一句高利润业绩出自管理之手，3600亿元是他们内部挖潜给“挖”出来的。如果真这样，三巨头完全可以被封为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且这种博弈商海的能力完全可以称作“一种天才般的智慧”。
       但实情并不是这样，三巨头倒像是在说“群口相声”。中国石油行业的管理水平还不高。实际上，我国的油品市场定价，因某种行政推手作用已部分扭曲。就拿新加坡来说，该国公民年收入与我国公民年收入有巨大落差，他们的油价里包含30%的税，没有我国的高速路费、过桥费、养路费等额外支付。
       恕我向三巨头头上浇盆凉水，单以频发的安全事件和臃肿的流通管理现状便可以说明，石油行业的管理不先进甚至落后，无法成为全国其他企业之效尤。不仅不值一学，我们还应尽快捅破垄断这层窗户纸，彻底厘清里面的未尽信息，还公众以更多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周明华）
       （摘自2007年1月9日《大河报》）
       “审美强迫”的大片还能走多远
       岁末年初的电影市场被《满城尽带黄金甲》所席卷覆盖，由此再次引发了关于国产大片的话题。这实际上构成了我国电影文化中值得研究的“大片现象”，并成为一个在当下最受关注的影艺问题而推到影人和观众面前。
       “大片”这个概念，是电影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商业元素日益强化、受众要求日益提高后所出现的。然而，真正的大片无疑应该具有恢宏的叙事结构、深邃的思想内涵、丰裕的审美情趣、生动的人物群像、严谨的戏剧冲突、独特的细节展示、精彩的镜头语言等，而现在的国产大片基本上缺乏这些条件和要素，显得先天不足和贫血单薄，有的甚至连影片的故事结构还未理顺、主要人物的形象还未确立、情节推进的脉络还未清晰的情况下，就决定拍摄大片。“戏不够”怎么办？“钱来凑”。于是就砸钱造势、烧钱救戏，搞所谓的大制作、大投入、大场景。在根本不具备大片性质的情况下，硬上硬搞，强行做大。用大把大把的钱来搞大、炒大。其导致的结果就是镜头的刺激和人物的变形。所谓的大制作，也仅是比拼豪华奢靡、比拼血腥暴力、比拼裸露床戏、比拼场景浩大等，也就是将审美的电影蒙太奇变成宣泄感官刺激的镜头“轰炸”，从而去打造东方不败的票房神话，使国产大片陷入一种更深层的艺术危机和审美消耗。
       正是由于国产大片创作主体精神的疲软和原创能力的缺失，通过砸钱、烧钱来“补血打气”，其导致的拍摄现状和镜头取向就会产生一种不尊重观众的“银幕霸权”，它可以不顾观众的欣赏逻辑、审美情趣、接受方法、观片习惯等，而将一个视觉过程硬塞给你，使观众只得无奈被动地照单全收，成为“银幕傀儡”。在形成“银幕霸权”的同时，也输出“审美强迫”。
       国产大片我们已搞了数年，但真正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思想水平与艺术成就双高、审美要素与娱乐元素互补的作品几乎没有。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国产大片依然在低水平的重复，依然在初级阶段徘徊。而且我国的大片题材单一，仍是古装片的一统天下，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片也算不上，说白了，这样就可以提供一个胡编乱造的空间。我国的影人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要有艺术使命感和职业意识感，深入地思考和努力地提升国产大片的创作水平。（王琪森）
       （摘自2007年1月4日《文汇报》）
       “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之后的三个期待
       2007年春运铁路火车票票价将不上浮，这当然是个让很多人高兴的好消息。不过，作为一个每年春节都要坐火车回家探亲的普通乘客，我依然对相关部门有这样三个期待。
       我期待着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成为“终结性命题“，而不是铁道部门迫于公共舆论与民意压力，或者是考虑到其它因素而出台的一个临时性举措。
       现代政府的运行规则告诉我们，在铁路、公交、自然景点、博物馆等准公共产品面前，不能采取彻底商品化的操作思路，不能让牟利至上成为资源掌控者的价值取向。北京近日酝酿向公交系统投资百亿元、降低票价、吸引市民尽可能乘坐公交，深得民心，即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毕竟，只有铁路、公交系统在完善路网等基础硬件建设，为提供市民优质服务之后，才谈得上利用一些市场化竞争手段，提升运营效率，而绝不是靠垄断资源后的“亏损”要挟，向公众伸出涨价的大手。
       我还期待着有关部门全力打击票贩子，让回乡旅客不为一票难求而发愁。期待铁路部门不会降低服务水准，而是更加努力地改进工作，克服以往工作中的不足，改变某些与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不符的霸权做法，比如，对餐饮不开发票、餐饮费过高、铁路客票强行搭售保险等问题，都应本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予以清除。
       我更期待着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能成为一个“样本”，其他部门参照这一“样本”，努力破解某些“成本涨价”、“亏损涨价”、“利用价格杠杆控制消费流量”等种种似是而非的“价格之谜”。
       一段时间以来，民生领域的涨价之风来势凶猛，从燃气、石油、水到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涨价被冠之以“环保所需”、“市场供需”、“保护国有资产”等名目，甚至某些经济学家也为此呐喊助阵。有些理由也被相关部门作为决定春运铁路涨价而使用。而今，随着今年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的消息出炉，某些理由不攻自破。所以，我期待各个与民生相关领域的主管部门能够从中受些启发，约束自身权力，别为某些垄断行业动不动即涨价的行为撑腰。
       在我看来，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只是一个阶段性利好，要实现公共民生领域的全面公平，保障公众权益不受垄断之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对此充满期待。(毕舸)
       (摘自2007年1月12日《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