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会的会员，都是美国籍的华裔。”年逾七旬的傅履仁身着藏青色西装，身形挺拔，步履矫健，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带着地道的京腔。“百人会愿在推动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方面，起一座桥梁作用。”当了半年多会长的傅履仁，仍然喜欢人们称他“将军”。但他的言谈举止，似乎更为适应“傅会长”这个角色了。
跟随司徒雷登到了美国，成为第一位华裔将军
作为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傅履仁有30多年的军旅生涯。
傅履仁的父亲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 傅家祖上是满族正红旗，早年傅泾波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作为司徒雷登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因为父亲的关系，傅履仁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后，我父亲说，反正你以后要到燕京大学念书，就先去学学英文吧。那时候我对英文完全不懂，就知道点头yes，摇头no，于是就到当时北京的美国学校去学英文。”
不过，傅履仁没有能够如父亲之愿进入燕京大学。因为在父亲对他说这番话之后不久，北平解放了，傅履仁一家迁往南京。1949年8月，父亲随司徒雷登踏上返回美国的飞机，几个月后，傅履仁和母亲从香港赴美，与父亲团聚。
“到美国之后，我先在纽约的一个语言学校学习，后来父母准备把家安在华盛顿，我就跟随他们到了华盛顿。”从初中、高中、大学，到后来的法学院，傅履仁都是在美国读的。“所以我的中文不太好。”虽然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傅履仁还是认为自己应付不了层出不穷的新词汇，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听到“空调”这个词，傅履仁开玩笑说：“我知道油条，那空调是什么呢？”
而步入军界发展，对于傅履仁来说完全是一个意外。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实行强制兵役制度，所有20—25岁的美国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傅履仁在上乔治敦大学的时候，部队到大学里征兵，应征入伍后就可以参加预备役军官培训课程，毕业后就可以当军官。但只有美国公民才有这个资格，而此时傅履仁尚未加入美国国籍。 从乔治敦大学毕业后，傅履仁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习。临近毕业的时候，他收到了征兵的通知。这个时候，傅履仁正准备结婚，如果是入伍做普通士兵，则无法养家。“很幸运的是，这时我拿到了美国国籍。”于是，傅履仁开始联系入伍事宜，“我当时海陆空军都联系了，空军因为我戴眼镜，不要我；海军陆战队需要参加极其艰苦的训练；陆军不需要这些，所以我最后加入了陆军。”
最初，傅履仁的打算只是服满三年兵役。当时他的服役地点是旧金山，条件很不错。三年期满，陆军方面希望他能留在军队，傅履仁提出的条件是到欧洲工作，“他们说：‘没问题’。就这样我成了职业军人，而且很幸运，一步一步做到了美国陆军法务总监的职位。”
原本3年的服役，最后成了33年的职业。1984年，傅履仁晋升准将，1989年再升为少将军衔，他是美国陆军第一个得到将军头衔的华裔。
从军界到商界，成功出任百人会会长
1993年退役后，傅履仁加入McGuire Woods，Battle＆Booth律师事务所，成为华盛顿所的合伙人。 1995年，经由美国时任国务卿推荐，他进入美国麦道航空公司（后被波音公司收购），出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副总裁兼美国麦道（中国）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发展和商务，并经常与中国政府的重要领导，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打交道。1998年，他又担任美国安然国际(中国)公司董事长，负责安然在中国的全部业务，包括能源项目的开发和运作。
与美国其他出身军界的管理人才一样，军队的管理经验让傅履仁在商界游刃有余。“在军队的时候，我管理着1600名军官，还有差不多2000名士官。所以在进入麦道、波音这样的大公司时，在管理上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当然，傅履仁的华裔身份和会讲汉语对麦道公司也很重要，“那时候中国的人才还少，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来帮助他们开拓市场。后来中国本土人才越来越多，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也逐渐本地化了。”
在2005年5月正式出任美国百人会会长一职之前，傅履仁已经是百人会多年的成员。他的家族背景、从军经历以及在华盛顿公共政策机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担任理事等因素，让他显得更为适合完成百人会的任务。
成立不到20年的美国百人会，虽然已经是美国华人团体中的佼佼者，同时在大中华地区也享有非常高的声誉，但是仍然需要做大量工作以提高在美国的影响力。傅履仁希望在任期间能在华盛顿地区提高百人会的声望和影响力，尤其是在国会的声望和影响力。“一句话说，就是增加接触，提升影响（increase visibility and influnce）”。傅履仁认为，让美国国会增加对中国的认识非常重要。“有一些国会议员是没有护照的，他们从来没出过国，在制定对华政策的时候要依靠他们的助手。”
由于百人会是一个民间团体，在影响美国国会方面就要采取特殊的办法。“我们不是政治游说团体，所以我们必须很小心。百人会一般都是通过与国会议员的私人接触来增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比如著名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先生，他到华盛顿，我们会请几位国会议员来共进早餐，我们只谈何先生现在做的事情，他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我们不谈政治问题，那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用搀扶司徒雷登的手推动中美的相互理解
大概50年前，在美国华盛顿，傅家父子与司徒雷登合影。相片上，父亲站在司徒雷登的左侧，傅履仁站在司徒雷登的右边，他拉着司徒雷登的手，与父亲一起搀扶着这位老人。司徒雷登一生并无积蓄，晚年偏瘫，全赖傅家的照料。临终之前，他拜托傅泾波两件事：一是将当年周总理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他的第二个心愿未能实现。
50年之后，相片上的两位老人都已经带着他们各自的遗憾辞世。担任百人会会长后，傅履仁不敢懈怠，他那只曾搀扶司徒雷登的手，现在则用来推动中美的相互理解。
（2006年11月23日《上海证券报》，作者为该报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