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北京史的巨擘，如果没有他，人们恐怕难以像今天这样明白北京的历史。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他誉为中国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他是最早接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中国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锐和果敢，我们或许要在“申遗”的路上徘徊更久。
当我国目前已经入选的33项世界遗产的光芒闪耀于天地之间时，当更多的文化遗产因获得有力保障而转危为安时，一个名字值得记忆与敬重，那就是中国“申遗”第一人——侯仁之。
幽深静谧的北大燕南园，一时寻不到侯仁之先生所在的61号。
拦下一位骑车的中年人问路，刚一报出门牌号，那人便问，“您是到侯仁之先生家去吧？”随即指了指不远处的二层小楼，又补充一句，“侯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家，我入学时听的第一个讲座就是他讲北京城的历史。”
步芳斋是侯仁之住所的雅称，2006年，96岁的老先生端坐在简朴的客厅里。由于帕金森症的困扰，他无法行走，一见到记者就双手合十，为不能亲自迎接而不住地道歉。
“约好早上九点采访，您瞧，老先生七点就穿好衣服坐在这儿了，可认真了”，大儿子侯方兴提供的“背景”，更让记者暖意在心。
把刚才中年人称他为“大家”的话转述给侯仁之，他费力地抬起手，摇了摇，一字一顿：“我算不上‘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说。”
停在半空中的手，布满青筋和皱纹。这双岁月蚀刻的手，承载着太多动人心魄的记忆。而最让人难忘的是，20多年前，正是这双枯瘦而有力的手，拉开了中国“申遗”的厚重帷幕。
从两块城砖讲起的故事
中国的“申遗”故事，要从那两块城砖讲起。
1980年的春天，“文革”的阴霾渐渐散去，中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从沉寂走向昂然。就在这个春天，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距离上次漂洋过海去异国求学，已经20多年过去了，新鲜的信息、新锐的思想扑面而来，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让侯仁之为之振奋与兴奋。兴奋之余，他没忘了这次出国还要完成学校交给他的一项重大任务——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请求，为该校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一番精挑细选，北京大学选定了两块带字城砖，总重近50公斤。这么重，不便携带，在那时只能海运，而海运的时间较长，一般要一两个月。正好这时候侯仁之接到匹兹堡大学的邀请，北大就请他先将两块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带去，并由他代表北大赠送给对方。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再平常不过的城砖，为什么会引起对方那么强烈的兴趣？
到了匹兹堡大学，他被领进一间布置得很“中国”的教室，红木桌椅、高悬的孔子像，古色古香，一切元素都来自神秘的东方。原来，这所大学有18间以国家命名的教室，这间就是其中的“中国教室”。匹兹堡大学原打算将两块城砖镶嵌在这间教室的墙壁上，但知道这城砖上有字后，他们决定将城砖放在图书馆公开展览，并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
国人视同弃物的旧砖头，却被外人视为宝物，这令侯仁之感慨、感叹，“我们还有无数更为珍贵的东西，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视与爱惜”。
两块城砖，沉甸甸地压在侯仁之的心头。
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结识了很多学者，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198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他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此时，这个公约诞生已有12个年头了，但国内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很多外国朋友疑惑不解，中国历史那么悠久，又有着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参加这个公约？“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斯坦伯格教授的话，犹如棒槌一样，重重地击打着侯仁之。
学者的敏感，让第一次接触“申遗”的侯仁之久久不能释怀，“这是一件大事，我国不但应当引进有利于建设物质文明的各种技术、设备和资金，而且也应该积极参加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活动”。
回国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具体介绍了有关“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1985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等6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成为世界上第89个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国。到2005年7月，我国已拥有33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位。
“拯救”卢沟桥
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侯仁之的一生都在研究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学说，他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他多年生活的城市——北京。为了北京，为了那些“活”着的遗产，在侯仁之温和的内心中，常常迸发出勇士的豪情。
“在卢沟河上，有一座美丽的石头桥，老实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把“最好”献给了卢沟桥。1937年7月7日，这座曾经“最好”的桥，目睹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军队的挑衅，也聆听了中国军人抵抗侵略的第一声枪响。那设计严谨、结构坚固的桥身，那精雕细刻、装饰着神态各异小狮子的桥栏，无不展现出古代匠人卓越的工程技术和杰出的石雕技艺。然而这座近800年历史的大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已疲惫不堪，因常年频繁使用，未曾很好维修，桥体破损严重。
“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
几天以后，北京市政府决定：自1985年8月24日开始，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
古桥从此正式“退役”。
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2002年9月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与宛平城同时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拯救”卢沟桥，只是侯仁之众多的义举之一。他像是一位历史地理的守护者，始终深沉地凝视着他热爱的那片土地。
北京西站向南不远，有个莲花池公园，一到夏天，满池荷花映日红，风景如画，煞是好看。然而早在十多年前，这里却是一个垃圾场。为它引来源头活水的，也是侯仁之。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西站即将破土动工，选址就在莲花池畔。当众人都为这一巨大的工程喝彩时，一丝忧虑掠过侯仁之的心头，“要知道北京西站这样一座超大型建筑物的建设，必然会使其周边的地理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侯仁之最担心的就是附近的莲花池。
当时还有人建议，直接将车站建在莲花池上，这样既不存在居民搬迁问题，还可以利用下凹的地势修建车站的地下部分，如此将能大大缩短工期，缩减经费。但侯仁之坚决反对，他反复强调“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有关方面很重视他的意见，最后决定将西站的主楼东移一百多米，从而使莲花池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西站的主体建筑基本建成的时候，侯仁之和夫人张玮瑛为了了解莲花池的整修情况，专门到工地去了一趟。那时正在内部装修，电梯还没有装上，两位年逾80的老人就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走走停停上到了顶层。来不及喘息，两个人就扒着栏杆往下看。这一看，心情就沉重了，因为池子虽然保住了，但干涸的莲花池俨然成了堆放建筑材料的大仓库，丝毫没有要被整修改造的迹象。
莲花池，让侯仁之愈加放心不下。
1998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市委中心组第六次学习，邀请侯仁之作报告。这一次，他给市领导们抛出了一个新颖的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侯仁之娓娓道来，从北京最初建城为蓟，讲到莲花池的水是蓟城的生命之源，再点出莲花池的存在影响着一个古代城市的一步步成长。侯仁之连续用了两个加重语气的“殷切希望”，希望能重新“唤醒”莲花池。
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向后门桥。后门桥位于元大都中轴线起点与皇宫中心点之间，他在叙述北京的变迁过程时，再三强调“中轴线”的重要意义，“它可是从老北京到新北京的历史见证者”。然而，后门桥残破凋零的情况，让他觉得悲哀。后门桥当时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两边的石桥栏已经破损，水面也已经消失了，只有高大的广告牌在招揽着人们的视线，“多丑啊”！他重重叹息。
两个月后，莲花池恢复改造工程启动了。两年后，后门桥的整治修复也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开始动工了。
如今，莲花池水清幽荡漾，后门桥下碧波涟漪。“我晚年两个最大的心愿，都实现了”，侯仁之的笑容清澈如水。
家里成了“信访办”
刚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开发浪潮涌动于北京城，推土机在老城内开动了，成片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涂上大大的“拆”字。
侯仁之家里的信也突然多了起来。这些信多是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写给他的，大部分是向他“投诉”某地的古迹要被拆了，希望侯先生出面阻止。也不知大家是怎么知道侯家地址的，他每天都会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家里几乎成了“信访办”。
那时的侯仁之很忙，出国讲学、写书，还要外出考察，但即使再忙，他也都一一落实。能帮着协调的，就亲自联系；自己办不了的，就委托在相关部门工作的学生们做些工作，从没让一封信在他手上耽搁过。
受身体和年龄的限制，到了90岁的时候，侯先生已经难以再漂洋过海出国交流讲学，也不能去外地考察了，甚至就连骑着自行车出去转转也已经成为奢望，但他依然关注着北京城，关注着那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岁月不饶人，如今时刻受病痛折磨的侯仁之常常喟叹，这几年工作得太少。“我真的那么好吗？”当荣誉、敬重和成就一一赋予他时，他常常这样自问。
他说，他只是个平凡的人，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
在侯仁之执教60年时，雕刻艺术家熊秉明曾赠给他一首小诗：
黑板映在孩子们眼睛里／我在孩子们眼睛里写字／写了又擦去／擦去了又写／有些字是擦不去的／我在孩子们眼睛里写字。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上，“申遗”第一人侯仁之对历史的敬重、对故土的热爱，也一定是擦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