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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六二年春天开始，雷海宗便拖着疲病之躯往来于自家寓所、病院与南开大学主楼之间，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史”，那时的雷先生“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维艰”。尽管如此，能够重返讲台，能将“有限的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对于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来的雷海宗而言，已是莫大的欣慰，精神较以前有所振奋。可是，此时的他毕竟重病缠身，人终究不能只靠精神支撑。早年留给学生们深刻印象的那个博闻强记，“讲课安详、生动、流畅”，“手持粉笔，常常连卡片也不带，年代记得特别清楚，随讲随把公元纪年、人名、书名等写在黑板上”的挥洒自如的雷先生，现在却不得不依靠拐杖、三轮车两样工具，每当上课的时候，“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这个被病痛折磨得神形颓萎的“小老头”，最终将他那痛楚满身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学生们的记忆深处。
       雷海宗，一个曾经名动士林的史学名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在学界崭露头角。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战国策”学派主将闻名的雷海宗更是以其独特的形态历史观、文化史观及对中西历史的深邃理解而声震史林。如此成就的雷海宗，晚年生活却不甚如意。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在华北区的清华大学被改为多科性的高等工业学校，原来实力较强的清华文科遭到裁并。是年，雷海宗被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说起来，令南开人略有些气短的是，虽然雷先生终老于南开，但是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辉煌却着着实实地写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历史上了。
       院系调整的利弊得失虽有定论，然检讨之声依然不绝，反正结果是喜忧参半。不过不能否认，一些有着悠久且优良办学传统、独特且鲜明学术特色的大学已是神采顿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损失了一批已经与学校铸成“血肉联系”的著名学者。一个有着稳定且具特色校风、校格的高等学校，必然拥有一个相对稳固的学者群体，尽管这些知识人的学术、学科背景不尽相同，但因较长期地服务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校，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个“意气相近、脾性相投”的群体，从而逐渐形成了较为相近的精神底色，一个学校的多姿风貌正是依凭着这些学人而真实和鲜活地体现出来的。这些学人有如一个个色彩、质地相近的珠玉，串联在一起，便是一款名贵的宝器，整体及各部件都具连城的价值。可一旦各类宝器被参杂交错，各色珠玉被弄得玑珠散落，即便再被参差相连起来，那件物品也只能是华彩斑斓而已，“珍贵”可能就谈不上了。从这一意义上讲，雷海宗是属于清华的，他的学术生命基本中止于他的清华时代。话虽如此，但珍异之器，亦必有夺目之光。与郑天挺先生一样，雷先生之于南开，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对于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过至为关键的作用。雷、郑二人移砚南开，顿使南开史学研究风气丕变，学术风貌焕然一新，此是不争之论。
       当然，有时看似“合情合理”的历史逻辑却有违历史人物的个人心意，一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伟大历史而无普通人，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雷海宗来南开时的心境已不可考，但此行总让人感觉有一丝“发配”的意味。以当时流行的政治观来思量此事，觉得让资产阶级史学权威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倒也是件合乎情理的事情。当初，郑天挺离京赴津时，曾有过一番思想上的斗争，“我在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基本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虽有此种想法，但也深知“如果当时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映的”，遂愉快成行。当时的雷海宗，想必也是如此心情。
       按理说，雷先生在知天命之年调入南开，年虽半百，而学术生命实乃甫入“壮年”，如若能假以时日，辅以和谐理想的学术环境，势必能使自身学问更为精进，也必能造就出卓然的学术成就。然而后学及亲友常常慨叹的是：先生满腹学识无人领受，雷氏衣钵托付无人。
       对于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来讲，一九五七年是个“六月飞雪”之年。在那些以言落难的学人中，以性格而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性格太冲、太硬，每每显得头角峥嵘，刚健有余而圆融不足；再就是性格偏于温和，谦和有度，遇事则忍，多少带有些“懦弱”味道。雷海宗不是一个棱角分明之人，他性情平和、谦恭，任劳任怨，不自私亦不自大，为人处世恰到好处，当属后者。在妻子眼中，他“品德高尚，好学，虚怀若谷，遇事皆先人后己，热情帮助他人”；在学生的眼中，他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即便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鸣大放中，雷海宗也没有对当道有过一句过激的怨言，更无尖刻的批评。就是在风雨将至的前夜，他还在《人民南开》上撰文，表达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衷心拥护。在《对整风运动现阶段的体会》中，他简述了几年来自己思想改造的轨迹及学习体会，尤其对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的那段“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讲话记忆犹深，并视其为自己几年来“工作的指针”。雷氏此篇文字颇有模仿当时流行话语的痕迹，对于鸣放期间一些学人的过激行为也提出了批评，并表明自己的立场:“葛佩琦那种杀气腾腾、团结反革命的言论，从最轻的方面讲，显然是要抹杀共产党的领导，要脱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再如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言论，等于否定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另外也有一些说法，虽然不如此突出，虽然口口声声仍然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敌我不分的气味是很容易嗅到的。对于跑到敌人方面去的思想，我们必须与它划清界限;对于模糊不清的思想，我们必须适当地提出批评”，“我们要深深记取: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党。尽管我们不是党员，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人和我们子孙切身利益都是与党存在血肉相联的”。其实，从这种模式化的文字中，不难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态度及世界观的明显变化。这变化是否是其内心活动的真实反映，可能还需要些时日观察、判断，但无可置疑的是，雷海宗这番表白是出于对党领导建设事业的真心拥护和对国家的热爱。就像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确实，解放后的雷海宗一直是“积极改造思想，参加各项运动。通过教学和研究，力求为新中国文教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此一个态度温和、政治立场坚定的雷海宗竟在“反右派”运动中翻身落马，很是让人觉得诧异。不过，雷海宗早年的学术背景和经历已经注定了他在一个新时代中的命运。教育主管部门将其调任南开大学，其实已将一个信号透露出来。但是虽离开政治中心，却仍然不能躲过政治风暴的袭扰。一九五七年夏，雷海宗所以要被抛出来“祭旗”，从根本上讲，应该是要借此机会对雷海宗多年来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做一次彻底的清算。雷氏一生在学术方面的得失不必详说，但有一点，就是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是与后来取得学术话语领导地位的唯物史观派不尽相同，甚至是完全相左的。
       与民国时代的思想文化界相异，新中国的思想领域已是马列主义取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力。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必须脱胎换骨，要将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彻底改造为无产阶级的，必须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此观点划分，雷海宗当然属于资产阶级这一家，而且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史学权威，在解放前就曾以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违的文化史观闻名于世。虽然，解放后的雷海宗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觉得找到了真理，发现了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其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但在当道者眼中他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改造。如此看来，对其资产阶级史学思想进行清算，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说到雷氏晚年的学术，似无太多的评论可言，这倒非是其学术的含金量不比往日，而是他晚年所写的一些篇什，恰是后来以言获罪的证据。学术政治化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点，即便是雷海宗自己会积极改造思想，参加各项运动，努力跟上政治形势。可一旦讨论起学术来，他还是一本那“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依然发表有违时论的见解和观点。一九五七年四月间，《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天津邀请十位教授参加关于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问题的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上，雷海宗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停滞”的讲话。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对座谈会发言做了刊发，并以编者按和编者注的形式指出，“雷先生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一八九五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编辑部对雷氏发言如此重视，显然是希望由此引起各界的进一步讨论。四月二十二日，雷海宗致函《人民日报》，对于座谈会发言予以解释，“我对‘注’中的话完全同意，我也是认为最近六十二年来，结合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在发展的，我只是愿意提出过度忽视了最近六十二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同时，将其在天津另一座谈会上的主旨大致相同的发言稿附录于信后，作为补充解释。其实，雷氏所言主要针对的是如何发展社会科学这一具体的学术问题，并非探讨形而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他所要批评的其实是一个现象，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但从一八九五年后，教条主义者们对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和状况不做了解和调查研究，不去搜集掌握新的材料和成果，安于马、恩所取得的成果，致使新社会科学发展停滞。
       在雷氏此番“宏论”引起讨论后不久，六月二日他又在天津各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上做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讲演，尽管雷氏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开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解释历史的发展规律，但在学理层面，他依旧没有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来考察世界史，到头来这还是篇与时论相违的学术文章。在“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后，恰是这三篇文字成了支支击中雷氏要害的利箭。七月，南开大学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傅筑夫、李宝震等教授纷纷落马。这个月的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也给天津市委下达了批雷的指示，直至八月十四日，雷海宗终于被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批判焦点当然就是他四月在《人民日报》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六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科学联合会扩大会议消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被重点批判”。十八日，《天津日报》开始发表一些著名教授的文章，“全面地从理论上批判雷海宗”。十九日，《天津日报》继续发表长文批判雷海宗的观点。二十一日，《天津日报》再次发表长篇理论文章批判雷海宗。二十五日，《天津日报》继续刊发一些著名教授的文章，对雷海宗展开批判。三十一日，《天津日报》报道，“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批判雷海宗”。半个多月连篇累牍，朱墨交加，批判运动来势汹汹。此外，天津的《历史教学》也是大块文章劈面而来，批判之声不绝于耳。
       九月初，在天津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雷海宗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九月十三日，批雷的各类文字、各种会议再次泛滥，《天津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一些著名人士在市人代会上批雷、批傅（筑夫）的言论。现在再来看当年的批雷文字，其实大同小异，鼓噪者亦不过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无限上纲的大段理论是当时批判文字的最大特点！“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二十年来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老牌右派分子”、“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就是要从理论上推翻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类的修饰语当然足以将人打入“另册”。
       十二月初，历史系再次开会集中讨论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当时的师生皆以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问题“在历史系尤其显然必要。长期来，雷海宗在历史系教师和学生中系统地散布了他的反动观点，影响极其恶劣，因此必须在政治上粉碎雷海宗的反党阴谋，彻底肃清他的反动学术思想”。为此，当时的系领导们拟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计划”，“其中以批判雷海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重点，一共十五项题目，内容包括破资本主义和立社会主义两个方面”，题目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根本分歧”、“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苏联历史科学成就”、“新中国历史科学的成就”等，这些都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对雷海宗“反动学术思想的斗争”。同时，还有人提议，“这项工作中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把对雷海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评，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既有专人准备，又有群众的广泛参加，使每个人都投入到斗争中去”（《历史系确定了两件大事》，《人民南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就在被定为重点批判对象，“大约过了两个月后，系里叫他做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他的身体逐渐虚弱，但有的会他必须参加，有一次他晕倒在会场，三轮车把他送回家中”。从那时起，雷海宗便不断要“割肉饲虎”，而且还要亲眼看着自己的肉被批判者，甚至是被自己大肆噬咬、咀嚼，他最终陷入了批判与自我批判、否定与自我否定的循环之中。后来，为了对新生进行阶级教育，学校安排新生旁听批判雷海宗的大会，“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做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一九五七年夏天，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雷海宗遭到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一夜之间，促膝而谈的旧友皆割席退避，形同路人;师友、弟子也大都冷面相对，甚至变得面目狰狞。夫人张景多年后还清晰记得:“天津市内开反右大会，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我说‘对不起你’。这突如其来的恶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当时，我能向谁求援，又有何人敢来帮助我们。”此种痛苦是其他人所难以感受到的。雷氏夫妇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完全陷入向隅的孤寂和痛苦之中。雷海宗曾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而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想必他更是感触良深。
       雷氏的生命虽然终结于一九六二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但是他的学术生命实际上在一九五七年夏便终结了。被中止教学和研究，这一点恐怕最让雷海宗伤心，郁结于胸中的苦闷无处排遣，必然久积成疾，导致最终的抑郁而终。然而，比起那些被发送去劳改，甚至囚禁的“右派分子”来说，雷海宗还算幸运，他毕竟只是受到降职降薪的处罚。与雷氏同样命运的还有他当年的“战国策派”老友林同济，“受到公开批判和羞辱之后，大多数的亲戚朋友也都躲着他。他受到降级处分，而且不能再教莎士比亚，在这种处境下，莎士比亚可是他惟一的精神安慰”（《“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与同济一起的日子》，林同奇著）。就在雷先生去世的一九六二年，林先生孤身一人搬进上海市区内的一套公寓，“蜷缩一角，苟延残喘”。两位“战国策派”学人的晚年遭际竟是如此的相似。
       不过，多少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在雷氏被难之前，曾有杨治玖先生为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停滞”一说仗义执言；在他遭难之际也有人拒绝落井下石，以一句“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师”直迕当道；在病中除妻子在侧陪护外，尚有弟子王敦书陪侍左右，并最终由敦书先生陪送雷先生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这些都还能让人感到人世间的暖意。二○○二年，在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南开大学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召开研讨会并编辑书册，充分肯定了雷氏一生的学术成就，褒扬了他爱国敬业的事迹。然而对先生为学为人的最准确评价，还属潘光旦先生一九五○年赠给雷海宗夫妇的一句诗，那就是“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这是雷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其实，现在的纪念者大都也是当年历史的亲历者，读起他们的回忆文章，还是感觉有些史事较为晦涩，不提也罢。
       （《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中华书局二○○五年三月版，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