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在号称“全球出版业奥运会”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作家苏叔阳做客贝塔斯曼“蓝色沙发”现场名人秀，接受了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德国电视二台的采访，一同参与的还有其他十多位世界重量级作家。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邀参加针对欧美主流文化的出版营销活动。身穿红色唐装的苏叔阳介绍了其著作《中国读本》，该书德文版即将在德语地区全面发行。
该书用浅显的语言，叙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还专门介绍中国建国后的成就，以及如何理解中国的“和谐社会”。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开始有德国人认出了苏叔阳；并有人来主动接洽，合作出版意大利版、西班牙版、马来西亚版。
“全世界都有想了解中国的愿望，需要一本书走进中国。”苏叔阳盛赞该书的中方出品人辽宁出版集团与贝塔斯曼的合作模式：前者提供内容，而后者则从翻译到包装，到海外出版及发行一揽子包办。
不只是《中国读本》，中国出版业此次法兰克福书展之行成果出乎意料地好：共输出版权总数1936项，引进版权总数1254项，合作出版142项，首次实现了输出大于引进。而在内容上，更多反映当代中国题材的书，被引入欧美主流市场。
西行的路标：人类主题
其实早在1933年，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赛珍珠就进行了版权贸易的尝试，寻找一位中国作家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籍，由她负责在美国出版。林语堂成为了不二人选，他创作了《吾国与吾民》。赛珍珠在《纽约时报》等媒体组织了一系列书评，使得该书很快风行美国，4个月内竟再版7次，并旋即跨越了大西洋，推出了数个欧洲版。林语堂因此在美国家喻户晓，仅1940年，他就获得高达4.6万美元的版税。
海外市场作为一个巨大的利润来源，现代的中国出版人同样高度重视。“畅销书当然要考虑海外市场”，作为2004年中国最畅销小说《狼图腾》的策划、资深出版人安波舜告诉记者，因为“挣中国人的钱比较辛苦”——国内作者的高版税已经与国际接轨，而书价相对偏低，但打入了欧美主流国家在内的海外市场则利润丰厚。
“书品决定了版权输出的规模、效益，并且是未来是否能够在海外长销的唯一指数。”安波舜认为，书要跨国界地受到广泛欢迎，最重要的必须有好的文本、人性化的写作主题和思想，要让外国人看得懂。比如《狼图腾》反映了人与自然，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这是全世界通行的人类话题。
从人性的角度思考，告诉西方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是中国版权成功输出的重要因素。苏叔阳谈自己写作《中国读本》的体会，“只要抱着真诚的心，发自内心地抒发，不要有过多的宣传意味，这就是外国读者愿意接受的。”
人性化的主题还反映在少童图书版权的输出热上。在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上，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原创少儿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与法国的菲利普比基约出版社达成了出法文版的协议，并由其代理欧盟版权。总编辑白冰表示，儿童作品都要从儿童的天性出发，贴近生活，这样最容易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界限。
“中国创意”受关注
辽宁出版集团参与《中国读本》版权贸易工作的郎冰介绍，他们从1998年起就开始主动与国外出版商联络，并早就看好《中国读本》的海外市场。
事实上，“中国创意”的题材已吸引了世界各国出版商的关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则与著名的美国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上海系列”，介绍上海金融业、上海城市发展规划、上海世博会等。该书完全是为西方读者量身定造，从策划开始，包括框架设计、版式等，双方都充分商讨。
中国出版人的主动“西行”也与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政府实际的扶助包括提供政府补贴，制定出口退税等措施。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表示，“政府的文化推广计划，比如规定向外介绍的图书都由政府承担翻译费，这给出版社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集团合作加速中国书籍走出国门
不过，和赛珍珠推广《吾国与吾民》的方式不同，如今中国图书的海外出品模式已经演变为集团化运作。
英国的企鹅出版集团购买了《狼图腾》的英文版权。企鹅(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争表示，他们计划每年会选购4至6本中国作品介绍到国外。
重庆出版集团与英国的企鹅出版集团合作引进了《企鹅经典》。该项目的下属执行机构，北京华章同人策划部陈乾坤明确表示，合作从一开始就是考虑双向的，既有引进，也考虑在适当的时机输出优秀的中国原创作品。
“走出去”还需要更成熟的心态和市场
虽然有不少成功的典型，但是对于国内大多数出版社而言，“借船出海”只适用于强强联合，在短时期内中国版权贸易逆差的局面还不能够得到根本扭转。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版权代理部主任张洪波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他曾经陪同过一位来中国的俄罗斯著名的经济学家，走出机场后，经济学家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惊奇，很诧异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东西——他对中国很不了解，没有读过任何中国当代的作品，原因是没有人翻译也没有人出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认为，在本届书展上，中国仍然缺乏适宜西方阅读口味的原创作品，特别是在财经类等热门领域。而一些单位没有充足准备，甚至连像样的外文书目都拿不出来。
而为了争夺海外市场，一些出版社也不乏许多逐小利的短期行为，如在版权输出时候不顾成本，竞相压价；甚至有的出版社未经作者允许，擅自把书的海外版权卖了，自己拿钱等等。
对此，张洪波表示，中国图书版权输出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结构。“书展只是一个展示平台，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