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只有师范文凭的曹聚仁被聘到国立暨南学校大学部，“一本正经做起教授来”。同事帮曹聚仁找了一位帮工的女佣，但女工的亲友们一直弄不清楚，“济南大学”为什么不在山东而在上海的乡间？“暨南”的校名，更让她们糊涂。曹聚仁对她们讲了好多回、“可是又是‘尚书’，又是‘尧典’，又是什么‘朔南暨’，太不容易搅了。”
为着复杂的校名，让曹聚仁会忍不住“真想打他几十板手心”的端方，就是百年前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的创办人。
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允许“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回南京读书，以“宏教泽而系侨情”。之后，在南京薛家巷成立专门学堂，并取《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之意，命名“暨南学堂”，意为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和文化教育传播到南洋等海外各地。
2006年11月16日，暨南大学将自己的历史渊源追溯到百年前的暨南学堂，隆重纪念学校的百年发展。
1906：端方奏请成立暨南学堂
1908年，新加坡华侨学生林邦彦被当地侨会选派到暨南学堂读书时，学校的老师除了举人、贡生、秀才外，还有日本和德国的留学生。
学堂为侨生定制了统一的校服，全用黑色，黑革履，黑呢帽，帽边镶金丝线。出门旅行的时候，俨然是陆军学生，威风凛凛。
林邦彦是从新加坡回国求学的第一批华侨学生。为防止倭寇和来自海上的反清力量，清政府长期厉行海禁政策。
一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才不得不调整侨务政策，于1893年正式宣布废除海禁，将海外侨民与内地人同等看待。
1905年，端方受清政府委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端方从欧洲回国，途经南洋，受到当地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列队欢迎，“大为感动”。在林邦彦看来，这是促使端方奏请成立暨南学堂、免费招收华侨学生回国就学的原因之一。
1906年11月，被派到南洋考察华侨教育的钱恂，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的兄长，从爪哇拍电报给端方，说大约有30名华侨学生想回国在南京念书。已经是两江总督的端方立即表示赞同，之后上奏朝廷。
1907年2月底，第一批华侨学生21人抵达南京。3月23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成为国内第一所为培植海外华侨子弟而设的学校。
1927：郑洪年升级国立暨南大学
1917年，战事稍停。11月1日，教育部批准恢复暨南学堂，委派江苏教育司司长黄炎培为筹办员。黄炎培邀请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学校校长赵正平共同筹划恢复暨南。
他们很快拟定了《暨南学校章程》和《暨南学校规复宣言并招生启》。“招生启”介绍了暨南学校创办的缘由：“……总以华侨子弟回国者得受适宜之教育，造成有用之青年，以增进华侨文明程度，发达华侨实业为宗旨。”
1918年3月1日，暨南学校补习科正式开课。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校长为赵正平。5月，开始招收内地学生。9月9日，暨南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有侨生70人，内地生40人。
1923年，为了适应学生的增多，并创建大学部，暨南学校从南京迁到上海的真如。真如是宝山县下的小乡镇，离上海十余里地。
赵正平之后，暨南原教务主任姜琦接任校长职务。姜琦思想开明，在他治下，暨南学校更进一步扩充发展。但暨南学校升级为“暨南大学”，还是要等到1927年6月郑洪年上任。
在曹聚仁心目中，真正能体现暨南精神的正是姜琦、郑洪年两位校长主政的时期。
担任暨南学校校长后，郑洪年力主将商科改为商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艺术院五门，将暨南学校扩充为当时唯一的华侨大学——国立暨南大学。
郑洪年主张“知行并进，实事求是”，将应用技术课程作为大学的必修课；强调华侨的需要，开设《南洋概况》为全校的必修课。
真如时的暨南大学，学生最多时有1700多人，这让校史专家马兴中印象最为深刻。在解放前，大学规模能上千人就已经不错了。
“一·二八”事变后，暨南大学的师生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运动。1934年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视察教育和筹募基金”的名义，调郑洪年前往南洋。校长职务由沈鹏飞代理。
1935年，历史学者何炳松接任校长。
何炳松就职后，在第一次全校大会上指出：“现在国势阽危，国难严重，许多人已经无书可读……我们在有书可读之时，应努力读书。”
之后“八一三”事变，真如成为战火的中心，暨南大学只能再度搬迁。1938年，暨南大学迁到上海公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为日本军占领，暨南大学又搬迁到福建建阳。
1945：何炳松掌校10周年
在治校上，何炳松大力提倡“忠信笃敬”的校训，以传统文化培养侨生的品格;在学术思想上，同样兼收并蓄，还在1944年邀请《资本论》的译者之一王亚南到校讲座。
1944年，数位教授提议在1945年6月隆重举行纪念何炳松校长掌校10周年活动。他们在提案中说：“本校虽有四十年之历史，校长任职十年者以何先生为第一人；国内各大学校长能任职十年者亦殊不多见……上海大学不啻十数，而能完全内迁者，仅有本校，大学校长内来者，仅有何先生一人。”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暨南大学开始着手迁回上海的事宜。何炳松惨淡经营，呕心沥血，都要找到合适的校址了，却被一纸调令发到国立英士大学当校长。他曾给学生阮毅成发过电报，称“不得已力疾拜命”，准备鞠躬尽瘁了。但因长期劳累过度，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时年56岁。
暨南大学复员回沪后，受内战影响，侨生比例非常低。曹聚仁1949年春重回暨大教书时，他班上30多个学生，侨生仅3人。
1949年，暨南大学只有20余名教职员和40余名学生追随时任校长的李寿雍去台湾。
1949年6月，暨大被接管。7月12日，暨大教授陈炳相向军管会要求取消人类学系，理由为人类学目前所教内容“为反动课程”，学生人数极少，且“多要转系”。
8月2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表军教字第一号命令，将暨南大学恢复为华侨高级学府，原有文、法、商及理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及交通大学，地理学系并入南京大学（前身为中央大学），人类学系并入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暂时停办。
1958：复办；1978：再复办
1958年，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大力扶持下，暨南大学得以重建。陶铸担任了重建后的第一任校长。陶铸将暨南大学的办学方针确定为“办成尽可能符合海外侨胞的愿望与要求，具有特色的综合性华侨大学”。
现在是校史专家的马兴中，1961年进入暨南大学中文系。他记得那时候除了文科生，暨大的理科生也要学习中文写作。而且，学校里还开了“西方经济学”，讲起证券股票。这在当时国内大学极之罕见。
1963年1月，受陶铸的邀请，陈序经担任了暨南大学重建后的第二任校长。周恩来曾经说，陈序经是“最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学者专家，能聘请到一级教授任教的教育家”。
陈序经的口头禅是“我是为教授服务的”。他认为建一流大学就是要抓名教授。对所请的名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特长，陈序经不用去人事部门翻档案，就能如数家珍。
担任校长后，他主持制定了暨南大学“十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提出要在十年内把暨大办成一所规模完善、质量优良的重点大学。但一年后，陈序经被调任南开大学校长。
1966年，“文革”开始，暨南大学停止招生，但学校里还有1000多人。
1970年1月，林彪想把第一军医大学搬到广州，取代暨南大学，就口头上称国务院同意将“房子已经空起来”的暨南大学转交给军方。2月，口头通知暨南大学革委会，宣布撤销暨南大学，并在2月12日确定了搬迁计划。
5天后，《关于撤销暨南大学的请示报告》才被起草。到3月5日，广东省革委会才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
这一停，又是8年。
1978年10月，暨南大学再度复办。在此之前的4月1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恢复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指出复办后的暨南大学“以招收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籍青年学生为主，同时也要招收少部分国内的学生（以国内的归侨和侨眷的子女为主）”，还特别规定对华侨、港澳学生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
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晓辉，是1986年研究生毕业到暨大工作的。那时候，暨大的校长是梁灵光。在张晓辉看来，梁灵光任内的8年，奠定了暨南大学这20多年来发展的基础。
这8年里，暨南大学采取适应海外、港澳实际的做法，扩大对外招生。从1980年开始，暨大就实行对华侨、港澳学生单独命题、提前考试和录取。1983年和1984年又先后在香港和澳门设立了考场。1985年和1986年报考暨大的境外考生超过2000人。至1988年侨属子弟已占暨大学生人数的90％，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侨最高学府。
（摘自2006年11月16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