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日本关于核武装问题的“舆论禁忌”逐渐被打破，个别政界要人推波助澜。虽然，日本政府在正式声明中仍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无风不起浪，这一讨论引发的政治风波开始影响到日本内政外交。
日本内阁近期在“核武装”问题上的表现令人不解。一方面外务大臣宣称应允许讨论是否应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却是首相反复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表示关于日本核政策的争论“已经结束”，“没有任何人对政府的‘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表示异议。”如果是在以往的日本，在重大问题上，敢如此同首相唱异的高官恐怕只有一个选择——挂冠走人。现如今，面对四大在野党要求罢免麻生外相的压力，首相却呵护有加。这除了出于维护政党利益外，恐怕还有别的考虑——拿“核武装讨论”作为外交牌、战略牌来打。
从近处看，这出“双簧”可能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使朝核会谈各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增大对朝鲜的压力”。比如，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在2006年10月访美期间，竟把朝核试验比喻成古巴导弹危机，声称“形势危急”，“日本必须认真考虑安全，讨论核武装问题是应该的”——通过发起核武装讨论，敦促美国对朝出重手的意图十分明显。其二则是敦促美国强化对日本的核保护伞承诺。美国国务卿赖斯因此匆忙跑到东京安抚许诺，表示针对朝鲜“核威胁”，要向日本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往稍远处看，日本政界某些人炒作“核武装”还存在打战略预防针的一面。意图至少有两个：一是对美国核保护伞的可靠性存在疑问，战略上想留一手。日国内很多防务专家认为，当今时代，核武器的“抑制力”已大为衰退，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已经“接近保质期”。日本政府“需要摆脱以往那种单纯依赖美国的外交，朝着一面维持日美同盟，一面建立自主性核遏制力的方向改变外交战略。”二是对2008年之后的日美关系存在疑虑，想以“核武装讨论”“提醒”美国。此番举动的外交目的在于，抓住美国不希望日本核武装的心理，通过保留未来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军备选项，要挟国际社会，牵制美国的对日联盟政策走向。
从日本国内来看，如此鼓吹讨论核武装问题的真实目的，并非是要在现阶段做出核武装决策，而是企图打破国民对核武器的心理禁忌，为未来日本选择核武装政策做民意铺垫。中曾根康弘最近就提出独特的“核兵器医学说”，把核武器比喻成霍乱菌、伤寒菌，声称“要防止其传染，就要讨论病状、研究病原，然后才能找出防止传染的措施”。为此，要打破日本作为原子弹“被爆国”国民特有的“核敏感”，勇于讨论核武装问题。此外，日本政界一些政客发起核武装讨论的个人目的，还是为了靠炒作敏感议题捞取政治人气，扩大选举利益。
从经济及技术角度看，如今日本要制造核武器不存在大的难题，真正的障碍在于决策上面临的政治制约和巨大的战略风险。首先，日本发展核武器面临强大的民意阻力。时至今日，“反核”思潮仍在日本社会占据主流地位。而《读卖新闻》的最新调查表明，80%的日本人认为本国应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如此强大的民意，是日本任何政治家都不敢忽视的。所以，目前日本台面上的某些政治家，虽强调“应讨论核武装问题”，但多不敢直接鼓吹核武装。
其次，日本发展核武器还面临一系列法律制约。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而且，日本现行《原子能基本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及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参加的《防止核扩散条约》、《全面核禁试条约》均得到国会批准，政府的“无核三原则”是经过国会认可的。以目前的民意现实和政界格局，日本要在国会修改、废除、退出上述法律、原则、国际条约，也非易事。
再次，日本发展核武器还面临巨大的战略风险。从军事角度看，核武器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同有核国家保持“核恐怖平衡”，以遏制他国可能的核打击。然而，日本国土狭小，人口高度集中，仅东京一地就集中了全国人口的1/10，抗核打击能力极弱——无论拥有多少核武器，都难以有效维持同他国的“核遏制力平衡”。而且，一旦拥有核武器，就自然成为其他有核国家的战略威慑对象——国家安全反而可能更加脆弱。从外交角度看，相互提供“基地”和“核保护伞”是日美同盟的两大基石。日本自行发展核武装意味着脱离美国的“核保护伞”，将从根本上动摇现行日美安保体制。另外，实现核武装还将使日本战后苦心孤诣树立的“反核国家”、“和平国家”的形象荡然无存。日本有专家认为，如果那样的话，“今后我国不管怎么高唱‘削减废除核武器’都不会再有国家响应。国家的国际存在价值将被明显削弱”，“不可能再受人尊敬”。因此，“（日本核武装）是极其拙劣幼稚的战略”。
对日本国民乃至亚洲人民来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核武装可以说是一个潘多拉盒子。现在日本有越来越多的政客和右翼分子围着盒子打转，叫嚷着要打开它。虽然只是叫嚷，但足以令人警惕——毕竟近代历史上日本让人猝不及防的事太多了。
（《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48期，作者单位：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延伸阅读
日本“核武装研究”揭秘
赖斯在朝鲜核试后2006年10月17日对东亚的访问首选日本。此举表面上是为表明美日在制裁北朝鲜问题上的紧密合作，而一些日本媒体则敏感地指出，其实赖斯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强调：“美日同盟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动摇的”。言外之意就是用“核保护伞”，敲打日本国内借朝鲜核试验之机甚嚣尘上的“核武装论”。
美国各大报报道美日外长会谈的标题也可为美国的忧虑佐证：“日本否定核武装以拂拭美国的担心（华盛顿邮报）”；“日本，告诉赖斯国务卿将不寻求核兵器（纽约时报）”。
日本首相安倍虽于2006年10月10日就表示：“对于(日本)不具备持有核武器的选择权这一点，今后也根本没有改变的念头。无核三原则一切都没有变更。”但美国还是不放心。因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政权中枢就已有了“核武装论”，并不为人知地进行了周密的“核武装研究”。
“日本核武装论”的两个推动者
据已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1961年11月，当时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对美国国务卿腊斯克“透露”：“尽管是少数派，日本也有核武装必要论者。在我的内阁里就有。”而后来中曾根康弘表明，这“少数派”正是池田本人。池田访问法国，与采取独立核政策的戴高乐总统见面后，曾向中曾根表示 “日本不能没有核武装。”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12月，准备于两星期后访美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对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表明：“（英国）威尔逊首相说，别人有了核武器，自己也得有，这是常识。我也有同感。”他说：“（日本）国民还没有思想准备，有必要进行教育。但是年轻人已经显示出向这一方向前进的有希望的征兆。”关于成本和技术，佐藤表示：“核（武器）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便宜。日本的科学、产业已经完全达到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水平了。”
美国政府中枢为之震动
国务卿腊斯克在因佐藤访美而为约翰逊总统准备的备忘录中，专设了一项：“ Japanese Nuclear Weapons Program（日本核兵器计划）”。在引述了佐藤的话后，腊斯克向约翰逊进言：“（美国）不应使日本持有独自的核能力，而应与日本进行有效的美日安全保障的长期性防卫合作，以使日本可以抵御来自普通兵器与核兵器两方面的攻击。”
1965年1月12日，白宫。约翰逊对来访的佐藤荣作单刀直入：“日本不必持有核武器。因为我们有了。如果日本为了防卫而有核遏制的必要的话，美国将履行承诺提供之。”据认为，这是日美首脑之间首次明言“核保护伞”。佐藤不动声色地表示：“这正是我想听到的。但是请不要公开发表。”
就在不到两年后，佐藤政权极其秘密地开始了日本的“核武装研究”。
美国阻止日本核武念头
这项研究是由当时的内阁官房内阁情报调查室出面的，秘密招集军事、国际政治、原子能等各方面的专家，从1966年底开始每月举行一次研究会议。
据当时负责这项研究的内阁情报调查室调查官志垣民郎表明，研究的着眼点在于：日本持有核武器，作为一项国策，是否明智；技术上是否可行；需要多少费用，等等。
当时参加研究成员的发言：
“原子弹和制造炸弹一样，有了原料，就不费什么事了”；
“必须制造可以装载在导弹上的，轻量小型化的。不过，日本目前的水平，不是不可能”；
1966年7月，位于茨城县东海村的日本第一座核电站开始运转。当时日本还没有掌握浓缩铀技术，但是利用核电废料提取钚的计划却正在进行中。
这一研究的报告提出，日本如果制造少量的以钚为原料的核弹是可能的。并列出了建立核弹连续生产系统所需的人员配备：科学家500人；技术人员1300人；制造50枚导弹的第一线工人19000名……
另一方面，被佐藤荣作的话震惊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指示防止核扩散委员会（通称“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开始秘密调查、分析和研究今后可能开发核武器的国家。
这个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上将出现20-30个核持有国。在最近解密的该委员会报告中，被列为将有可能实行核武装的就有印度、以色列和日本。委员会认为，这些国家即使不马上开发核武器，也已经具备了开发所需的技术力量。而一旦印度、日本等国家决定制造核武器，就将引起周边国家的效仿。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核多米诺”的理论。
报告中最让约翰逊瞠目的结论是：日本的核能力不但有可能在亚洲超过中国，而且将在10到15年后，具有给予美国以重大打击的能力。该委员会于最终报告中指出：为了防止日本走核武装的道路，美国应该强化美日同盟。也正如其成员所说：“美国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是为了让日本打消核开发的念头。”
无核“三原则”的诞生
1967年11月，佐藤荣作再次访美。美国迫使日本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而日本则要求美国在“无核”的前提下，归还冲绳。同年12月11日，佐藤在国会答辩中提出了日本对核武器“不持有；不允许进入”的政策。后加上“不制造”，成为“无核三原则”。
佐藤因恐怕束缚以后的政府发展核武器的手脚，原来打算“三原则”只适用于他自己一届内阁。但一经宣布，出乎预料地得到国民的热烈支持，以至于竟“事与愿违”地成为日本的“国是”。而实际上是“核武装论”者的佐藤荣作，也竟因提出“无核三原则”而被授予1974年诺贝尔和平奖。
核武装研究会于1968年和1970年分别提出了两份题为“有关日本核政策的基础研究”报告。后者还加了一个副题：独立核战力的战略、外交、政治诸问题。总共只印刷了60份，分发有关人员，其中包括佐藤荣作。
报告的结论是：日本如果进行不充分的核武装的话，万一核遏制失败，日本就可能遭到中国的核攻击。在日本狭窄的国土上，就连一发氢弹都是经受不住的。同时，国土狭窄，要进行地下核试验也是不可能的。报告指出：“认为拥有核武器才是成为大国的条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曾任这一研究计划座长的上智大学名誉教授蜡山道雄指出：“如果日本进行核武装，结果就是与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的美国为敌，也将成为亚洲所有国家的敌人。被孤立的日本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1975年8月，当时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与美国总统福特发表共同文件：“（美国）总统对（日本）总理大臣明确表示，不管是核兵力还是常规兵力，只要日本受到武力攻击，美国都将根据防卫日本的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的誓言而保卫日本。”
这样，日本正式进入了美国的“核保护伞”下。
日本的“爱因斯坦”们
2006年3月31日，位于日本青森县六所村，耗资２万2千亿日元，建造了10多年的核燃料再处理工场开始试运转。到2007年8月可以从核废料中提取2吨钚。正式运转后每年可提取4吨。而据说8公斤的钚就可以制造一个核弹头。
日本政府的计划是将提取出来的钚，再掺入核电厂的燃料中循环使用。而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却第一次在一个核处理设施中派遣了常驻检查员，对六所村工场实施24小时监视。
在当天日本NHK电视台报道这一消息时，日本的钚持有量为：国内5.5吨；存放在欧洲35.2吨，合计40.7吨。
爱因斯坦于1955年辞世前，签署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废除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博士也是联署者之一。日本的电力中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铃木达治郎，从1999年开始呼吁核科学家签署一个“不参加核兵器开发”的誓约书。在拥有7千会员的日本原子力学会中，(包括在海外的)至今署名的只有182人。
大阪大学教授高部英明，放弃了他从事了25年的激光热核反应的研究，改为激光宇宙物理学。他表示，改变学术研究方向，主要并不是因为激光热核研究在欧美基本上着眼于氢弹的小型化，而是他感到，在日本没有一种环境和气氛，可以充分讨论如何和平利用核能。（马挺）
（《凤凰周刊》2006年第34期，作者为该刊特约撰稿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