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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鹏，参加了2006年北京市举行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市文物局副局长和市工商大学副校长的岗位，并作为笔试的前五名进入面试。
       刚开始，他一直为自己“无党派”的身份而忐忑，“毕竟政治身份不占优势。”但随后他在招考过程中发现了大量“同类”：很多参加考试的人政治面貌都是“无党派”或“民主党派”。
       这是因为北京进行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对党外人士大幅度倾斜。在2006年北京市公开选拔的16个副局级领导干部岗位中，有10个岗位明确要求参选者的政治身份是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而此前北京的8次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中，最多一次有3名党外干部入选。
       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学院教授阎志民说，“北京在党、政、人大、政协换届之际推出的这个举措，是一个政治信号。党外干部加快进入决策层，标志干部人事改革正出现一种新的趋向。”
       非中共优秀人才进入决策层
       北京市此次公开选拔16个领导岗位的副局级干部，其中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副局长、市旅游局副局长、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北方工业大学副校长等10个岗位要求参选者是非中共身份，此外，一名市政协副秘书长被要求是民主党派人士参选。
       北京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表示，这次公开选拔的党外干部岗位，是依据干部结构和工作需要进行设置的。
       从实际情况看，此次公开选拔的10个党外干部岗位都是“实力部门”，打破了此前外界对党外干部只安排虚职的印象和猜想。
       采访中，很多参加面试的考生都提醒记者注意，除了工商联、高校、政协、科协等党外干部通常安排比较多的部门和机构，此次公开选拔涉及的部门中，科委、市政管理委员会、环保局、文物局、旅游局等都是关系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政府部门，其工作内容也涵盖了城市发展的重点。
       按有关程序，此次公开报名分为个人自荐报名、组织推荐报名和社会举荐报名三种形式，每人可报2个职位。
       北京电视台计财部的高级会计师孙成刚是自荐报名的。他说，看了招聘启事后很兴奋，觉得很想试试，就向单位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表示非常支持。“我觉得组织部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真正想扩大优秀人才的选择范围。”
       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政党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教授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观的多元化，一些优秀人才不一定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但他们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却是全社会的宝贵资源。争取他们参与到党的事业中来，让不是党员的人也能够进入核心领导层，既体现了执政党的宽阔胸襟，而且也是直面现实的理性选择。
       整合社会资源延揽行政人才
       北京一直很重视吸纳非党人士进入领导岗位参与决策。有关部门介绍，北京市现有局级党外干部98名，处级领导干部2064名，各级人大代表1400名、各级政协委员2782名。目前，北京市有一半左右政府部门配备了党外干部，远超过中央的有关规定，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2006年38岁的古红梅，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她先后在北京假日饭店做过公关经理，在香港合资出版社做过总经理，是位典型的“外企白领”。
       1995年，古红梅走进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当年便被任命为北京市海淀区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6年后，她被提升为正局长，直至今日。
       妆容精致、举止文雅的古红梅，思维和工作方式与长期身处机关的工作人员有着明显差异。她不喜欢讲套话，外企强调的工作实效、团队精神、专业水准都被她带到了工作环境中。她和同事相处十分平等，常常用玩笑和协商代替生硬的命令，这使旅游局的氛围充满了具有时代感的清新意味。
       旅游局是海淀区政府重要的政府部门。古红梅在外企工作的国际视野和开放意识都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包括旅游局用于对外宣传的样式时尚、高雅的纪念品都出于她的设计。
       年轻、担任实职，古红梅说无党派身份对她的工作没有丝毫障碍，和其他党员干部的配合也顺畅，几乎所有的党员活动她都被邀请列席参加。她非常感谢区里的领导，在这里她感到自己的才能得到有效施展。
       古红梅将外企的管理经验应用于政府管理，而另一方面，许多党外人士在参与政府决策中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质。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对党外人士有着专门的培训计划，比如组织党外代表人士赴国外培训、举办高级研修班、挂职锻炼等，不少党外人士受益于这个计划。
       2004年，台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彭京玉，被选派到朝阳区大屯地区街道办事处任副主任。长年在机关工作的彭京玉，在这期间真正直接面对老百姓，了解并体会了基层干部的辛苦和责任心。
       大屯地区是个城乡结合部。安置拆迁居民、安全生产、防火、防汛、绿化、供暖、资源普查等工作千头万绪，彭京玉通过街道办事处承担的多项工作，对社会有了比从前清晰、深入的认识。
       经过一年的磨炼，彭京玉感到自己的思想逻辑和思维方式都发生变化。她的突出感受是，当前政府工作人员要学会教育和引导群众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且，这位政协委员的切身体会是，在此后提出提案的时候，她会更强调提案的建设性和可操作性，“仅仅纸上谈兵是不行的。”
       党外人士参政的社会基础
       北京拓宽党外人士参政空间的积极之举，是在中国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作出的，也是实践“建设成为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努力。2006年11月，上海市则明确宣布，符合条件的党外干部可任政府领导班子正职。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一个人数日益庞大、影响力不断增强的高知群体，以鲜明的集体形象逐步进入公共视野。他们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从事着报酬很高的专业性工作。律师、外企雇员、注册会计师、自由艺术家等是他们最普遍的职业身份。
       据统计，目前我国近4000万知识分子中，已有1000多万人在非公经济领域工作，成为新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的五大领域新社会阶层成员中，平均年龄仅为31.2岁，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总体的70.3%，93.9%属无党派人士。
       阎志民说，虽然从整个社会来说，很多精英人才还是出自体制内部，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一些市场竞争激烈的新兴行业，优秀人才社会财富的占有量以及政治、文化的影响力都日益加大。
       北京市的相关调查表明，新社会阶层不同行业间，在职业操守、政治诉求、维系与政府关系、组织背景、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性很大。
       曾经在北京调研过新阶层群体情况的市委统战部工商经济处处长谭林说，这个群体中由于职业不同，参政愿望的强烈程度表现出很大不同。比如，律师的参政愿望很强，在各种公共事件中都喜欢发言；而会计师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意识。
       律师鲁哈达是北京律师界公认的“社会活动家”。在他看来，“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不仅仅具有商品性，还具有公共性，因此，作为律师必须强调严格的职业操守和道德。”
       2003年，鲁哈达当选为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委员。他在每年的政协会上都积极提出多条提案，有的还被评为优秀提案。不久前，他还专门就2008年奥运会可能涉及的诸多法律问题向王岐山市长进行汇报。
       与鲁哈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冯钟云为代表的艺术家群体。就在几个月前，画家冯钟云的生活是单纯而略显寂寞的。在他的头脑中，“政治”只是抽象的名词，与之无关。
       2006年4月，冯钟云参加了“新阶层人士理论与实践研修班”，在听完了5天包括中美关系、新阶层理论、文化产业等在内的课程后，感到自己能做的事情不仅仅是画画。
       他主动向统战部提出，应成立“自由艺术家联谊会”。接受统战部的委托，5个月后，他已经联络了10几个朋友准备入会。
       “没有谁能真正脱离政治。”这是冯钟云新的体会。一方面，由于没有资格参与官方的美术展览和介绍，自由艺术家在国内的生存空间一直很狭窄；另一方面，他们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崛起与中国发展的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画家们从过去四处联系外国买家，到目前常常看到外国人一捆捆地大量购买中国画。
       冯钟云说，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对社会有所帮助。至少，我们可以告诉政府官员什么样的建筑是美的，或许可以使城市的面貌更令人满意一些。
       选拔渠道还有拓宽空间
       古红梅说，这次公开选拔对于党外干部的使用无疑向前迈了一大步。当年她参加考试时还被告之其无党派身份不符合报名资格。
       但是，也有人对这种特殊安排提出异议。有些干部提出，某个人是否符合某个岗位的需要，应该以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来决定，如此专门为某种政治身份设置绿色通道，是否有悖公平原则？
       阎志民说，执政党出于政治合作的考虑进行有倾斜性的人事安排，有利于吸收民主党派的加盟。现阶段采取行政手段照顾党外人士是很有必要的。
       参加公开选拔考试的人中，来自高校的知识分子很多。这一特点也让人有所担心。古红梅说，根据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素质的人士，不见得有能力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事实上，政府和高校的情况差异很大，从高校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需要在实际能力和阅历方面下大功夫进行磨炼。她认为，公开选拔人才的层面应更加宽泛。
       在这次公开选拔中，有些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党外干部因为超过45岁的年龄限制而失去了机会，这不免令他们感到有些沮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焕喜说，民主党派人士的成长周期很长，首先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在30岁左右才能读完博士，其后还要花几年时间在学术上立稳脚跟，而从学术研究转向社会管理又得几年，很容易一晃就四十好几了。
       阎志民认为，作为公开选拔，制定一个年龄门槛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党外干部的安排不应仅仅依靠公开选拔一种渠道，要把对党外干部的培养和选拔进一步纳入全体干部队伍的建设中，使用渠道更加多元化。
       （《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50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