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的部署，2006年和2007年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集中换届。从目前的进展看，各地在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党委副书记职数、适当扩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交叉任职等方面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此次地方换届的另一特点，是以落实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为重点，把扩大党内民主贯穿于换届的全过程。
记者走访了北京、江苏、辽宁等地一些基层干部后发现，他们普遍认为监督工作非常重要，“不抓不得了”，而对“一把手”的监督又是重中之重。
但在谈到具体监督工作的时候，基层干部大都态度消极，普遍认为是“敏感问题”不愿多谈，表现出“监督工作不好出经验”、“不是自己分内的事”、“只有等上面动真格”等复杂心态，心存困惑。
五种心态挡住“监督真话”
如何搞好监督？接受采访的干部普遍存在一定的消极情绪，他们表现出来的五种心态，让记者听到“监督真话”很困难。
●心态一：监督是敏感问题，既不敢讲、也不愿讲，“不是自己要想的问题”。
记者在北京、辽宁、江苏等地调查时发现，多数监督职能部门在触及该话题时，流露畏难情绪。
他们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不太愿意涉及这个话题，认为太敏感，怕惹麻烦；一种是勉强同意谈谈，但限定了时间和范围，害怕“言多必失”；认为“说了白说”，问题和办法都是在上面，基层只能被动接受。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记者在一些网站的论坛、博客上看到，监督问题十分吸引眼球，一有腐败案件出来，网友跟帖相当踊跃，表现出强烈的“议政愿望”。
江苏省纪委常委顾星说，现在干部中有一个倾向值得注意，就是一谈到监督就联系到政治制度改革、联系到价值观的层面，不太愿意从技术和机制的层面去做“中性的思考”。
●心态二：监督效果心里没底。
工作探索“形式重于内容”，创新限于工作方法，鲜有制度性探索。
基层的探索和创新是完善、丰富监督体系的重要来源。但记者注意到，一些地方在这个领域内的探索积极性普遍不高，监督领域内的新经验、新办法显得少而又少。
江苏、辽宁负责监督工作的干部坦言，监督问题涉及面比较宽，又是主要针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所以进行制度创新的难度很大，导致了部分地方只能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进行一点突破。
辽宁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的相关人士均提到了营口的“半月谈”谈话制度、沈阳的“领导干部任前廉政征询制度”。但当记者就此联系相关方面想进行深入了解时，他们均表现出了“不太积极”的态度。显然，对于这样的“经验”，其效果到底有多大，心里也许没有太大把握。
南京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绍泽认为，各种监督形式之间缺少形成合力的桥梁，还难形成“面”上的经验。
●心态三：等待“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等待党内监督“有突破”。
推进监督工作，主要得靠中央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这样的“等待”态度，记者在江苏、辽宁等地采访看到的最多。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基层干部关注的重点不在监督制度的自我创新上，而是在大的制度安排上。每当出台一个事关监督全局的制度时，大家都显得很兴奋，把这看成是中央下决心解决腐败问题的又一个例证。
苏州市纪委副书记张锡九说，自己在平时与干部打交道过程中观察到，大多数干部实际上并不排斥监督，把监督看成是保护自己的好事情，但干部们在监督上也有攀比心理，即看对班子成员与对“班长”是不是一个样，对非权力领域与对权力领域是不是一个样，对党内监督与对党外监督是不是一个样。
●心态四：谈监督“一把手”的多，谈“一把手”抓监督的少。
很多干部一谈到监督，就自然谈到监督“一把手”的问题。不过一些干部认为，“一把手”既是被监督的重点对象，也是抓监督的重要力量，目前“一把手”这两个角色转换处理得不够理想。
辽宁省铁岭市纪委研究室主任武绍国认为，一个部门监督工作做得好坏，“一把手”的重视程度是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对“一把手”抓监督工作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压力，另外对“一把手”怎样抓监督跟踪研究得也不够。
●心态五：监督制度、文件、通知多，执行中的效果很不理想，缺乏让监督刚性起来的法律。
辽宁省纪委党风廉政室主任甄杰说，我们在履行监督职责时，主要靠党规、条例和若干的廉政建设准则，甚至各种会议的“几不准”等，我们的制度恐怕是世界上最多的，但落实得不好。
辽宁、江苏、北京等地的干部认为，目前我们党在加强监督方面不是缺制度，而是缺让制度活起来的机制；不是缺要求，而是缺让要求具有约束力的办法；不是缺文件精神，而是缺让文件精神生根的土壤。比如，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制度本身很好，但很少有腐败分子是通过财产申报来发现的。有的地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变成了单位会计的一项工作，一到申报时间，会计集中填一下表就交上去，完全流于形式。
“一把手”是监督的关键环节
无论换届前后，对一把手的监督都是监督中的最关键环节。“‘一把手’监督难……”，是所有被采访干部的共同心声。
“‘一把手’在本部门是难以监督的，因为平级没法监督，底下又不敢监督，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多大案、要案、窝案。”干了几十年纪检工作的武绍国这样说。抚顺市新抚区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崔志有也表示，在基层办个案子很难，阻力大，如果没有“一把手”同意，案子就难办成。
之所以对“一把手”监督难，主要是赋予“一把手”的权力过重，而责任追究制度又没有相应真正建立起来。
辽宁、江苏的一些负责监督工作的人士还指出，目前在省里，提拔干部实行全委会票决制，避免了少数人说了算，在县区，实行常委会票决制，决策发扬民主，这的确是个进步，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咋“决”，而是干部的“初始提名权”在谁手里。
孟宪杰说，“一把手”才有“初始提名权”，但干部出事了，想追究责任却找不到人。他认为，在推荐干部人选上，应搞署名推荐。甄杰也认为，最好的监督是公开，尤其是党务公开，应该稳妥推进，但目前这项工作推进的力度非常有限。
由党内民主入手凝聚监督合力
此次党委换届，各地注意落实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四权”。河北、山西等12个省、区、市，共查处换届期间的违规违纪案件57起，处理有关责任人111人。
专家及相关人士指出，继续由党内民主入手，凝聚监督合力，将是下一步的重要方向。
中央党校教务部副主任、政治学教授侯少文认为，党内、党外有多种监督资源，各种监督形式，综合运用势在必行。但前提是，要先破解“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
一些权威专家及监督界人士建议：推出地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条件已基本成熟，可在部分市县(区)搞综合试点。侯少文认为，在当前，应明确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内最高权力机构、最高监督机构的地位，从现有条件看，适时推出地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条件基本成熟。他建议，为了不影响稳定，先期可以考虑在市县(区)进行改革综合试点，逐步推开。
理顺体制，实行垂直管理的监督体系。崔志有说，为了加强监督，应该考虑体制上的改革，比如把纪委设置为派出机构，解放纪委干部的手脚。甄杰则认为，现在地方的纪检组模式，按职能应监督“一把手”或班子成员，但实际是监督不了的，因为纪检组长在班子成员中处在最末位。
专业人士分析，如果实行从机构到人员皆由中央进行垂直管理的监督体系，有利于改变那种“下级监督上级”的先天缺陷，从而使监督机构具有高度权威性和独立性，监督人员行使职权有了可靠的保障，监督作用就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郭奔胜、范春生、任力波)
（《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48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