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晚7时许，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回暖的秋意中溘然辞世。在与癌症抗争了23年之后，他终于再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29日上午，香港沙宣道33号，那栋用一块块大石建造起的欧陆古堡，曾经聚集着荣耀与艳羡的霍家大宅，正被淡淡的阴郁笼罩着，即便面前开阔的大屿山海景也无法将之化解。
霍英东去世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他做了很多好事，他是一个好人”，从太平山到油麻地，许多人摇头叹息着，这其中也包括政见不合的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来自特首办公室的慰问信在第一时间送达，信封上写着“致霍英东家属”。曾荫权说，“霍英东先生的逝世是国家及香港的重大损失……”这一番极不寻常的表述，是肯定，也透露出些许惋惜：香港失去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少了一个能与国家高层直接沟通的通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霍英东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沟通——把香港和内地联系在一起。霍英东的一位传记作者认为他生性喜欢冒险，但比起他100港币就敢落标1.8万的机器，朝鲜战争期间的走私，投资房地产或者经营建筑而言，他最大的“冒险”莫过于把自己的人生际遇也押在了穿越那道曾经阻隔了东西方的“铁幕”上。在过去的50年中，或许从霍英东着手积累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开始，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在“铁幕”两边的舞台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而他人生最精彩之处，也莫过于无论按照怎样的标准——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他都是一个成功者。
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
香港的鲤鱼门海峡，寓“鲤鱼跳龙门”之意。不足500米宽的海面，一座灯塔，引领着几代香港人的出发与归航。
正是在这里，27岁的霍英东找到了事业的起点。1950年，他的船队满载大陆急需的军用物资，绕过英国军舰的层层监控，途经文天祥当年长叹的伶仃洋，最后卸货在深圳蛇口。
霍英东出生在渔民人家。艰辛的海上生活，令他失去了父亲和两个哥哥，他的母亲因此带着他“上岸谋生”。然而他还是回到了大海，并最终直登龙门。
1950年12月，朝鲜半岛战火正酣，英美等国开始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这样说道。而在日本、台湾再到东南亚的包围圈中，香港和澳门是最后的缺口。
在香港和澳门，中共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尽管采购到了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却苦于无法将其运往内地。
有人因此想到了霍英东。
根据现有的资料，1950年，霍英东即以一艘风帆船，从香港运输柴油至澳门，卖给“南光公司”。第一笔生意，霍英东“赚了几百块”。
一年之后，霍英东已经拥有总吨位约1000吨的十几艘机帆船。而据他的回忆，“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伙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
港英当局严格执行着“全面禁运”的要求。当时的香港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英国海军“开枪追击走私船只”的报道。
但是，在接下来的近3年时间里，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的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
当时，黑铁皮是主要的禁运物资之一。而因为中国没有装载汽油的黑铁皮油桶，大批汽油积压在中苏边境，无法运往前线。
霍英东的船队加班抢运，6000吨黑铁皮，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全部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霍英东回忆说。
“数十万志愿军，要盘尼西林、止血药棉、汽油、轮胎……哪里来？还不是靠上中下、三教九流、八方神圣帮的手？”前中国侨办主任廖承志曾说。
稍有不同，提及当年时，霍英东的说法并不高调。“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他说，“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一种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行为”，这是霍英东为自己下的结论。不过他一直强调，自己自始至终都没有倒卖过两样东西：军火、假冒伪劣的药品。
每运一船货，霍英东大约可以得到相当于货值20％的运费。近三年的海上运输，给他带来了100多万港元的利润。
毫无疑问，这是他的商业生涯的第一桶金。1953年下半年，另向汇丰银行贷款150万元后，霍英东以280万港币的价格，购买了香港富豪利氏家族的使馆大厦。他开始挺进地产业，并从此取得重大的商业成功。
但这更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因为3年来的坚定表现，霍英东被“澳门南光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柯正平称为“信得过的重要的供货人”。周恩来更高度赞扬港澳工商界人士对抗美援朝的支持，称其为“患难之交”。冒险的贸易换来了同志的信任。
2000年10月，“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霍英东是惟一被邀请出席的港人，而且坐上了主席台。
“当年我或许还不是很清楚，但今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是做对了。”霍英东后来这样评价自己。
霍英东原名“官泰”。而他给自己改成现在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要“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
朝鲜战争后，霍英东进入了其商业生涯的第一个高潮。
香港坊间流传，霍英东进军房地产业，得到了来自内地的无息贷款的支持。不过，霍英东创造的“预售楼花”的经营模式，的确风行了全香港。
在地未购、房未建的时候，预先把将要建筑的楼宇分层出售，再用预售收来的资金建筑楼宇，靠这一模式，霍英东甚至一天收入就超过100万港元，几与三年海运总收入持平。
1953年，霍英东创立“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1965年他当上了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时，已经被称为香港地产业的“龙头大哥”。
他也买下了“香港华润公司”办公所在的“毕打行”大楼。
1961年底，他花费巨款，进口了一艘大型挖沙船，命名为“有荣四号”。他创办了“有荣公司”，开始经营海沙的生意。在香港房地产业大发展时，海沙是重要的建筑材料。
次年，“香港华润公司”委托“有荣公司”为中国海沙出口香港的总代理。这是霍英东最早与内地合作的经营项目。
“霍英东在抗美援朝时期曾经为华润公司运输过‘禁运’物资，我们了解他，知道他有能力经营海沙。”“华润公司”的老职工周德明说。
至2003年，霍英东已拥有大型挖沙船20多艘，独家生意，利市百倍。
通过体育摧城拔寨
1964年对霍英东来说，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他以香港观礼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建国15周年国庆招待会。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也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
多年之后，霍英东仍然时常对他的家人提起那次会面。而事实上，他也一直珍藏着那次招待会的请柬，请柬上有毛泽东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落款。
回到香港后，次年6月，他即发起成立了“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而且“完全没有争议”，“大家都支持”他担任首届会长。商会的会员包括了香港房地产业界几乎所有中坚力量。
据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人士向《霍英东全传》的作者冷夏透露，20世纪70年代初，霍英东几乎每月都会邀请商会的主要会员李嘉诚、何鸿、李兆基等到他家吃饭，而他的另一位重要客人，恰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的社长梁威林。
“大家无所不谈，谈的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冷夏在《霍英东全传》中引用该人士的话说，“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霍英东）帮我们打开局面。”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时期，霍英东就上了美国情报机构和港英当局的“黑名单”，只不过在他的经济实力还有限时，港英当局只把他看作一个“一般的违法分子”。但当他的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时，他受到了重大的压力。
1965年，香港房地产业日趋萧条，港英当局推出了海军船坞地皮试图救市。但当只有霍英东一人投标时，当局突然选择了收回地皮。
事实上，类似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1956年霍英东的楼盘“蟾宫大厦”热卖时，“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其递解出境”的流言突然传遍港九，引发买家恐慌。霍英东的“立信置业”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重要启事”，声明“近有无耻之徒散播谰言”。
1967年，霍英东旗下的“星光行”恢复招租，其中一个较大的租户是经营中国艺术品的中资背景的“中艺公司”。在中英关系陷入低潮时，这份租约给他带来的是美英的“政治迫害”。美国驻港领事馆禁止“星光行”的租户买卖美国商品，而香港电话公司拒绝为“星光行”拨通电话。
最后，市值超过30亿港币的“星光行”，霍英东只得以不到4000万港币的价格出售给了英资的“置地公司”，并从此淡出房地产市场。
“很少人像他牺牲那么大，生活上的磨练那么多。”霍英东多年的好友何铭思说。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霍英东始在香港经营“东方石油公司”，售卖在中国内地出产的石油产品。
与此同时，整个1970年代，恢复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应有地位，成为霍英东的主要战场。中国在亚洲14个单项体育组织中攻城拔寨，霍英东先生就是开路先锋。在谈判与斗争中，既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允许台湾以中国地方名义入会，就是霍先生提出来的，并最终成为解决中国席位的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们这些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希望为家乡做事，是不会被了解，也不会被接受的。”通过体育报效祖国于是成为霍英东惟一的选择。
1970年，以143万港币的价格，霍英东购入薄扶林沙宣道“石头庄园”。此后，一直到辞世，他一直住在这个用一块块大石砌成的欧陆式古堡中。
他认第二，便无人敢认第一
上世纪70年代，霍英东名下，一个巨大工商业体系已喷薄欲出。它以房地产为中心，延伸至石油、航运、酒店、旅馆、赌城……甚至是杂货铺，但凡能赚钱的领域；超过60家企业，10万名白领和蓝领工人；遍布海内外。以至于有人说：他现在举手投足，都能触动香港各界的神经。
虽然港英政府依然小心地监视着他与内地的联系，却也必须开始考虑接受霍英东了。1971年港督首次在公开场合与霍英东微笑握手，已足具象征意义，而1978年港督麦理浩终于接受霍英东的邀请参加了他为长子举办的婚礼，港督出席霍家私人活动，说明霍英东已经成功缓解了他与港英政府的关系。
1978年，霍家大公子霍震霆与港姐朱玲玲的婚礼，注定要在香港历史上留下一笔，这场极尽奢华的婚礼，被媒体誉为“世纪婚礼”。在港人眼中，这或许是霍家成功的最典型标志。不过，据霍英东事后的解释，这惟一的一次大操大办，其理由却是为霍震霆积攒知名度，更容易为中国体育会籍的事情奔波。关于这次婚礼，还有一宗有意思的事，婚礼的主持人竟是十年前乘人之危，低价收购“星光行”而让霍英东损失惨重的怡和集团的主席。
仿佛霍英东奋斗的前半生之中所有的吊诡，都要借这次婚礼做一了结。不过，对于霍英东而言，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已在不远处向他招手。
频繁地出入内地，让霍英东结识了众多中央与地方领导人，也使他能够更加敏锐地把握大陆发展的脉动，一如他曾经凭着自己懂英文而在港英政府的宪报中发现机遇一样。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天，霍英东从《澳门日报》上看到了“中山县翠亨村将辟为旅游区”报道，霍英东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而他在内地的事业，或者说他新的奋斗正是由这个可能开启的。
在中山考察时，“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出台，虽然霍英东说他当时还是有些担心，担心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下去，但是他还是迅速一边在香港组成投资公司，一边获得了来自中央和广东省鼓励和支持。结果，用来试水的中山温泉酒店次年11月动工，转年12月即建成开张。而这距离全国人大批准《广东经济特区条例》的日子不足三个月。曾经“忐忑”的霍英东牢牢把住了命运的咽喉。
此后，建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建第一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的全开放型高级酒店——白天鹅宾馆，捐资修桥……霍英东以自己的经验和对时局的把握，完成了他在香港已驾轻就熟，而在内地却被称为是创举的诸多举措。
霍英东对于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很少表现出早年商人逐利的强烈渴望。最经典的就是南沙开发，即便投入数十亿，至今鲜有回报，即便明知许多钱不务正业，但能看到南沙在变就会让他略感安慰。除此之外，霍英东在基础设施、教育方面无偿捐赠了大量资金。对此，霍英东曾以孝道来解释他的动机，“中国人历来最讲孝道。我发达了，理应孝敬母亲……我出了一点钱，一点力，对整个国家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
参与改革开放，霍英东与内地的关系日益公开。他为内地改革开放的贡献，使得中国必须找到让其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霍英东成为政协委员、继而又进入全国人大。1985年，他入选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93年，霍英东更是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在香港还未回归时，成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这无疑让他在香港政坛权威更重。港英政府自不敢再打压他，岭南大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系副教授李彭广曾评价说，霍老的话，在香港政界中某程度上被视为代表中央的看法。而这些政治身份，也让他更加注意行事的分寸。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张文光形容霍老是一个“老爱国”，“他认第二，便无人敢认第一”。
（11月2日《南方周末》，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