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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刻录]消逝的教会学校
作者:杨东晓

《新华月报(天下)》 2006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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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
       1. 慕贞女中的幸福生活
       
       尽管现存档案中,同治年间慕贞女中(现北京125中学)第一届三位女学生身着大镶大滚的旗装华服,但是在今天慕贞老校友的记忆中,她们风华正茂之时,只能穿两种颜色的长袍,穿薄装的月份是浅蓝色,穿厚衣的季节是深蓝色。 然而这种规定掩不住这些教会学校女孩子们热情、活泼、爱美的天性。
       在年高八旬的张又平女士提供的1944年春游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语文妈妈刘植莲”任班主任的这个班上,年龄不等的高一女生,都身着当年时尚漂亮的旗袍,各色花样的鞋子,有的还加了件坎肩儿,有的拿着花草帽,“这样漂亮的衣服在学校期间是不允许穿的。”张又平说。
       “拈”来的妹妹
       慕贞女中区别于其他教会学校的,不仅是她“华北地区第一所”的身份,还有一些具有该校治学特点的风气。老校友张又平从1940年至1946年,在慕贞接受了6年完整的中学教育,她说“姐妹节”是国人校长郑乃清的独创。
       新学年开学第一天,每位学生都从“一”开始编号,初中生拿着号坐好,高中生就开始“拈号”(抓阄),拈着几号,就去找到手执相应号码的初中生,结为一对姐妹。接下来的一年里,姐姐都要尽到为人姊的责任,从辅导功课到照顾生活,对自己“拈”来的妹妹尽责。
       女校要传授的技能
       高三学生送别宴上,师妹们身穿粉色长袍,给毕业班的师姐包饺子。粉色,是她们的班色,慕贞女中每一班级都有自己的标志色,这种色彩的服饰专供各种校庆节日时穿着。
       那些身穿粉色、绿色、紫色、黄色等标志色的慕贞女学生不仅会包饺子,还会做各种中西式的糕点。学校聘有两位家政课教师,一位教授饮食烹饪,另一位教授女工,学生要不仅掌握刺绣、十字绣、挑花、抽丝,还能独立裁剪和缝纫大褂。
       2.乱世真情
       
       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时,北平贝满女中学生谢婉莹才15岁,这位后来的著名作家,参加了反袁反“二十一条”的斗争。 她上学时期的学生会主席李德全、日后的冯玉祥夫人率女学生抗议游行,她的讲演掷地有声:“别轻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都会把日本兵淹死!”
       美国人掌管教会学校期间,慕贞女中每周五节英语。到了日本人占领时期,外语课变成每周五节日语,两节英语。此间,慕贞校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及格风潮。学生们以不学日语进行反抗。在日本教官翻译洪达授课的班上,只有6名学生日语及格。一时间,这股罢学抗日的风气在校园内愈演愈盛。
       民族危亡关头
       慕贞女中校长郑乃清有位堂弟在冀中当八路军,因此他了解冀中抗日军民缺医少药的情况。郑乃清一生中唯一的“从商”经历,是通过在北京东四大街设立一家名号“三合化学试剂公司”的商号,向堂弟所在部队输送医疗用品。
       但是不幸的事件还是发生了。堂弟郑乃武被日本人枪杀并扔进了滦河;三合公司“送货”的职员左兴在唐山被捕,投进监狱;他本人进了北大红楼日本宪兵司令部。
       一直为全校师生所不齿的日本教官翻译、日语教师洪达从宪兵司令部听到消息,一边求山上教官说情放人,一边自己打保票“郑校长不会有问题”;同时捎信给郑乃清夫人,让她到当时北平有名的三阳金店买了一支日本人指定的纯金烟盒送了进去。
       郑乃清被放了出来,但是右耳也从此永远失聪——这是日本人一个耳光的结果。
       一向以不问政治自诩的旧知识分子郑乃清,始终躲不开政治的干扰。“不问政治”四个字,更多的时候,只是他躲避干扰的一个愿望。
       学校就是避风港
       
       16岁即毕业于慕贞女中高中部的王碧霖,已是地下工作者。她的师妹们还记得,她当年很帅,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考入了燕京大学,令下届的师妹好生羡慕。王碧霖由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有时被迫回母校躲一躲。被人追查起来,郑乃清就一句话:她是我们的校友,回来看看母亲(王碧霖的母亲是该校舍监),我知道这个学生,她没事。就是在这样的庇护下,慕贞女中曾出了母亲带着三个女儿一家四口同奔延安的“徐家三姐妹”这样革命的家庭。
       上海
       麦伦中学:一段红色记忆
       在校长沈体兰的带领下,上海麦伦中学这所教会学校成了民主革命的教育基地,麦伦的学生被培植成“为公道牺牲、为大众奋斗的勇士,成为有爱国精神和救国能力之公民”。
       从麦伦中学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目前在北京能组成200多人的校友会。
       红色辐射
       现年89岁的陈明老人,1934年进入上海麦伦中学,这所由伦敦会创办的中学男校,以教学管理严格闻名。由于家长有同事和大学同学毕业于该校,所以陈明被家里很放心地送到学校寄宿,尽管麦伦的学费很高。
       
       当年参加地下学生运动的陈明在麦伦百年校庆会上说,“麦伦就像党在上海的一所学校一样” 。一所教会学校成为这样一座地下堡垒,与当时的国内、国际政局都不无关系。
       师生心照不宣
       蒋介石政权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这一卖国条约后的1935年,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在北平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联合全国学生,策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运动前夕,当年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后来的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从北平密赴上海,他到上海找到了邹韬奋和章乃器,通过章乃器又找到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说明来意,校长沈体兰就让陈翰伯直接去找陈明。虽然陈明等学生的活动与沈体兰的校务管理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师生之间凭着一种默契,心照不宣。
       陈明把陈翰伯介绍到刚成立的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请他来讲国内国际形势。一二·九运动的基础就这样悄悄地在北平、上海以及其他城市之间扎扎实实打牢。此间,麦伦中学、爱国女中、正风中学等一直负责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陈翰伯、陆璀等的联系和筹备成立全国学联的工作。
       (摘自《新世纪周刊》2006年第30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