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真心实意干傻事
       如今，中年以上的人回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都能勾起种种滋味不同的记忆：热烈的、兴奋的、迷乱的、荒诞的……眼花缭乱，异彩纷呈。八音齐奏，整天锣鼓喧闹；五味俱全，不知从何说起。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人，同他们说起“大跃进”，如同天方夜谭，或者认为他们的父辈都突然发了神经病。倒是农村的青年男女，都从父母亲的回忆中知道他们家乡饿死过多少人，一说起来，仍然不寒而栗，似乎是一场遥远的噩梦。那一段年月，实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奇特的、使后人难以置信的章页。
       如今，人们已能够理智地、清醒地叙述那个狂热的年代。但在当时，从上到下，有多少人有如此清晰冷静的思考呢？举世滔滔，狂热的浪潮席卷全国。“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不是没有，但他们那严肃的、冷峻的声音在狂潮中微弱无力，无人理会。那时候，决策者早已把“真理有时在少数人一边”的明训丢到九霄云外，“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帽子正拿在手中时时挥动着呢。
       后来总结这段历史，刘少奇同志曾经批评过《人民日报》，说报纸宣传要负一半责任。这个批评的分量是极重的，却也是事实。夸大的新闻报道，煽动性极强的言论，神乎其神的标题，触目惊心的版面，连篇累牍，日新月异，确实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而作为副刊编辑，我们自然也是唯恐落后，不遗余力地擂鼓助威，渲染气氛，大大发挥文学艺术鼓动、感染的特殊功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类主观唯心主义的提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类虚幻的口号，经常反复地在副刊文章中出现。突击组稿、写稿、安排版面，每天一上班，就忙得不亦乐乎，似疯似狂，如醉如痴。每到晚上，精疲力尽，舌敝唇焦，还要等着看最后的大样。来不及回家，就睡在办公室，将合订本铺在地板上当床褥。
       那时候，新鲜的题目连踵而来，应接不暇。忽而全民办水利；忽而全民写诗歌；忽而大炼钢铁，完成一O七O万吨指标；忽而“十五年赶上英国”；忽而办大队公共食堂；忽而粮食放高产卫星……我们都是紧紧跟上，闻风而动，立即组织诗文稿件，出专页。作家们也都热情高涨，文思泉涌，七步成诗，一挥而就，倚马而待，立等可取。编辑部和作者间，互相较劲，互相感染，几乎不分彼此。事后头脑冷静下来，也觉得发热发昏得有点可笑，但在当时，身历其境却都认真得使人感动。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许多，事过几十年，印象还是很深。有一天夜晚睡在办公室，梦中忽听得窗外王府井大街上人声鼎沸，叮叮当当之声终夜不息。第二天清晨下楼一看，马路两边人行道上的方块水泥砖全部不翼而飞，剩下一片癫痢头，原来已被附近单位挖走砌小高炉炼铁去了。我们惊诧之余，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也是群众炼钢铁的积极性，值得歌颂，来一篇《沸腾的王府井之夜》吧。多数人却认为此例一开，全国大中城市的马路人行道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群众力量可以移山，区区水泥砖当然不在话下，以后再全部重铺，巨额费用谁来担当？市政建设的这笔经济账，还是要算的。
       我当然不希望那种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科学的糊涂事重演，尤其不希望再出现那种不爱护民力、不珍惜国家社会财富的错误做法。但是我真诚地怀念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编辑记者们千方百计动脑筋，贡献自己的智慧才能，虽是好心做傻事、做错事，却是真心实意，绝少个人杂念，至于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尚是余事。
       全民写诗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是以新民歌的浪潮作为前奏曲的。这就不免使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从一开始就过多地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了“新民歌选”专栏，一组一组地经常见报，日积月累，对鼓吹“大跃进”着实“与有荣焉”。
       新民歌最先出现在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工地。为了抗旱防涝，增加粮食产量，在冬春季节开山引水，修渠打井，挖水库，筑堤坝，农村劳动力全都上了工地。红旗竞赛，你追我赶，热火朝天，于是就产生了一批鼓动性极强的歌谣。
       劳动人民中蕴藏着无可限量的创造力，何况又有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愿望作为动力，工地上就响起昂扬激越的歌声。比如甘肃洮河工地的“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钻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四川巴中的“千条龙，万条龙，首尾衔接上高峰。张口喷出江海水，江山遍野响淙淙。天干也要吃饱饭，乾坤掌在人手中”。安徽庐江的“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确实都反映了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干劲和人定胜天的信心。
       其中也出现一些优秀作品，比如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首新民歌，当时被人们多次引用，交口赞誉。文艺评论家对它进行许多阐述分析，称之为对传统的四句体民歌的重大突破。文学史家如果对1958年新民歌运动作历史的、科学的评价，这首《我来了》大约能占一个代表性的位置。
       接着，自上而下，一个新的“采风运动”展开了。许多省、市、县以及工厂、部队都纷纷发出号召，征集新民歌，发表、整理、出版。于是，机关、工厂、农村、连队、学校、商店，到处举行赛诗会、赛诗墙，全民写诗（不写也得写），人人都当诗人（不当也得当）。新民歌成为“运动”如大海潮涌，铺天盖地。其广泛、热烈的程度，远远超过头一年整风时的大字报。副刊编辑部收到的新民歌稿件，如雪片飞来，每天都有几十首、上百首，成册的油印本，看也来不及看。好的自然也有，但绝大多数是“东风万里红旗飘、X X人民干劲高”一类充满鼓动口号的顺口溜。而且大都有标语口号式的毛病。到了下半年，就多是“总路线是快马鞭，快马加鞭飞如箭，日行千里夜八百，赶英何须十五年”、“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这种虚夸的高调了。
       1960年9月，我和一位同事出差去杭州。那时北京杭州之间尚无直达列车，需在上海转车。铁路局订了新办法，可以买联票，只需在上海站换乘一节车厢，不用再买票，称为“一条龙服务”。这当然是方便乘客因而受到欢迎的好事。刚开车，年轻的女列车员宣布：一条龙旅客（称为“龙客”）必须参加赛诗会，到达杭州站以前每人必须至少写一首诗。我们是靠笔杆吃饭的，还能应付，好在有三四小时旅程，尽可好整以暇。有些带小孩子的女乘客就不免叽里咕噜叫苦不迭。不到一小时，我们就交了卷，写的什么，全都忘了，只记得我那位同伴的第一句是“人生何幸当龙客”，实在是首打油诗，不够严肃认真。好在小辫子乘务员并不计较，连看也不看，只将发给旅客的纸片一一收齐，就完成任务了。
       小诗人和老诗人
       “全民写诗”的日子里，最活跃的可能是中小学生。
       1958年4月18日，副刊发了一组《孩子的诗》，来自河北怀来县枣林公社。那年正好有一批作家和作协工作人员下放在怀来，劳动之余，也辅导农村青年的业余文化活动，文风所及，播下了诗文种子。
       这组《孩子的诗》中，确实也有些好诗。例如工农中学学生王世牡写的：
       小小斧头一斤半，
       砸起石头响连天，
       斧头虽小力量大，
       万把斧头砸碎山。
       又如孟窑小学学生李芳写的：
       远看孟窑红一片，
       村里出现红石山，
       过路行人都来瞧，
       原来是红枣堆成山。
       列在这组诗的第一首作为“代序”的出自工农中学一年级刘玉花之手，题目叫《小作者》：
       
       别看作者小，
       诗歌可不少，
       一心超过杜甫诗，
       快马加鞭赶郭老。
       发这组诗的时候，我写了一段题为《后生可爱》的“编后小语”。最后写了这么几句：“后生可爱。他们是会超过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不知郭老和其他的诗人们以为如何？”写这句话的用意，无非是让郭老和诗人们、读者们为孩子们的畅想莞尔一笑。
       郭老在《读了“孩子的诗”》文中，提到刘玉花的《小作者》：“特别是第三句，气魄可真不小。编者认为这些小作者是会‘超过我们这一代诗人的’，问我‘以为如何’？我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完全同意。他们一定会超过我们，特别是超过我。”
       郭老为此写了一首诗答复那位小作者：
       老郭不算老，
       诗多好的少，
       老少齐努力，
       学习主席毛。
       末句这样写，可能是为了押韵。我们接到稿件，兴奋之余，觉得末句欧化句法，孩子们可能不习惯，而且在公开报刊上从未这样用过，不免担心是否会有对领袖不够尊重之嫌？可是又不知如何改。郭老哈哈一笑，毫不迟疑地说：“就改作‘学习毛主席’吧。”
       郭老并没有责怪小作者，他说：“民歌的产量既多，谁也不能普遍看到，因此往往被混过，更因而被选或被称赞。这样实在是不大老实的作风。孩子可恕，大人断不可恕！”
       这就连我们当编辑的也批评在内了。
       不久以后，我又看到来自郭老家乡四川的一组儿歌。其中一首是一位小学生叙说他的父亲每天回家就逼他写诗，弄得他苦不堪言。他愤愤然唱道：
       我又不是蚕子变，
       肚里哪有啷多丝（诗）！
       这可真是有真情实感的好诗句，只是我们不敢贸然从事，怕被别人指责为新民歌运动“抹黑”，有违“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明训。
       这首小作者的诗只在副刊编辑中欣赏一番，没有见报。
       一寸相思一寸钢
       1958年秋天开始，一场比新民歌浪潮更广泛、更深入的全民性运动倏然兴起，那就是“大炼钢铁”。
       那一段时期，文件中，报纸宣传中常常提出一个口号：“保钢帅升帐”。为了确保一O七O万吨这位钢铁元帅升帐，一切工业生产都得让路。我们副刊自然不敢后人，赶紧到帐下听令。
       作家们、诗人们意气风发，在炉火熊熊中写了许多诗文。我还记得田汉同志一组《钢帅颂》中的几首：
       硝烟尘雾赛沙场，
       推土开荒建武钢，
       指日青山接黄石，
       喜看红焰映蓝光。
       这也还是写实，并无夸张。青山、黄石两个地名和红焰、蓝光连用，颇具色彩之美。
       另一首写音乐学院师生炼钢并未影响学习：
       读书生产两无双，
       不再苍颜恋学窗，
       中国正多新榜样，
       炼钢炉畔学萧邦。
       末句当时在音乐界传诵一时，被誉为名句。
       田老南行到江浙闽各地，一路又写了颂“钢帅”诗句。在福建漳州，他看到当地砍伐相思树作燃料，引起兴致，口占一绝：
       枝干横斜叶半黄，
       漳州炉焰对斜阳，
       炼钢何惜相思树，
       一寸相思一寸钢。
       最后一句，显然是从李商隐“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化来。用在此处铿锵有声，又有时代特色，真是神来之笔。相思树又名台湾相思，一种常绿乔木，产于台湾、福建、广东、广西一带。木质细致，坚实耐久，不仅可作城市绿化树、行道树，还能造船、制家具、农具和枪托。种子呈鲜红色，凸镜形，所以又称红豆树、海红豆，实在是良种木材。为了确保“钢帅”升帐，也只能付之一炬。再要栽出这种高达十几米的大树，又需多少年。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再三呼吁炼钢运动中要保护木材特别是稀有的良种树木，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其后两三年里，有的人还被斥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大炼钢铁运动”，戴上了右倾保守的帽子。
       “一寸相思一寸钢”，不过是诗人的畅想，还是李商隐写得对，一寸相思只能化为一寸灰。
       电话传歌曲
       不久前偶然遇到一群幼儿园小朋友，由老师带着在街心绿地游戏。孩子们唱着：“大红花，真美丽，我爱我的好阿姨……”我不禁停下脚步，凝神静听。一首几十年前匆忙写成的儿歌，还能从今天的小朋友口中听到，实在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
       “大跃进”年代，“全民性”的运动风起云涌，接连不断。城乡男女劳动力都去炼钢铁，放粮食高产“卫星”，除四害，举行“赛诗会”，有时还要挑灯夜战，家里的娃儿们怎么办呢？于是大队、街道普遍办起托儿所、幼儿园，大批大批年轻姑娘和中年妇女走上幼儿教育岗位。这也是群众运动中的新事物，触发了我们在副刊上编一期献给保育员的专版的念头。
       稿件很快就齐全了，想到最好有一首能让孩子们唱的儿歌。我跟负责戏剧音乐的编辑朱树兰商量：能不能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瞿希贤尽快写一首？作曲家爽快地答应，但她说手边没有歌词。树兰对我说：“你要是能赶一首歌词，她可以马上写。”时间紧迫，来不及再约请别的歌词作者写，我只好匆忙赶了几句：“大红花，真美丽，我爱我的好阿姨。阿姨教我们爱劳动，教我们唱歌做游戏。敬个礼，谢谢你，大红花儿送给你。”
       树兰立即再拨电话，一句一句念给希贤听。希贤记下以后，说过一会她再打电话来。我告诉树兰，别再催她了，作曲不是修皮鞋修自行车，不能立等可取的。不料一小时后，希贤就来电话，问树兰：你现在能来取吗？其时已快到下班时候，而版样必须在下班前发到排字车间，否则就来不及。树兰只好为难地问：“如果不太复杂，你能在电话里传给我吗？”
       希贤笑起来:“那好，我先念一遍，你听着:565031203535 6150……”树兰左手持话筒，右手飞笔记谱，再填上歌词。希贤又唱了一遍，核对无误，于是誊清发排上版，第二天就见了报。
       解放以前，希贤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和歌咏运动时，在紧迫情况下作曲教歌的事是常有的。但是电话中传歌曲，在她的创作生涯中恐怕很少见，这也算是“大跃进”的一个产物吧。
       作为一位优秀的作曲家，瞿希贤几十年来写了很多好歌曲。四十年代的《这个年头怎么办》、《农村小唱》，五十年代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六十年代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吹木叶》，都曾在群众集会、文艺晚会上传诵一时，脍炙人口。她给孩子们写的《我们是春天的鲜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夏令营之歌》等等，更是一直为少年儿童所喜爱。这首《大红花》，只是一首急就章，不一定是她的代表作。她后来有一次对我说过：“虽然是急就章，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十年大动乱，她自然一样地在劫难逃，被诬为“黑样板”，遭到批斗。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通过秘书给“造反派”打电话：“瞿希贤为人民写了许多好歌，今后人民还要唱她的歌。”但是也只能保护了很短一段时间。不多久，江青一伙的魔爪又将她抓走，囚禁了六年半之久。直到四害翦除，才得重见天日。我们两人重相见时，彼此都已经发苍苍、视茫茫矣！但她没放下笔。她为中央乐团的《乌苏里船歌》编配了混声合唱乐曲，使这首旋律优美的赫哲族民歌独唱曲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当时，拨乱反正的步伐还很迟缓，她的所谓“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她只要能重新回到钢琴旁，重新拿起笔，根本不在乎署名不署名。不久，我们在副刊上发表了乔羽作词、希贤作曲的《新的长征，新的战斗》，就等于向人们正式宣布这位优秀作曲家重新登上乐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