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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展示出应有的魅力
       “文化孤立”的说法显然是过头了，现在“中文热”也在逐渐兴起。但不可否认，中国在主流文化的外部沟通上，依然存在严重问题。国际间对我们的文化话语，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乐于接受的状态。
       拿中国参加两次世界博览会来说，2001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开幕前，据民意测验，中国馆在“最想去看的馆”一项中排在第二位。但问题出在哪呢？
       我去看过汉诺威世博会的中国馆，印象最深的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片，还有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再是一座不大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模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很少有人在某一个角落停步，都是用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
       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的中国馆，在理念上还是没有多大改观。当时，世博会大门口有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时间，那块屏幕，几乎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譬如，法国三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日本四小时。而中国馆门口却基本不需要等待。
       两次世博会的窘境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的几个重大弊病：一、找不到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真正能吸引人的象征图像；二、把各国观众都幻想成了“爱国老华侨”；三、连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小心翼翼地请出了全国一流的文化智者来设计自己国家的文化窗口，而我们显然变成了某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行政行为，越是层层审查就越是平庸刻板；四、盲目高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展馆的主体内容——满壁浮雕、四大发明、先秦诸子、珠算和出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
       不能过度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中国文化确实伟大，但并不具有全人类终极意义上的特殊性。中国文化独创了许多东西，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人为本”等等，其实，这些原则在人类别的文明中也提出过，并不是我们的独创。
       反过来，我们又把许多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说西方文化又立即产生民族主义的防范心理。结果，明明置身在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之中，却偏说民族主义的话语，硬把自己降低了，又被别人陌生化了。
       文化的差异未必导致冲突
       常见这样的报道和评论：“京剧征服了世界！”、“美国好莱坞和日本动漫争夺中国青年”，等等，把文化形态的问题上升为国家化、民族化的统一思维，幻想着文化形态上你死我活的冲突。
       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友情而产生了写作上的趋同，则是唐代文化的悲剧，幸好没有发生。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岛、拉丁美洲的学校中都被迫响起了背诵楚辞和唐诗的琅琅书声，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灵也会痛哭失声。因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也绝非吉兆。
       中国文化必须在现代世界寻找新的支点
       很多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长期身处其中，哪会不知道中国文化？因此产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文化自傲，还把别人的文化反思批判成了文化自卑。其实，中国的古人言谈，并不等于中国的文化实践；中国的文化历史，并不等于今天的文化实力；中国的文化优势，并不能掩盖它的严重缺憾。
       我诚恳地希望，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人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许多文艺演出在国外的所谓“轰动”，主要是那些在国外的中国新移民一解乡愁罢了。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
       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感性形象来实现
       在当代传媒间，连篇累牍的概念式话语，常常比不过一张照片的反作用。此外，概念式话语由概念式人物说出来，更难感动普通人。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一个泰戈尔，就让印度文化纳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古代，玄奘、鉴真、朱舜水……都是这样的文化桥梁人物；在中国近代，胡适、赵元任、林语堂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现在中国的姚明、郎朗和几位具有国际号召力的电影演员，倒是实实在在起到了积极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相信，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
       （摘自10月9日《环球时报》，作者为中国著名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