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
很高兴和大家谈谈鲁迅在今天的意义。讨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这不仅是鲁迅学的首要问题，对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价值。
称鲁迅为“民族魂”，就在于他对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
悟性，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
理性，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改变本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人性。
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
“抗拒为奴”思想，是一直延续到当代最重要的价值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他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使他不仅在中国具有巨大价值，在东亚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本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丸山等鲁迅学家对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的共鸣就是明证。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
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话，提醒着后人：“认识你自己！”
为什么鲁迅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具有这样重要的价值呢？这就要从哲学上认识反思的意义。
冯友兰先生用85岁到95岁生命最后十年的心血凝聚而成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写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警句格言：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
其实，说到底，人类从诞生、即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追问和反思。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话，提醒着后人：“认识你自己！”法国大思想家蒙田也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过林损的一首诗，开头两行是：“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已经陷于闭着眼睛求圆满的“瞒和骗”的大泽中不可自拔，精神愈益沦落了！因此，这一时期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大呵一声，使之猛醒，实现精神的自觉。
而鲁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是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忆他青年时代办《新生》杂志失败后，陷入有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中的大寂寞。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看见自己”了，明白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看见自己”，正是认识自己的开始，开拓出了他一生精神历程的正确起点。
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对中国历史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大胆质疑，把四千年的中国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而最为可贵的是他不仅批判别人，而且反省自己也是“吃人”者中的一员。诚如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所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中国人灵魂内面的自我批判，从内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的黑暗。如果说，任何批判只有以自我批判为媒介才能成为真正的批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便为‘文学革命’第一次充填了实质性的内容。”鲁迅的工作就是“以《狂人日记》为轴心呈扇状向外展开的”，他从“真的人”的立场出发，去寻求民族灵魂根柢上的全面觉醒，“通过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力图全面恢复民族的个性”。
鲁迅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以文学为武器启悟“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学会认识自己与世界
他最主要的著作《阿Q正传》，就最为集中、最为充分、最为艺术地体现了这一用意。
阿Q就是一个本能的蒙昧的人，他始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得意时趾高气扬，欺侮弱者；失败时又靠精神胜利法，化失败为胜利，在“瞒和骗”中寻求圆满。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这一不朽形象表现了人类易于脱离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陷入主观主义误区的普遍弱点，鲁迅则通过阿Q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当时中国的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精神机制和普遍弱点。堂·吉诃德到临死时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骑士；阿Q则是直到被押往法场时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这两个艺术形象都是绝妙的“镜子”，启悟人们认识自己，实现精神的自觉。而阿Q则是中国化的，对于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启悟意义。鲁迅从创造阿Q这个精神典型，到后期写阿金这个蒙昧的娘姨形象，都是从根本点上总结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旨在启悟他所挚爱的中华民族从精神幻觉的迷梦中觉醒，让人们从朦胧、昏愦的醉迷中醒悟，挣脱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正视人生，正视面临的物质实境，“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这恰恰是一种最根本的精神启蒙与哲学启悟。
《
红楼梦》和《
鲁迅全集》都是敦促中国人猛醒
中国近代有两部书在中国人的精神解放史上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这就是《
红楼梦》和《
鲁迅全集》。而这两部书共同的地方，就是敦促中国人从“瞒和骗”的大泽中猛醒，“睁了眼看”世界，实现精神的真正解放！
到了晚年，鲁迅对中国人所受的精神奴役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1934年，他阅读《清代文字狱档》之后写了两篇杂文，值得反复品味。
其中一篇是《隔膜》。写的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逞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
易》解《
诗》，实则信口开河，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之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作出了极深刻的评析：
……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又对此案作了如下评论：
……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鲁迅这段洞察世情的评析，具体来说，是针对冯起炎一案而谈的，从哲学启悟意义上思考，则是启发人类悟性的警世格言，启发我们作出这样的反省：要真正认识自己，就必须透过表面现象的“隔膜”，去理解事物的本质，绝不可像冯起炎那样简单愚蠢，结果祸从天降。而“不悟自己之为奴”一语，恰恰是对身受奴役而不自知者的最好评论，一针见血地精辟概括出了这种人的精神特征。
直到1936年10月5日、即临终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还在谆谆教诲自己的同胞。
为了疗救在“妄想”中求得精神胜利的“放心的浮肿”者的精神痼疾，鲁迅劝告这些“闭了眼睛浮肿着”的人，要好好“反省”，并且希望：
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这实质是教导中国人要学会“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以别人的批评为“镜子”照出自己的真实面目，“而自省，分析”，“变革，挣扎”，自强自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永远是稳定和丰富的。有了这样的心，这种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自觉的精神境界，在世事面前便可以荣辱无惊、乐观洒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摘自10月23日《光明日报》）
延伸阅读
逝后70年：鲁迅的两岸境遇
在旗帜和标靶之间
在过去的100年里，没有一个人像鲁迅这样，曾经被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曾被贬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什么时间鲁迅被捧上了高高的神坛？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对记者说，现在关于鲁迅的一切争论都起源于1940年。毛泽东在这一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为鲁迅戴上了三个家的“光环”：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正是这“三个家，五个最”的论述让鲁迅在“文革”中走上神坛，成为中国内地几乎是唯一可以阅读的旧时代作家，而这也正是鲁迅在上世纪80年代后成为被批判的靶子的来由。
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代。经济、思想、文化上都发生了很多可圈可点的事件。似乎不约而同地，有众多文化领域的名人、学者、批评家、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了一场关于“鲁迅”的论争中去，喧嚣一时。
1998年，山西作家谢泳最先提出了“鲁迅被专制所利用的”问题，引发争论。谢泳提出：“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鲁迅的悲剧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一个没有被新时代否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掀起了关于鲁迅的第一波论争，但只在小范围内引起了反响。
紧接而来的第二波论争中，被称为中国新生代的作家们则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方式。在由作家朱文发起的类似行为艺术的调查《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中，有56名活跃在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对鲁迅说“不”。“鲁迅是一块老石头”、“鲁迅靠边站”的说法让中国传统的鲁迅研究者们大为震惊。尽管矛头所指为鲁迅的“文学成就”，但这样的批评并未超过上世纪30年代创造社时期对鲁迅的评价。“鲁迅过时论”只不过宣告了新一代作家与过去传统的决裂。这次论争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第三波的论争来得更为猛烈，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在1999年发表了《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他认为，在文学上“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随后，王朔、张闳、裴毅然等相继对鲁迅以及鲁迅研究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如张闳认为鲁迅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除《孔乙己》外均有明显的缺陷。王朔则坦言“不知道鲁迅思想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众多责难的利箭射到鲁迅的靶子上，俨然回到了上世纪40年代。打倒“鲁家店”对中国新一代的文化人来说，其重要性显然不亚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凡是“圣人”所背负的东西都应该把它打倒。
生前，从标靶到旗帜，死后，从旗帜到标靶。在遗言中声称希望把自己忘掉的鲁迅却成了现代文化中很难忘却的人。
从封杀到新起点
中国内地将鲁迅捧上天的时候，在台湾鲁迅则遇到封杀。从1949年到1986年的30 余年间，在台湾基本上看不到鲁迅作品，也不允许阅读鲁迅作品。
在1949年，毛泽东再次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在台湾，则在报刊上展开了对鲁迅的攻击。1950年9月7日至10月14日的一个多月内，《台湾新生报》 曾连续刊出了11篇有关鲁迅的署名文章，有的要“解剖鲁迅”，称“鲁迅不是好人”；有的要证明鲁迅是“阴谋家”或“千古罪人”。
在台湾曾经发生过“陈映真事件”，这位在鲁迅去世后第2年出生于台湾的作家，上世纪60年代末，因在家偷偷阅读鲁迅的《呐喊》而被捕入狱7年。
在长达30年的时段里，台湾人只能通过手抄本、复印件等“地下”出版物，偷偷地阅读鲁迅作品。一些从海外带回岛内的作品故意被抠掉作者的名字。而在台湾被尊为精神领袖的胡适，这一时间其作品同样在大陆被禁，阅读者同样会被加以“反动”的罪名。
1982年，鲁迅孙子周令飞的跨海婚姻让“鲁迅”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台湾报章上。说到“周令飞”，不可避免地要在前面加上“鲁迅之孙”的名号。“鲁迅是谁？”这样的疑问需要解答。这一年台湾的《传记文学》刊出了《从周令飞来台论鲁迅生平》特辑及其续集，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尽管仍因袭旧有的对鲁迅的看法，但却是第一次涉及到了关于鲁迅的各个方面，使台湾人对鲁迅有了重新了解。
但是，直到4年之后，台湾才第一次公开出版鲁迅作品《阿Q正传》一书。闸门推开之后，就如潮水一般，随后几年，共有3个版本的《
鲁迅全集》在台湾出版发行。
当中国内地学者开始讨论让鲁迅从神还原到人的时候，台湾同样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1987年10月，台湾学术刊物《当代》推出“鲁迅专辑”，编者在《前言》中称：鲁迅在台湾是个禁忌，这是鲁迅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他希望“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而不使学术路线成为政治斗争或政权运动中的一环。
稍后的1991年，鲁迅诞辰110周年，台湾再次掀起评说鲁迅的热潮。《中国论坛》推出了《鲁迅定位的新起点——鲁迅一百一十岁纪念专辑》，从各个角度来评价鲁迅，其隆重程度不亚于内地。
总编辑蔡诗萍称：鲁迅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小说巨擘，由于鲁迅生前的尖锐批判精神以及他曾参加“左联”等原因，在台湾，他成了文学史上的“盲点”，刻意冷冻、掩藏的结果使鲁迅成了文学史教程中不值一提的人物，这次专辑纪念的目的在于还原这位文学家的本来面貌。
在今天，台湾人关注鲁迅不再是把鲁迅当作“异类”来看，他们走进书店，喜欢看到的是100年前的周树人是怎样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的。（张宇桢）
（摘自《凤凰周刊》2006年第29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