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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年四月, 我和Paul到北京, 在中国作家的晚宴上, 突然回到年轻时光。
       回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也回到冯至的《南方之夜》:燕子说, 南方有一种珍奇的花朵, 经过二十年的寂寞才开一次——这时我胸中忽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 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
       也回到沈从文的《乡下人》: 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 很从容的各在那儿尽其生命之理。
       那时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现在, 我和Paul一走进大厅, 卞之琳、冯至、沈从文就在眼前。 我恍惚了一下子, 只见一张发光的脸, 微笑望着我们。
       我立刻知道那是谁, 跑过去不断叫着: 沈先生, 沈先生, 没想到, 没想到!
       他握着我的手, 仍然微笑着。
       我转身拉来和人寒暄的Paul:你猜这是谁?
       Paul两眼盯着他。
       就是那个在衙门口辕门上、云梯上看到许多人头、一串串耳朵的小男孩! 我说。
       沈从文! 沈从文! Paul 惊喜大叫。 他双手捧着沈先生的手说: 我在华苓的沈从文评传里, 读到你小时候去看杀头的情景。
       每逢他讲到中国人的处境, 他就会讲那小男孩看到的那一串耳朵。 我告诉沈先生。
       他仍然淡淡笑着。
       那天, 我举杯畅饮,一连干了几杯酒。 Paul吃惊地望着我, 对在座的人说: 华苓从没这样子喝酒。
       两桌人酒酣耳热, 谈笑风生, 好像各自都有可庆祝的事。 只有沈先生没说话, 也没吃什么, 只是微笑着坐在那儿。 他的脸特别亮。
       沈先生, 怎么不吃呢? 我正好坐在他旁边, 为他拣了一块北京烤鸭。
       我只吃面条, 吃很多糖。
       为什么呢? 吃糖不好呀。
       我以前爱上一个糖坊姑娘, 没成, 从此就爱吃糖。
       满桌大笑。
       Paul 听了我的翻译, 大笑说: 这就是沈从文!
       小说家又编故事了。 我说: 沈先生, 海外许多人喜欢你的作品。 我在台湾有你的《湘行散记》, 一位好朋友忍痛割爱送给我, 封面很可爱, 有个小虎花园, 还有几笔小孩画的树木、小屋……
       小虎是我儿子。 他开心笑了。
       那本书传来传去, 书页都散了, 有的一碰就碎了, 我放在卷宗夹子里。 离开台湾, 我只带了那本书。
       我的书都落伍了。
       落伍了?
       沈先生没有反应。
       沈从文的小说, 是我六十年代从台湾到美国以后才一篇篇细读的。五十年代在台湾, 除了朋友之间私自流传的《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 再也找不到沈从文的书了, 凡是留在大陆的作家的作品, 都是禁书。 那时沈从文在大陆也沉默了。
       一九六四年, 我到美国以后, 遍寻沈从文的书。 斜靠床头,读乡下人的小说, 嗑五香瓜子, 瓜子壳洒了一地, 又回到故乡的土地上了。 沈从文在《习题》一文中写道: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 也不自贬。 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 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 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 顽固, 爱土地, 也不缺少机警, 却不懂诡诈。 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 似乎太认真了, 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沈从文说过, 他能够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这大概不是夸大的话。他的作品有四十多本, 题材广博, 包括各种各类的人物: 小科员、大学教授、年轻学生、潦倒文人、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姨太太、妓女、私娼、野鸡、军官、老板、猎人、走私犯、刽子手、土匪、大兵、小商人、农夫、船夫、工人。上中下九流人物都出现在他作品里。
       他写得最好的还是乡下人, 土地上和水上的人。
       沈从文的文字似乎是平铺直叙, 但那是经过艺术家选择安排之后, 和具体意象组织而成的文字——诗的文字，视觉、触觉、嗅觉、味觉, 叫人五官一起用来欣赏它。 沈从文说“文字在一种组织上才会有光有色”。 他把自己的文章叫做“情绪的体操”。又说: “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
       沈从文是相信自然生命力的。 他小说里的人物多半是那种和自然相融合的人。 元气淋漓、 生机活泼的自然, 和文明、理念都没有关系的自然。“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那就是维持中国人在战争、杀戮、死亡中活下去的自然生命力。
       自然也可变成毁灭的力量。沈从文在某些作品里也写出与自然相悖逆的人——在战争、现代文明、机器、不幸的命运(好像什么地方有毛病、不合理的那种不幸)各种大力下压抑的人。 在那些人物身上, “自然”就有毁灭性了。
       中国人是顺应自然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格中有山明水秀的平和, 也有狂风暴雨的野性。 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就是那样的。 那些乡下人的爱、憎、欲望、死亡、青春、残暴, 全是赤裸裸的自然, 是文明人所不认识的自然。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规范和他们没有关系。 因此, 他们在文明人眼中是荒谬的。 乡下人认命, 安于命, 安于死亡。 他们没有未来, 没有希望, 没有幻觉, 绝不退却。 他们都要活下去, 因为活着是很好的。 他们都有些荒谬。
       例如沈从文在《夫妇》那篇小说里所写的, 就是被文明、习俗、法律所摧毁的自然。 故事是从一个不敢吃带血炒小鸡的城里人璜的观点来讲的。 他到乡下去为了要治疗神经衰弱症。 听见有人叫“捉了一对东西!”他以为是“捉到了两只活野猪”。村民围着看热闹。
       原来所缚定的是一对年轻男女。 男女全是乡下人, 皆很年轻。 女的在众人无怜悯的目光下不作一声, 静静的流泪。 不知是谁还把女人头上插了极可笑的一把野花, 这花几几乎是用藤缚到头上的神气, 女人头略动时那花冠即在空中摇摆, 如在另一时看来当有非常优美的好印象。
       这段文字是《夫妇》这篇小说最重要的一段文字。 那一把野花是小说的基调, 在小说里一再出现。 野花、活野猪都是自然界的“东西”, 那一对年轻男女也被叫做“东西”。他们两人和野花野猪一样是“自然”的生命。 他们两人体现的自然, 就被作者不着痕迹地暗示出来了。
       那一对年轻人大白天在山坳撒野, 被一群汉子捉来示众。 为什么必须捉来, 被捉的人和捉的人皆似乎不甚明白。
       璜又看看女人。 女人年纪很轻, 不到二十岁。 穿一身极干净的月蓝麻布衣裳。 浆洗得极硬, 脸上微红, 身体硕长, 风姿不恶。 身体风度都不像普通乡下女。 这时虽然在流泪, 似乎全是为了惶恐, 不是为了羞耻。
       女人那一身打扮, 叫人想到月亮的蓝, 叫人闻到浆洗得极硬的衣裳透着的太阳气味, 叫人摸到麻布衣裳的粗糙。 那些感觉全叫人联想到自然。 自然是不知羞耻的。
       一个大酒糟鼻子的汉子, 满脸肿起肉块, 像才喝了酒, 从人丛中挤出来, 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一下, 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 用荆条鞭打, 打够了再送到乡长处。 有人扯了这汉子的裤头,说有城里人在此, 他才停住了。
       属于自然的欲望是美丽的, 就像女人头上插的那一把野花, 和那喝了烧酒的汉子经过刺激的肉欲是一对照。
       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出现了。 大家喊他作练长, 是本地有实力的人物。他吆喝人站开, 向城里人炫耀威风, 用税关中盘问行人的口吻, 盘问那一对年轻男女。
       那女人不答, 抬头望望审问她的人的脸, 又望望璜, 害羞似的把头下垂, 看自己的脚, 脚上的鞋绣得有双凤, 是只有乡中富人才会穿的好鞋。这时有人夸奖女人的脚的, 一个无赖男子的口吻。那练长用同样微带轻薄的口吻问: 你从哪里来的, 不说我要派人送你到县里去!
       大家提出各种处罚的办法。喂尿给男子吃, 喂牛粪给女子吃——那一类近乎孩子气的话。 那一对男女都不做声。
       作者写到这儿, 小说的主题完全发挥了: 人性中的自然和文明、法律、习俗的对比。
       那称作练长的裁判官最后才知道:那一对年轻乡下人原来是一对夫妇! 新婚不久, 一同回娘家, 走在路上, 天气太好, 两人就坐在新稻草堆旁边看山上的花。 风吹, 鸟叫。 他们就想到一些年轻人做的事, 就被人捉到了。
       一九八○年四月, 我和Paul在北京见到沈从文先生后, 又去了十几个地方。 两个月以后回到北京。 在我们离开北京返美之前, 一定要去看看沈先生夫妇。 沈先生作品里写到“黑里俏”, 也许当年的张兆和是个黑里俏的美人。 眼前的张兆和仍然俏丽,俏中透着沧桑。
       那时从美国到北京, 必须经过香港。 在香港就有朋友告诉我, 沈先生的处境好一些了, 以前只有一间小屋子, 现在搬到社会科学院新宿舍了。 沈先生改善的家有两间房。四月见面时, 沈先生脸色红润。 这次见面, 他两腿已患风湿, 行动不便。 仅仅两个月, 沈先生就衰老一些了。 室内陈设简单, 一张镶嵌波斯人玩球的古雅木柜, 也就特别显眼。 那才是写出《静》那样精致小说的沈从文所欣赏的艺术品, 我盯着那柜子如此想。
       我以前收集的东西很多,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丢了, 沈先生说。他仿佛已体会到我的怅惘。
       我转头看靠墙的书架, 上面摆着一些书。
       我的书, 在文化大革命中, 论斤论两卖掉了。
       我告诉沈先生, 六十年代美国传文出版社(TwaynePublishers)计划出版一套世界文学家评传的丛书,约我写《沈从文评传》,我到处找他的书。跑遍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图书馆, 在香港旧书店布满灰尘的旧书店挖掘,才收集了他部分作品。
       没有什么值得写的, 沈先生说。
       您是我最佩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
       沈先生谦虚地笑笑。
       您不写了, 是中国文学一大损失。
       我的小说过时了。
       好的艺术品永远不会过时。
       现在研究古代丝绸, 不是写作的心情了, 也写不出来了。
       沈先生夫妇带我们走进内室。 到处堆着资料。 他俩捧出一叠厚厚的本子, 上面全是古代服饰,丝绸锦绣纹样。 一片片精美厚朴的锦绣, 明暗交织着细致的色彩, 就和沈先生一篇篇小说一样。 那是他在漫长艰苦的日子里, 用另一种方式而凝炼的艺术匠心, 是否用笔写出, 也就无所谓了。
       我和Paul惊叹得说不出话了。
       沈先生微笑着, 笑得那么自然, 那么恬适, 无挂, 无虑, 无求。 那微笑透着摸不透的禅机。
       这么一间小屋子, 这么多的资料, 怎么工作呀! 我说。
       屋子在大街上, 来往车辆太多, 太吵了。 沈先生说。
       这些丝绸锦绣, 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甚至有实用价值。
       很对, 可以仿造, 增加外销。 我建议了。
       有结果吗?
       没有办法。 他摇摇头, 仍然微笑着。
       我们离去时, 沈先生夫妇送到楼梯口。
       我说: 下次来北京, 再来看你们。
       走出公寓大楼, 我对Paul说: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最好的小说家, 三十年没写小说了。 现在, 我觉得他并没浪费三十年。 他保持了人格和艺术的尊严。
       我完全同意。 你不知我有多感动。 他是中国的国宝呀! 竟然被冷落了这么多年, 现在仍然被冷落!
       四年以后,一九八四年六月,我一人到北京。沈先生在头一年已中风了。本不敢去扰他,但是,不去看他就来不及了。老一代逐渐凋零了。一九八○年,去看茅盾先生, 他刚从医院回家。见到我和Paul说: 我很想见你们。离去时, 他坚持要送到大门口。我们拦住他。我永也忘不了他喘着气拄着拐杖站在天井里,向我和Paul频频招手的神情,依依不舍——不舍他最后尚存的生命。我们一步一回头。他不断招手, 微微地，依恋地。 走出门外, 我很久说不出话。 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看到的, 是个人遭遇所反映的充满矛盾的中国现代史。
       我终于决定去看沈先生。 他还可以站起来, 但不便行走。 当天下午他还得去医院检查。 我没久留, 也没多说话, 只是要沈先生知道, 天涯海角有那么一个人, 在为人和写作上, 沈从文是她仰望的天空。 离去时, 沈先生坚持拄杖送我, 未必他知道那就是最后一面了? 一个中年男子扶着他, 送我到楼梯口。 那就是我捧着读的《湘行散记》的封面上小虎花园的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