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以辽宁省为先，各地党委相继开始换届工作。按中央部署，今年年底将有14个省市党委要完成换届工作。未来两个月，将是党委换届的高峰期。
截至11月3日，已有6省区完成省级党委换届工作。多个省市代理省长到位，等待明年各地两会召开，经人大正式任命。
年轻、高学历背景官员纷纷涌现
一批年轻、有高学历背景的官员在副省长、副书记的位置上纷纷崭露头角，成为新一轮人事变动中的亮点。
在完成省级党委换届的6省区中，山西、辽宁、西藏和新疆4省（区）的省委书记，均未作调动。
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1950年2月生，河北秦皇岛人，1992年在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51岁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安徽定远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
今年6月任陕西省代省长的袁纯清，1952年出生，湖南汉寿人。1994年9月至1997年7月在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获管理学博士学位，其间于1999年4月至2001年5月在职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工作，获博士后证书。
新任河北省代省长郭庚茂，今年56岁，河北冀州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专科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部在职研究生班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一批在副职位置上崭露头角的新官员也值得关注。
刚进入山西省委常委的山西省副省长梁滨，今年50岁，山西省孝义市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副教授。
今年同样50岁的付志方，新任河北省副省长，湖北省黄陂县人，天津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工程专业毕业，工学硕士。
“50岁左右已经成为部级、副部级官员，教育背景普遍较好，这是官员的优势。”中央党校一位教授认为。
党委全面“减副”
党委全面“减副”，已在省级层面实现。
至10月31日，有6省的省级党委完成换届，其中，辽宁、河南、安徽、山西的省级党委都在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实现了“一正二副”模式；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少数民族地区，党委副职同样大幅减少，从上届6～7名的数量缩减为4名，副书记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各占两名。
党委全面“减副”的精神，在2004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就已传出。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
今年初，省级党委“减副”已经初露端倪。4月，河北、安徽、福建、宁夏、海南等五个省区副书记职数已减少到3人，且五省区的副书记格局完全一致：一位兼任省长，一位分管党务，一位则兼任纪委书记。
同时，在县乡两级，包括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县乡党委换届已开始按照“一正二副”模式进行。地市级也迅速采用此模式，在陕西铜川，今年4月底时该市党委副书记已减至二人。此后不久，辽宁、重庆两省市的省级副书记因调任亦变为两人。
10月26日辽宁省委换届，“一正二副”模式正式进入省级党委层面。所谓“一正两副”模式即省委书记一名，副书记两名，其中一人兼任省长，另一人作为专职副书记负责党务。
这种改革，减少了政府和党委职能重叠。精简省委副书记后，省委常委会将会更多地履行决策者角色，甚至是执行机构的角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接受采访时认为，这种改革有利于实现党内民主。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改善决策体制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改革，“不单单是减少副书记职数”。
沿海官员进内陆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官员被调入内陆，也成为近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10月31日，吴新雄出任江西省代省长。2001年调任江西省前，高级经济师出身的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先后在长三角经济重镇江阴市和无锡市出任市长。这个江苏人到江西省后，首推五项措施建立开放型经济战略。2005年，吴新雄带领江西省经贸代表团，前往欧洲12天，在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市等四地举办招商引资推介会；并走访大众汽车、西门子、嘉士伯、丹佛斯等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就江西省相关重大招商项目进行推介。在此次推选他任代省长的省人大常委会会场，有参会者称他“做事很有魄力，改革很有力度”。
在吴新雄上任前一天，徐守盛成为甘肃省代省长。徐曾与仇和同时执掌过江苏省宿迁市。
10月29日，到甘肃已经5年的徐守盛公开表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全力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全面实施科技兴省战略，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贯彻执行依法治省方略，努力做到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加强廉政建设，全力打造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
今年7月成为贵州省代省长的林树森，曾一直在广州工作。今年60岁的他，从广州市委书记任上调到贵州后，贵州当地官场的说法是：“如果从上世纪90年代算起，林树森是第一个从东部发达地区来的省级领导”。
在广州以敢言善言著称的林树森，到贵州后一方面加大与商务部沟通及合作，另一方面频频与广州、深圳、宁波、青岛、大连密集交流。贵州省委一位老干部说，当地官员非常盼望林省长能为贵州带来开放意识。
上海高层重新布局
陈良宇案发后的上海党政高层，经济、人事等重要职位已然重新调整。
10月26日，市委常委中有三人被调动：姜斯宪，原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和市国资委书记，被调至海南省任副省长。杨晓渡，卸任上海副市长任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长。原市委统战部长沈红光，仍然留在市委常委，出任组织部长。
今年54岁的姜斯宪，原在上海掌管经济和人事部门。
杨晓渡是上海本地人，53岁，学医出身。
56岁的沈红光，也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官员，任市委统战部长前，曾任过市纪委副书记。此次从统战部调任组织部，可谓重任在肩。
杨定华，这位市府女秘书长则接替杨晓渡的空缺，成为上海副市长。
（《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45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延伸阅读
非常务副县长入常委现象背后
地方党委换届副书记减少，大量政府副职进入常委；专家认为这体现了中央“减少领导职数、扩大交叉任职”的思路
今年的党委换届高峰中，各地出现了不少政府非常务副职进入党委常委现象，这与换届中出现的另一现象——减少副书记职数——密切相关。
专家介绍，这两点正符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精神，也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提高党的执行力。
最近两个月，吴旭光与外界打交道时，经常要不停地解释，自己是“常委副县长”，并非常务副县长。
今年8月，36岁的吴旭光被任命为安徽省休宁县政府副县长，同时他也是本届县委最年轻的常委。
一字之差，打破了过去一般只有县长、常务副县长才会进入常委的惯例，也造成了人们对他习惯性的误称。
今年的党委换届高峰中，各地出现了不少政府非常务副职进入党委常委现象，这与换届中的另一现象——减少副书记职数——密切相关。
政府领导兼任党委领导的做法被称作“交叉任职”。专家介绍，这两点正符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精神。
“原来，很多工作既有党委常委分管，也有政府领导分管，容易形成磨擦，交叉任职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也有利于提高党的执行力。”中央党校党建部原理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高新民教授说。
种草还是灌木？
他只能服从副书记的意见，但怎么跟副县长说，让他颇费了一番心思。
换届时，吴旭光进入党委常委，同时县委副书记的数量减少。
换届之前，休宁县党委共有4名副书记，11名常委。7月8日换届选举之后，副书记只剩下了两名。
吴旭光和另一名镇党委书记进入常委。这样，换届前后，常委的数量维持不变。
副书记减少后，实行常委负责制，扩大了常委分工。吴旭光以县委领导兼政府领导的身份分管城镇建设等工作。
自己就当过县建设局局长的吴旭光，能清楚地感到两种体制的不同。那时，他上面有分管副县长，也有分管副书记。
“有时候，两个人分管会让下面人很尴尬。”吴旭光说，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对工作理解的不同。
2002年，在修建一条道路时，县建设局把效果图分送副书记和副县长，两人在绿化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个要求种植草坪，一个要求种植灌木。
吴旭光汇报数次，两人就是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最后，他只能从组织的角度出发，服从副书记的意见，但怎么跟副县长说，让他颇费了一番心思。
“都是领导，不能说得太直白。”吴旭光说。
与吴旭光进入常委同一天，黄山市徽州区副区长蒋红卫也进入区委常委，他同样不是常务副区长。
自2003年起，蒋红卫一直担任徽州区副区长，有两名副书记的分工与他有重叠。他在工作中有什么想法，都要先和分管的副书记沟通。
“虽然在级别上副区长和副书记是平级的，但讲究排名。”蒋红卫说，要是不事先和副书记沟通，就会被认为是“不懂事”。
重叠分工使得副区长不能轻易做决定，“这倒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矛盾，而是一些具体原因造成的。”蒋红卫以开会为例，如果他想召集分管的部门开个会议，一般都要和分管副书记先通个气，得等几个人都有时间会议才能开得起来。
成为常委副区长后，蒋红卫现在可以直接对区长、区委书记负责了。“现在，我对上沟通会更畅通一些，加快了决策效率。”
他举例说，不久前有一起计划生育事件，以前他要先和副书记商量处理意见，然后等待区委的反馈。但这次，他直接在区委常委会上提出看法，被采纳后，作为副区长很快开始执行。
换届高峰“集中体现”
7个区县全部完成了党委换届，副书记由换届前的24人减少到14人。
今年，黄山市7个区县都出现了政府副职进常委的情况。
10月16日，黄山市委组织部干部综合科科长程前介绍，根据黄山市委的统一安排，7个区县在今年7月底之前全部完成了党委换届，副书记由换届前的24人减少到14人，实现了“一正两副”。
经过调整后，黄山市每个区县都有两名政府副职(包含一名常务副职)交叉任职党委常委，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有的以副县(区)长的身份进入常委行列，有的以常委身份兼任了政府副职。
在安徽，交叉任职的做法在不少地方均有所体现。铜陵市四个区县在换届后，都安排了一名政府副职进入常委交叉任职。而在市一级，安庆、宿州都有非常务副市长进入常委。
其实这种做法在更早时候已经出现。去年，深圳和重庆均有一名非常务副市长当选常委。
而在乡镇一级，由于不设常委会，则出现了乡政府领导与党委委员交叉任职的情况。
休宁县岭南乡是个有4000多人口的山区小乡镇，这次换届后，领导由原来的9个减少到5个。
乡长、书记实行“一肩挑”，一名副书记兼任人大主席和纪检书记，一名党委委员兼任武装部长，另两名党委委员兼任副乡长。这样，岭南乡的5名党委委员就实现了全部交叉任职。
休宁县的21个乡镇，有10个乡镇出现这种情况，领导职数由241个减少到161个。
岭南乡现任党委书记兼乡长洪学军感到，交叉任职后，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了班子内耗。
“一个人拿主意，责任更大，但效率确实高了很多，决策成本也大大降低。”洪学军说。
减职数不减常委
“这次要求减少领导职数，但没有要求减少常委职数。”
“这么做是有依据的。”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说，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章节中明确提出要“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
“之所以今年集体体现，是因为今年是四届党委的换届高峰。”
今年3月，中组部部长贺国强曾表示，今年地方党委将开始换届，预计今年下半年完成14个省，明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换届高峰。到目前，不少地方县、乡两级的换届已经完成，省、市两级还在进一步进行中。
“副书记减少了，但党的领导不能削弱，这也要求扩充一些党委常委。”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中心主任杨雪东说。
党委常委会是各级党委的核心决策机构，这次党委换届中，副书记一般都从过去的4个以上减少为两个，如果常委会人数过少，不利于决策的民主。
“这次要求减少领导职数，但没有要求减少常委职数。”黄山市委组织部干部综合科科长程前说。
休宁县换届之后，吴旭光作为副县长兼任常委，常委的数量没有减少，但整个党政领导职位总数则减少了一名。
在安徽铜陵的4个区县，也因同样情况减少了党政领导班子的总数减少了4个。
这次地方的做法都形成了减少领导职数而不减少常委数量的结果。
责权匹配
“现在很多事情是一个人做主，即使因为错误受到了处分，那也是责权匹配了。”
换届后，吴旭光成了集两种角色于一身的县领导，下面的部门很欢迎这种做法。他感到，现在这种体制的另一个好处在于，为解决权责匹配的问题解决了可能。
黄山市徽州区副区长蒋红卫也有同样的感受。下面的工作出现一些问题时，他曾处理过一些政府干部，而可能同样负有责任的党委成员则没有受到影响。
“现在实行交叉任职后，很多事情是一个人做主，即使因为错误受到了处分，那也是责权匹配了。”蒋红卫说。
吴旭光也认为，目前这种体制自己的权力更大，决策更快，但压力更大了，因为很多时候必须一个人做出决策，“我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换届后成为书记、乡长“一肩挑”的洪学军意识到，实行交叉任职，自己的权力更大了，但责任也更大了。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博士生导师王贵秀则有另一层担心：“党委或常委成员也要兼任具体工作，这是不是又会走回党政合一的路子？”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高新民认为，交叉任职，必须是在两个前提的保证下进行：一是人大的监督作用充分体现；二是严格执行任期制，以免长时间任职形成“关系网”。
“这两个前提下，实行交叉任职实际上是加强了党的领导，不是强调党政合一，而是更好地统揽全局。”高新民说。
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
“进一步扩大交叉任职，操作性是具备的，但具体交叉到多大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必须面对的事实是，目前黄山市的7个区县中，每个区县进入党委常委的副职只有两个(包括一个常务副职)，其他副职所分管的工作，党内仍有常委分管。也就意味着分工重叠的问题仍然存在。
“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扩大交叉任职，操作性是具备的，但具体交叉到多大程度、多大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说。
休宁目前的做法是，在适当扩大交叉任职的时候，政府和党委的领导分工相对明确，尽量避免交叉，也就是副县长分管的工作，尽可能不再安排常委分管。
目前，休宁的11位副县长(4个挂职)中，一党外副县长分管的科教文卫工作，还有一名常委分管，另外就是其他副县长分管的旅游、农业、公安等少数几项工作还有常委分管。
同样需要摸索的是，精简后，专职副书记如何分工？
“根据统一部署，现在每个区县只保留了两名副书记，一名兼任区(县)长，一人任专职副书记，但专职副书记职责定位到底是什么？”黄山市委组织部干部综合科科长程前说。
他说，减少副书记之后，实行常委分工制，常委把各项工作都分管了。副书记分管党务，现在还没有统一安排，各地也在摸索。
黄山市下辖三区四县的专职副书记，在各自的分工中都有一个笼统的“负责县委(区委)日常工作”，联系人大或政协，而具体分工都不同。
“我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个实践的过程，也需要有个被实践证明的过程。”休宁县一位领导说。(钱昊平)
（10月19日《新京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