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活不过人想人。”赵树理生前喜欢的一句山西民歌道出亲友们今日的心声
编者按：
9月23日，赵树理去世36年。9月24日，赵树理诞辰百年。一死一生，死而复生，冥冥中昭示着不朽。在上世纪百年中国历史中，赵树理以他的文学才华、坎坷经历和独特贡献占据了一个显著的位置。他的作品深深感染了几代中国读者，文学影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至今他的作品仍是各国读者、学者研究不衰的标本。我们特邀赵树理的儿女、亲友、专家撰文，共同缅怀这位为中国农民写作一生、贡献一生的“老赵作家”。
过去日子的痕迹
赵二湖
当年我家住在机关胡同的外面，一伙小伙伴没事就要在我家玩，这里有作家马烽、李束为、王玉堂、邢野、力群等家的孩子。这群小字辈最不怕的就是我父亲赵树理。我妈把玉米面做成发糕，放在火炉四周烤。恰逢赵树理看火的把式是全机关出了名的，平时又爱坐在小板凳上烤火，把个发糕片烤得焦黄，满屋飘香。俩老人把这群孩子惯的，个个都成了《小兵张嘎》的小胖翻译。
除了一块玩，最多的事就是和赵树理聊天，有时是孩子们听他的，有时候是他听这些人的，双方都很认真。聊天内容不拘一格，孩子们就连拍桌子、打架、偷狗这类事也不回避他。他和这群孩子们没有家长的气派，他好像有意把自己的身份往下放了放，在说话口气上又把孩子们的年龄有意往上抬了抬，使双方交流起来更方便些。那时这几个人里已经有人吸烟了。他知道后告诉他们过早吸烟不好，吸上就很难戒掉，但自己抽时，偶尔也给他们递烟。有一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个打火机，郑重其事递给我，说：“给，这算是个准抽证。早就知道你偷偷摸摸抽烟，抽烟不好，既然已经吸上了，还不如光明正大地抽。”还说，“也算是个长大成年的标志吧，我十六岁就抽上了。”
父亲爱下棋，我们一下棋他就过来看，有时也和我们下，边下边讲解。我和弟弟下棋经常争吵，他就用毛笔画了个棋盘，在河界处写了“不要生气”、“再来一盘”几个字。有时候孩子们没来，他就一个人坐在炉子前的小凳上翻弄那些发糕片。我猜想，他在盼望着这群孩子的到来。不久，他被强行押到设在柳巷山西人民高级法院的专案组，一去不复返，再也没见到伴他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这群孩子。半年后我也去插队，离开了这群朋友。临行，我去高院，想见上父亲一面。那时他肋骨被打断，肺气肿和高血压也很严重，此一别，不知能否再见上。可专案组军代表不许。
又半年后，我在洪洞的乡村里插队，突然同时收到马烽儿子马小林发的两封电报，一封是“父病危速归”，一封是“父病亡速归”。如五雷轰顶，我一下就晕了。也记不清是怎样跌跌撞撞走完那二十七里山路到的辛堡火车站的，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两股闪着阴冷青光的铁轨直向太原方向插去（说不来为啥只留下这么个印象）。
一进南华门十六号院门，老妈颤巍巍迎出屋门只说了句：“我娃，赶回来送你爸爸来了？”说罢母子俩抱住泣不成声。大哥大姐已先我回来，也迎出门来。我问弟弟，为什么通知我这么晚？弟弟说，父亲失去知觉时只断断续续说出一句话：“我怕是不行了，快叫你姐回来，不要叫二湖，他脾气不好……”真叫我心碎，呜呼我爹，爱子之心何以报答？不一会，那群难兄难弟先后赶到。听母亲说，父亲一出事，几个人就不离左右，日夜相随。见了面相互没说了几句节哀的话，只是分头默默做着各自该做的事。
太平间里冰冷的水泥地上，斜躺着我的父亲。我不由哭着扑向父亲胸膛，一股黑血从他嘴里挤出。大哥抱住我，揩净父亲嘴角的血迹，又用手合上他的双眼，掏出一块大手绢把父亲脸遮住。接着是乱石滩火葬场。我木木地站在院子里，鼓风机嗡嗡响着，高高的烟囱上冒起一团团白的烟，渐渐融进天上的云际，那一定是他的灵魂。我身边有一棵白杨树，如果它还在，树身上一定还有见证当年的痕迹。
又是半年过去了，我又回太原见到这群朋友。他们有的已经上了班，但仍一有空就聚在那所小院里。母亲更亲他们了，父亲去了，但炉台上仍常烤着一些焦黄的发糕片，谁来了谁吃，吃完了自己再去切点烤上，也不用母亲动手。我明白，母亲需要他们，我想他们也清楚，这次回来是搬家。倒不是造反派赶我们，而是全家在城市生存不下去了。
父亲去世后留下一个存折，上面有六百元钱，这是他一生的积蓄。当时我和弟弟都没有工作，大哥和姐姐那点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各自家庭的生活。六百块钱维持了全家半年的生活，眼看所剩无几了，只好回老家当农民。穷家值万贯，这可忙坏了朋友们。一捆捆草绳，一个个包装箱，因为路远，汽车运输，所以朋友们包得格外认真仔细。锅碗瓢盆，瓶瓶罐罐，该装箱的都用旧报纸杂志一件件裹好，垫稳当。桌椅家具边边角角都用草绳缠牢。谁都觉得，这是为赵大娘做的最后一桩事了。一天清早，一辆解放卡车载着一车旧家具，载着作家的遗骸和他的荣辱悲欢，缓缓驶出南华门街，告别了这座城市，也告别了这群孩子。那年我二十三岁，从此独立踏上人生之路。
（本文作者为赵树理的儿子）
我的耳濡目染
韩钟昆
今年9月24日，是赵树理诞辰100周年。这天的前一日，是赵树理忌辰36周年。对于他的不幸，我是有锥心之痛的。
我最早见到赵树理，是在1946年春季的山西省晋城县东沟镇小学。在此以前的1945年8月，赵树理把女儿赵广建送到我们东沟小学读书，次年春季又来看她。我们齐集在学校大院的台阶上，请他讲话。他从我身穿的红衣服、头上留的头发圈，一直讲到他的《小二黑结婚》，让同学们开怀大笑。从此我们成了赵树理小说迷。
1953年春天，我随山西省人民政府领导到北京开会，乘机去看我的同学赵广建。广建告诉我，她爸爸正在写《三里湾》。提纲写在纸烟盒拆开的长方形纸条上。赵树理回家后，就和广建拿着铅笔和纸，兴致勃勃地研究“洗”场滚，计算着场滚两头的不同尺寸。我不知道研究这个有什么用，看了小说初稿才知道，农业集体化后打谷场扩大了，自然需要将场滚碾周围加以改造。
一天，我到怀仁堂看戏，顺便到怀仁堂西边一个小院子里，去看赵树理。赵树理正在房中写他的《三里湾》。他边写，我边看。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你喜欢哪些部分，不喜欢哪些部分？喜欢哪些人，不喜欢哪些人。我说，我喜欢金生、玉生、玉梅，不喜欢马有翼，他太窝囊了。赵树理说：“我主张青年革一点儿命。袁天成、马有翼要革命。新思想不多，会被旧思想淹死的。农村里不能太平静了，总让它有点儿事。”谈到写法问题，他说：“我学习评书的写法，写出来能用于评说。不论你用什么样的形式，要让人看了不想走才行。”他希望，他写的书知识分子爱读，评书艺人能讲，讲了可以让更多不识字的人听到。
后来，《三里湾》出版了，对话都是连着排，不像当时流行的小说那样，我问广建为什么，广建说：“父亲总替农民着想，这样排，可以节省点篇幅，印出来，价格可以便宜一些。”
我到北京开会，常到广建他们家。这个家，很温馨，很活跃，很有人情味。广建对她父亲说：“你们文联的人，名字挺有趣，什么叮呤（丁玲）、当啷……”赵树理就以老夫子的口吻，对之以“沙可夫——土可夫”（沙可夫也是名作家）。
有一次，赵树理说，我可以用红白萝卜，给你们做几十道菜。广建说，“请讲。”赵树理用手指扳着说：“炒红萝卜丝、炒白萝卜丝、炒红萝卜片、炒白萝卜片、炒红白萝卜丝、炒红白萝卜片、炒红萝卜丝和白萝卜片、炒……”赵树理尚未说完，广建已被逗得弯腰大笑。
又一次，赵树理说：“农村开会，就是吵吵会，开会的人，要说都说，要不说都不说，你要让他们一个讲完一个讲，不行。”他还说：“农村没沙发，打麦场上的麦秸堆就是沙发。夏天躺在麦秸堆上，比躺在沙发上还舒服。”
一次他问我：“什么叫休息？”我说：“休息就是累了以后，坐下、躺下歇一会儿。”他说：“不尽然。农民休息，是在地头坐一会儿；干部们累了，则要站起来走一走。”
一次，我和广建到赵树理在东总布胡同的办公室。广建告诉我说，她爸爸黑夜写书时，不断地有蚊子和小飞虫打搅。于是，她爸爸举拍扑打，打掉一个就报告一次成绩，口中念念有词：“有诗（尸）为证。”
一次，我同赵树理一道去文联，在东总布胡同路口，他招待我吃炖鱼块。店主人见赵树理走来，就像老相识似的，一口一个“赵作家”、“老赵”。我到他的办公室，见书柜中有《静静的顿河》，我想借去看看，他索性送给了我，并建议看看屠格涅夫的《木木》。
1957年，赵广建给我来信，说她接受了父亲的建议，要到故乡农村去接受锻炼，还把她爸爸的信也寄给我看。我当时在山西日报编文艺副刊，就把这封信在副刊发表了，编者按中还写进了赵广建给我信中的话：“那里有我拾过羊粪的山，那里有我洗过衣服的河……”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就转载了。
1958年，赵树理来山西，我去向他约稿，他表示“现在的文章不好作”。后来，他拿出一篇序文《与工农读者谈〈三里湾〉》，交给我在《山西日报》发表了。
1965年，赵树理到山西晋城县当县委副书记。我和几位记者和通讯员到晋城转了一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新高潮中的晋城农村》，请他看。他说：“现在下边修边垒堰搞形式主义，你们还描写‘如刀切斧削一样’，这样写不好，容易助长形式主义。”
1969年秋，我听到他被打断肋骨，便到文联宿舍看他。他痛苦地哼哼着，却还说：“不要紧，不要紧。”广建一边说：“爸爸身体很不好，可还挣扎着，和小红、小阳在地上跑圆场，唱大戏。”
1970年国庆前夕，我听到赵树理逝世的消息，立即到文联宿舍哀悼。关妈妈已泣不成声，广建已愤无眼泪。我无言安慰，只好劝她们耐心等待，终有雨过天晴的一日。
一个杰出的大作家、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大作家，下场如此悲惨，让人欲哭无泪。这个局面，绝不能再现了。
（本文作者为《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
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及他想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往往成了他小说的主题，
他把这称之为“问题小说”
一生为中国农民争精神食粮
赵广建
今年是我的父亲赵树理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个日子里，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老赵。这是因为他在为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而奋斗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在自己一生的工作中鲜明地表现了人民的希望和憧憬。
赵树理坎坷的一生同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路径，同中国农民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他同农民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他不断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历史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是非解决不可”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出现在高级社、人民公社这段时期。当时赵树理急得团团转，他曾直接向各级领导反映，写成《公社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上书中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冒着被批被斗的风险，上上下下而奔波。
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及他想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往往成了他小说的主题，他把这称之为“问题小说”。有人说这是遵命文学，遵谁之命呢?!人民之命。
赵树理的一生，是为人民的利益奋斗的一生。一生都在为中国农民争地位，争精神食粮，争口粮。
今天，在他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大家来纪念他，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赵树理精神来纪念赵树理。我想这是父亲希望得到的最珍贵的礼品。
我是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随华北育才小学进的京。学校就在先农坛，后来改为北京育才学校。学校离天桥很近，父亲刚进北京后，试着想写工人，他在天桥附近选了一个和农业多少有点关系的喷雾器厂去体验生活。工厂不像农村，你可以扛上锄跟农民下地一起干活，边干边聊，也可以端上一大碗饭和他们坐在街上边吃边聊，直到碗空。或者到他们家里去串门，很容易深入到他们中间去，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工厂却不同，上了班，工人们在各自的机器旁聚精会神地干着活，你无法同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聊天，下班后，工人们把手提包往自行车上一挂，急匆匆骑车回了家。他们分散住在北京东西南北城的胡同里，你无法接近他们的生活。试了一个月，父亲只好放弃，重新回到他熟悉的农村去。
在工厂的一个月中，他有时到我们学校走走，同老师聊聊。星期天就带我去逛天桥看杂耍，到天桥小戏园子去看新凤霞演《小二黑结婚》，到西单游艺社去听相声，到东单小市场书摊上去买古书，到前门箭楼去看演出……
我一生中同父亲在一起度过的最幸福、最美好的日子是在北京霞公府15号北京市文联的小楼上。这是一座日本式的小楼，是一座办公楼，楼下是老舍先生的办公室。北京解放后头两年妈还在农村，我只好同父亲住办公室。吃饭在霞公府东口或西口的小饭店。在那座小楼里，父亲写了《登记》，改编了田间先生的《赶车传》，我做了父亲的第一个小读者。在这个小楼里，我和父亲之间有过许许多多有趣的小故事，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我们在北京搬过十次家，东西南北城都住过。从1953年开始，父亲几乎常年在乡下，因此和父亲在一起度过的日子显得尤为珍贵。
北京留给我很多宝贵的难忘的回忆，那里有我很多的老师、同学和朋友。1977至1978年，在我身无分文为父亲平反上访的两年中，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关爱和帮助，我将永生不忘。
（本文作者为赵树理的女儿）
在历史的大道旁
董大中
人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书也就怎样编排。我们赶在百年诞辰之前编出五卷本《赵树理全集》（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就像站在历史的大道旁，看着主人从这头走到那头，从年轻走到年老。
从全集中可以看出同一题材不同时期作品的前后联系来。比如，《小二黑结婚》的写作，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作者先写了《神仙世界》，又叫《神仙家族》、《神仙之家》，已经出现了二诸葛、三仙姑等人物，主题是反迷信。但这个作品没有写完，现在也找不到片言只语，只留下一个题目。随即写出《万象楼》，完成了“反迷信”的主题表达。与此同时，作者写了《告区长》一类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零星小品。到“岳冬至案”发生，作者在《神仙世界》的基础上加上“告区长”的主题，一蹴而就，写出了《小二黑结婚》，获得巨大成功。《告区长》是只有三段唱词的一个“小东西”，显得“粗糙”、“低级”，放到一位大师的《全集》里，似乎不太合宜，但它却是作者早就在思考着用文艺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证明，孕育着《小二黑结婚》的主题。
研究赵树理初期，听说赵到晚年还能大段背诵契诃夫的小说，我曾感到惊讶，找到《打倒汉奸》的原作后，做了对比，我完全相信了这个说法。
这些年我又搜集到赵树理一些佚文，以后继续留心，到这次编定六卷本，虽然还有许多佚文没有找到，但已经有欣慰之感。本书新增加的文字，约有四十篇，有些是从未听说过的。如《万象楼》的落子本。原来只知道有《万象楼》，对其是哪种唱腔，并未注意。前不久，长治的收藏家杨宏伟先生拿出他的落子《万象楼》原版本，真让我大吃一惊。在写出宫调之后又写出落子，可见赵树理为读者、为演出方便想得多么周到！不仅仅是曲调的改变，还有情节的变动，几乎可说是另一个创作。赵巾又先生搜集整理的《小二黑结婚唱词》，告诉我们，一些优美的唱段原来出自作家自己之手。
赵树理创造了一个贴近时代、贴近民族、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独特的文学世界，他又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和真诚待人的典范。这一切，就全都体现在这部《全集》里。赵树理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这笔精神财富、他的求实精神不会泯灭。
（本文作者为赵树理研究专家、《赵树理全集》主编）
（9月23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