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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中的父亲
作者:周海婴

《新华月报(天下)》 2006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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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父亲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由于我母亲是高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很困难,拖了很长时间生不下来。医生问我父亲是保留大人还是要孩子,父亲的答复是留大人。这个回答的结果是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由于属于难产,医生是用大夹子产钳把我夹出来的,当时也许很疼,但是没有一个孩子会记得自己出生的经历。据说当时我的头被夹扁了。有人说难产的孩子脑子笨,不知道这对我后来的智力有没有影响?至少在我小时候,背诵古文很困难,念了很多遍,还是一团糨糊,丢三忘四。而我父亲幼年时,别的孩子还在苦苦地背书,他已经出去玩了。这些,在父亲的著作里都有记录。
       
       父亲的写作习惯
       在我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
       我早晨起床下楼,脚步轻轻地踏进父亲的门口,床前总是一张小茶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插入短烟嘴里,然后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许妈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眯着眼睛看看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大事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我听到大人们的朗朗笑声,便钻进去凑热闹。母亲没有招待点心的习惯,糖果倒是经常有的,有时父亲从小铁简里取出请客,因此我嘴里讲“陪客人”,实际上是为分得几粒糖,待我纠缠一阵后,母亲便来解围,抓几颗打发我走开。我在外边玩耍一会儿回来,另一场交涉便开始了。这就是我为了要“热闹”,以解除“独生子”的寂寞,要留客人吃饭。父亲实际上已经疲乏,母亲是清楚的,可我哪里懂得?但母亲又不便于表态,虽也随口客气,却并不坚留。如果客人理解而告辞,母亲送客后便松一口气。如果留下便饭,她就奔向四川北路上的广东腊味店买熟食,如叉烧肉、白鸡之类。顺便再买一条鱼回来,急忙烹调。至于晚上客人何时告辞,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早已入了梦乡。
       讲到睡觉,我想起在我四五岁时,床头旁的五斗柜上,总点着一支蜡烛。它是普通的白色蜡烛,每逢我不愿睡觉的时候,许妈便哄着点燃烛火,说“阿弥陀佛,拜拜!”这才骗取了熄灯的效果。可惜我虽经过幼小时的“培训”,至今仍没信佛,任何宗教也没有影响我。
       如果哪天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有时眯起眼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地,尽量不打扰他。母亲若有什么要吩咐佣工,也从来不大声呼唤,总是走近轻讲。所以此时屋里总是静悄悄的。
       晚间规定我必须八点上楼睡觉,分秒必争也无效,因此夜里有什么活动,我一概不知。偶然在睡意迷蒙之中,听到“当朗朗”跌落铁皮罐声,这时许妈正在楼下做个人卫生,不在床边,我就蹑足下楼,看到父亲站在窗口向外掷出一个物体,随即又是一阵“当朗朗……”还相伴着雄猫“哗喵” 的怒吼声。待父亲手边的五十支装铁皮香烟罐发射尽了,我下到天井寻找,捡到几只凹凸不平的“炮弹”,送还给父亲备用。这是我很高兴做的一件事。原来大陆新村的房子每户人家二楼都有一个小平台,那是前门进口处的遮雨篷,而雄猫就公然在这小平台上呼唤异性,且不断变换调门,长号不已,雌猫也大声应答,声音极其烦人。想必父亲文思屡被打断,忍无可忍,才予以打击的。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几位熟人和知名人士,但在小组会议室靠窗边处,坐着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当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不禁多看了几眼。散会后,他对每个人均礼节性地致意。真所谓人不可貌相,这位当年地位显赫的可怖人物,长相却并不横眉獐目,更不是解放前我所见过的国民党小特务那种模样。如今我们党和人民对他宽恕了、容纳了,他被选为政协委员,大家同席而坐,不再怒目以对,因此,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他那时正不良于行,因几年前在北戴河伤了腿,断了骨。当他面对我时,只见他瞳孔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在一九三几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在对面楼里着人监视了多日,他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为此,我尊敬他。
       斗鱼
       父亲的房间里有两只鱼缸,一只矮而圆胖,紫红色的边沿,短短的三条腿。它虽然晶莹透明,我却并不喜欢,因为它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趣。缸里养着的几条金鱼,呆头呆脑的,却又非常娇气。上海的自来水氯气很重,再加上我们不会侍弄,所以养不了几天,有的金鱼就肚子朝天,翻起白眼死掉了,这使我非常扫兴。
       但是,另有一只鱼缸,情况却不一样。这只鱼缸,高约尺半,宽约一尺,看上去玻璃不怎么光洁,并不怎么值钱,也许原本就是为家庭养鱼而制作的吧。
       这只鱼缸,放在父亲写字台的右侧,紧贴南窗。冬天,太阳从窗口射入,把水缸晒得很暖;夏天来了,顺手一挪,将它移到西墙边,又比较阴凉。但这只鱼缸里养着的十尾斗鱼,却非常惹人喜爱。父亲伏案写作感到劳累时,就停下笔,唤我一起来观赏鱼的遨游姿态。这种斗鱼,身体扁平,色显暗褐,呈流线型,约有三寸多长,几条带纹横贯全身,外表极其平凡,但却活泼善游,忽而上升,忽而下降,追逐咬斗,灵活异常,从不见因为失去控制而冲撞在狭窄的缸壁上,完全不像金鱼那样慢条斯理,懒懒散散,即使外界有什么震动,也只是摇摇尾巴,沉入缸底完事。
       当时,我不知那些斗鱼的来历,后来读到母亲所写的《我怕》一文,看到有关这缸鱼的一段记述,只不过母亲称之为“苏州鱼”:“右方,靠在藤躺椅可以鉴赏着的一缸‘苏州鱼’,是夏天病重的辰光,内山先生特地送来的,共十尾。看看那鱼的活泼姿态,给予他不少的欢喜……”
       内山完造先生为什么在一九三六年的夏天,“特地”送这么几条斗鱼给父亲呢?想来也许寓有一番深意吧,大概一方面是为了使父亲得以赏心悦目,消除疲劳,一方面也是为了希望父亲能以自己的坚强毅力,斗败病魔的袭击,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也许是“天遂人愿”吧,经过一场严重的折磨以后,父亲的疾病显然有所减轻,能够起床活动了。这不但使我们全家和他的朋友们庆幸,而且使他自己的心情也感到愉快。每在空闲的时候,他便和母亲一起往鱼缸里换水,铺沙,布置水草,再把鱼缸轻轻地放回原处。有时看到水草过密,怕妨碍鱼的呼吸,又去掉一些,再撒下鱼虫,然后静静地观看鱼在水中争夺吞食的情景。我有时乘大人不备,伸手入水,想捞一两条鱼来玩玩,然而斗鱼极其敏捷,往往从指缝里溜掉。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放弃这种念头。
       但我这个“好事之徒”,并未就此罢休。逮不住斗鱼,就想出一个新招,在这鱼缸里养了一群蝌蚪。这是纠缠着许妈,从郊区小溪里捞来的,约有三十多尾。一直养到它们脱去尾巴,长出四只小脚来。小青蛙是两栖动物,不能光让它们在水里扑通。于是我们便小心地从鱼缸里倒出一些水,加些清沙,让它们在浅堆旁边跳跃,有时跳得很高,差点跳出缸外,我便用一块玻璃盖住缸面。对于我的这些举动,父亲似乎也并不加以制止。但后来,不知哪一天,这些青蛙被谁全部倒掉了。六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这些都已成了梦境。
       
       父亲为我治病
       父亲青年时期虽然学过医,但他很谨慎,一般不替人看病或开处方,也不随便向人介绍成药。他自己有病,往往也满不在乎,可是看到亲友生病,就显得非常焦急,尤其是上海他弟弟家中孩子有谁生病,更是念念不忘,关怀备至。因此,我们家里经常备有一些日用药品,种类虽不多,但往往能够奏效。粗分起来,不外两种,一种是外用药物,一种是内服药品。
       前不久,我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曾经展出过一种“口疮药”,五十毫升容量,圆形棕色玻璃瓶,还剩三分之一药液。我想起来了,这是日本医师配制的,专门治疗口唇溃疡,由硝酸银液和药用甘油混合而成。每当舌头、唇颊溃破,发生绿豆大的白腐点时,如果单用硝酸银烧灼,疼痛难忍,混以药用甘油,使药性和缓,涂在患处可以减轻剧烈的痛楚。每日搽二三次,创口就会愈合。大概这是为小孩子们特意配制的吧。除了这种口疮药以外,还有一种颗粒状的结晶碘,二十五克短矮型玻璃瓶装,可以配制碘酊,用于虫咬、无名抓痒、无名红肿、小疮初起等症,比零售碘酒便宜得多。
       除了药水、药粒以外,还有一种浅黄色的细腻药粉,也是玻璃瓶装,容量二十五克。记得我小时候膝盖部位长过一疮,出脓穿破后,一个多月总不长新肉,露着一个大洞,经常流血不止,父亲给我用这种药粉,填入伤口,过了不久,就从里向外长出新肉,伤口逐渐愈合。几十年的时间,像流水一样逝去,但是父亲弯下身,细心地给我敷药的情景,至今犹在眼前。“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他的名言,也是对自己的很好写照。
       医治普通常见的皮肤病,除了“兜安氏驰名药膏(DOANS OINTMENT)”、治疗烫伤、割伤的兜安氏药水,“韦廉氏医生药局”出产的“如意膏”以外,经常使用的还有虎标万金油。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夏季用得最多的是“兜安氏”的痱子药水。透明玻璃大形扁瓶,一个夏季总要用掉一瓶多。父亲在写给亲友的信中说,夏天天气闷热,他的事情又多,往往弄得“满身痱子”,身上很不舒适。其实,使他更着急的倒是我每年一到夏季,总要长一身痱子,又红又痒,抓挠不得,一不小心,溃破化脓,那就更加难受。记得每到晚饭以后,我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天色已暗,但不开灯,以求凉爽。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有盖的小碗和一块天然软海绵,将“兜安氏”痱子药水先摇晃几下,待沉淀在下层的药粉混合均匀,然后在小碗里倒上一点,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再搽一面。这是我感到最快活的时刻,可以不怕影响父亲的写作而被“驱赶”,有机会亲近父亲,躺在父母两人之间,心里感到无比温暖。时间悄悄逝去,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无可奈何地回到三楼,在自己的卧床上进入梦乡。
       除了外用药品以外,家里还备有一些口服药品。父亲除了去药房买鱼肝油和含“几怪”(一种药物名称)的咳嗽药水“伯拉吐”之外,很少买成药治疗疾病。亲属有病,总是去医院检查或请医生到家里诊治,然后再按处方买药。如果需要注射,往往由医生亲自操作,或由护士代为注射。当时医生开的处方,一般都由该医生所在医院附属的小型药方配制。我颇好奇,常钻到配方的地方去看,可以听到乳钵研药的声音,看到混合后的药末在十几张方形纸上分匀,然后以梯形或三角形药包包好,插在一起,装在大口袋内交患者带走。药量不多,往往只够服两三天的,服完药后,再请医生诊治。我用的内服药水,一般加的糖浆较多,容易入口。如果药末太苦,则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糯米纸,包好捏拢,稍浸以水,再马上置于舌上含水吞服,这样才不致满嘴苦涩。我因体弱,从小多病,在这方面父母花去的精力不少。
       除了药品以外,家里还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医疗器具,比如体温计(摄氏标准)、蒸汽吸入器、通便用的玻璃注射器等等,以备应用。纱布、绷带、镊子、剪刀等等,也都放在二楼五斗柜的抽屉里面,随用随取,用后放回,井井有条,从不紊乱。各种药品,也都有一定的存放位置,为的是取用方便。我现在仍然记得它们的排列。附带一提的是,这里虽说是“家庭日用药品”,但它的服务对象,有时并不只限于家庭以内。例如大姐周晔有过记述:父亲和叔叔曾在某天入夜,为一位受伤的洋车工人包扎脚底伤口,这已众所周知,就毋庸赘述了。
       我小时候种下了气喘病的根子,每到疾病发作期间,不但自己痛苦不堪,也使父母担心劳神,不胜其苦。
       我得的这种哮喘病,每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发作。一犯起来,呼吸困难,彻夜不眠。父亲为我常用的一种方法,我且称之为蒸汽吸入法。架好一套吸入器皿,即在盛水小锅中卡上一支细管,加橡皮圈密封,将细管一端通入另一小杯,杯中装有调好的“重碳酸曹达”和食盐稀溶液,用酒精灯加热烧开,蒸汽将药液喷射带出,再经一玻璃喇叭口集中成为一束。这时母亲给我带上围兜,并且蒙上眼睛(怕盐水刺痛眼睛),叫我张口吸气。湿润的水汽进入气管,药味咸而略苦。如果还不痊愈,父亲就改用一种药膏热敷。先将“安福消炎膏”隔水泡热,母亲按我背部大小准备一块布料,父亲用钝刀将白色的黏稠药膏刮在布上,贴在我的背部或前胸,二十分钟以后揭去。这种药膏不知都有哪些成分,仅感到有一种薄荷味,十分清凉,对于我剧烈的哮喘,也能起到缓解作用。
       但以上两种方法,都不如芥末糊的功能来得神速。这似乎成了父亲对付我哮喘病的一张王牌。说起来也很简单,用一个脸盆,放进二两芥末粉,冲入滚烫的开水,浸入一块毛巾,待芥末汁浸透以后,父亲便用两双筷子插入毛巾,以相反的方向绞去水分,以我能够忍耐的温度为准,热敷背部,上面再用一块干毛巾盖住,十几分钟后撤去,此时背部通红如桃,稍一触及颇感疼痛。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而且又困又乏,缓缓睡去,往往可以睡个通宵。这种方法不知由谁介绍,其疗效大好,屡试不爽,但有时哮喘剧烈,此法仍不大奏效,父亲就直接用二三两芥末,加凉水和匀,如“安福膏”一样涂在布上,贴在我背部。此糊虽凉,但越敷越热,刺痒灼热,颇不可忍。时间也以十分钟为度,若时间稍过,则背部灼出水泡,如开水烫伤一般,这样气喘虽缓,但却要吃另一种苦头了,因此父亲一般不轻易采用。
       父亲因对我疾病十分重视,费去他不少精力。平时有点小毛病,即趁早为我治疗,如不奏效,就请医生或到医院就诊,这些在他的《日记》中多有记载。我没有详细统计,至少也在百次左右吧!但他对自己的疾病,却似乎不太当一回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和父母去须藤医院诊治,我比较简单,只取一点药品,便和母亲进入一间有玻璃隔墙的换药室,这时看见父亲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木椅上,斜侧着身体,衣襟半敞着。再顺眼细看,他的胸侧插着一根很粗的针头,尾部连有黄色半透明的橡皮管,接着地下一只广口粗瓶,瓶中已有约半瓶淡黄色液体,而橡皮管子里还在徐徐滴下这种液体,其流速似乎与呼吸起伏约相适应。父亲还安详地与医生用日语交谈着。过了一会儿,拔去针头,照常若无其事地和我们一同步行回家。后来,我看他的《日记》,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记有“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按相当于200毫升),注射Tacamol一针。广平、海婴亦去。”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目睹的这一次了,离他去世仅两个月多一点,应该说,此时他已进入重病时期,而仍显得如此满不在乎,他对于自己的身体以至生命,真是太不看重了。对医生来说,除了注射一种药剂,我也未见施以什么特别的治疗手段。这我将在另文详说。
       (摘自《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著,文汇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