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沈阳故宫，有人会表现出困惑：故宫不是在北京吗？怎么沈阳也有一个？也有人会流露出不屑：沈阳故宫有什么看的？
其实，有些东西是无法简单类比的。尽管年龄上比北京故宫“小”219岁，占地面积仅为北京故宫的1/12，但作为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国内仅存的两座大型皇家宫廷建筑之一，沈阳故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
今年是沈阳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院庆前夕，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教授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披露了沈阳故宫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空前绝后的建筑式样
沈阳故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25年开始营造的，是清朝的肇基之地。
与北京故宫的汉族建筑风格迥异，沈阳故宫不仅具有浓郁的东北地域特色，更融合了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的建筑艺术精华。
武斌告诉记者，沈阳故宫东路的大政殿与“十王亭”，是一组空前绝后的倍具民族特色的建筑。
从大政殿的建筑结构看，其重檐、廊柱式、大木架结构、飞檐斗拱以及殿内的降龙藻井等，是师承宋代的“营造法式”，系汉族的传统建筑手法。但是，大政殿的须弥座式台基、殿顶瓦上的相轮、火焰珠、八条垂脊上的鞑人、殿内天花板上的梵文装饰等，则体现着蒙古族和喇嘛教的建筑艺术特点。而殿出八角，又是满族八旗制度的象征。殿堂的门窗均为隔扇式，并用“高丽纸”糊在门窗棂外，又是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建筑装饰。
从“十王亭”来说，它们是大小形制完全相同的亭子式建筑，成“八”字形左右对称排列在大政殿前。
大政殿和“十王亭”，实际上就是清初统治者举行大型政治活动的办公“大衙门”和发布政令的“大广场”。这种“君臣合署办公”的格局，深刻反映了清初满族社会实行的“军政合一”八旗政治制度，因而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建筑式样。
武斌说，就连游客不注意的殿宇宫阙门额书写形式，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都截然不同。沈阳故宫满文在左，汉文在右，而北京故宫却是汉文在左，满文在右。汉文化习俗是“左比右尊”，这表明清朝入关后对汉文化的吸收越来越多。
沈阳故宫建筑形式的又一特点是“宫高殿低”，这与北京故宫“殿高宫低”形成巨大反差。为什么会这样？
武斌说，这其实是与满族的生活习惯相符的。满族的先民女真人以渔猎为生，长白山、兴安岭曾是他们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为了避免野兽的攻击，为了望敌情以保自身安全，山地民族居住区一般都选择在高台之上建筑。从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在建州卫起兵始，不论在建州老营、赫图阿拉、界藩山城、萨尔浒山城，或是在辽阳东京城，都把生活区的“宫室”建在山地之上或半山坡上。这也是一脉相承的。
沈阳故宫的看点还有很多。比如，满族崇尚萨满祭祀。清宁宫5间房，帝后只住东面1间，西面4间则辟为神堂，西墙正中设有神龛。每年元旦（正月初一），皇太极都要率家人举行隆重的家祭，内容包括杀猪、请萨满跳神的大型祭祀，以及神秘的“背灯祭”。
盛京紫禁城屡遭劫难
沈阳故宫作为清朝迁都北京之后的陪都，本是清朝的“特区”，尤其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4位皇帝“东巡拜谒祖陵”，每次都要在奉天宫殿临政或驻跸。
近代以后，沈阳故宫屡遭列强欺凌、兵燹掳掠，更因政局多变，而使大批珍藏国宝最终流落他乡。
1900年秋，沙俄侵略军以镇压义和团为名，占领了牛庄和辽阳，并向沈阳逼近。盛京将军增祺闻讯后，紧急将沈阳故宫所藏清朝帝后圣容和清初御宝运出，弃城而逃。
10月1日，沙俄侵略军开进沈阳城，沈阳故宫也沦为哥萨克屯兵之所。在俄兵占据的两年半期间，沈阳故宫丢失和损坏的藏品多达万余件，其中，包括金银器、瓷器、殿版书籍、墨刻等。“唐贯耳瓶”、“高宗纯皇帝御用雕漆倭长剑”等珍品都在丢失名单之中。运出的帝后“圣容”和“御宝”也再没有回到沈阳故宫。
1908年7月，张作霖曾派人从东七间楼瓷器库中提出“霁红小高瓶”等精瓷数件送人；同年，奉天巡抚唐绍仪以专使身份访美，行前也以奉慈禧太后旨意为名，提取奉天宫所藏瓷器为赠品。
皇家宫苑一度成了“大杂院”。1925年春，奉天省政府正式接管盛京的宫殿和藏品，私产变为天下公产。但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沈阳故宫许多建筑当时已被外界占用。东路的大政殿、十王亭成了“奉天无线电台”所在地，殿内放满了收发报机，盘龙贴金的柱子上也被钉上了一道道电线；中路的崇政殿、日华楼等成了东三省宪兵教官办公室和宿舍，各处宫、殿、阁均被不同军政单位占用，有的竟成了报废武器库；西路的嘉荫堂、戏台、文溯阁等建筑，先是为“东北陆军步兵第64团”、“宪兵收容所”等占据，后驻军迁出，奉天省教育会又占用。
1914年初，沈阳故宫的古铜鼎彝、宋元明清书画、内廷玉器、御用武备、明清瓷器等共115199件，全部装箱运到北京。此后，这些宫廷宝藏几经辗转，最终流落到台北、北京、南京数地，再未入藏沈阳故宫。至伪满末年，沈阳故宫内藏品，除图书外，仅存“清初三陵”移存的祭器和奉天宫殿旧有的卤簿、兵器等，总共不足1700件。
1948年春，辽沈战役爆发，沈阳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在撤退前，再一次将除文溯阁《四库全书》之外的沈阳故宫瓷器、铜镜、档案和殿版书运至关内。这几次征调外运使沈阳故宫元气大伤，珍宝流失达十分之九。
武斌说，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沈阳故宫又陆续从南京、承德、上海、陕西等地调入一批文物。特别是从1954年至1980年，北京故宫先后8次调拨文物给沈阳故宫，使其藏品日渐丰富。沈阳故宫博物院还先后斥重金在市场“淘宝”，购入一批“国宝级文物”。
镇宫之宝“二进三出”
沈阳故宫，除了多民族艺术交融的皇家宫廷建筑之外，藏品中当以文溯阁《四库全书》最具知名度。武斌院长详细向记者披露了这部书“二进三出”的流离经历和最终“书阁分离”的命运。
1772年，清高宗弘历下诏访求、采集天下藏书。第二年正式设馆编纂《四库全书》，这也是我国古代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全书完成后被抄录成七份，分别贮存在紫禁城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行宫文津阁、盛京皇宫文溯阁、扬州大观园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
1782年，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完工，它与其他六座《四库全书》藏书楼一样，都是仿宁波“天一阁”之制而建。独一无二的黑琉璃瓦绿剪边硬山顶面阔五间建筑，蕴涵着防火的原始企盼。独具匠心的外两层内三层的构造，虽然只藏两部书但几乎囊括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典籍。
清朝末年，外国列强入侵，七阁《四库全书》损失过半，只有文溯阁、文津阁及文渊阁本保存完整。但从20世纪初开始，文溯阁《四库全书》也开始了它动荡颠沛的历史。
1914年，袁世凯以“防备兵变”为由，要求“奉天的典籍”必须转移。于是，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被运往北京。但书运抵北京后弃置故宫保和殿。这一放就是10年。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张作霖获胜，情况才有了转机。
1925年6月，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到北京参加“清室善后会议”，看见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被冷落一隅，便求助于张学良等人，希望将书重新运回沈阳，得到张学良等人支持。
6月20日，内阁会议批准文溯阁《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归还奉天保存议案，冯广民等人连夜进京，办理接受事宜。两部巨著在冯广民等人多方努力下，于8月8日运回奉天。因文溯阁当时被军队占用，并且其建筑也需修缮，所以暂存于奉天省教育会会址沈阳城内文庙。
1926年11月15日，文溯阁修缮工程完工。翌年初，《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重新归架，入藏阁中，结束了十余年书阁分离的历史。文溯阁《四库全书》流落异地十数载璧还，一时成为东三省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1935年日军派人清点文溯阁《四库全书》后，以文溯阁多年失修及保护阁内藏书为由，在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非古非洋的钢筋水泥结构、门窗包以铁皮的二层书库，库内置钢铜制组合书架。1937年，文溯阁《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入新的水泥库。
此后，文溯阁《四库全书》就一直“书阁分离”（所有权与管理权解放后也由省图书馆沿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确保文物安全，沈阳故宫的《四库全书》等重要文物曾被疏散到黑龙江省保管。这是文溯阁《四库全书》第二次外运。1954年1月，这部巨著又回到沈阳。
文溯阁《四库全书》第三次外运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基于当时中苏边境紧张的备战形势，辽宁省图书馆考虑到《四库全书》是国宝，一旦出了问题，责任重大，便请示省文化厅将《四库全书》调离辽宁。省文化厅又请示中共辽宁省委。省委批示同意后，由文化厅呈文给中央文化部。
文化部办公厅1966年3月7日给辽宁省文化厅下文，做出“基于备战需要，将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一部拨交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决定。同年9月13日至27日，两省文化厅在沈阳办理了清点交接手续。除《四库全书》之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本）以及相关档案资料也一并移交。
文溯阁《四库全书》就这样第三次离开了它久居的故土，远赴甘肃省永登县，存放于距兰州市区70公里的山洞之中，至今未归。
武斌说，乾隆时代编修的七部《四库全书》，庋藏七阁，书阁合璧，相得益彰。可惜的是，如今200余年之后竟没有一部“书阁合一”。圆明园文源阁本毁于英法联军之手；扬州文汇阁本、镇江文宗阁本因太平天国战事而全部焚毁；杭州文澜阁本散佚大半；北京紫禁城文渊阁本被运至台湾；承德文津阁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沈阳文溯阁本则西运至兰州。这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憾事。
（摘自《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