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行乐坛的兴起从1986年北京工人体育场百名歌星演唱会算起，至今已历经风雨20年。在这20年间，中国流行音乐从崛起到发展壮大，在我们身边流行，无法磨灭。
回首20年，在我们的记忆中，中国流行音乐有哪些人和事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在岁月中如年轮铭刻？回首20年，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轨迹该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回首20年，该用怎样的视角去看待中国流行音乐现在发展面临的难题和困惑？
记忆 被流行音乐改变的生活
关键词
个性解放
还记得崔健一个卷起、一个放下的裤腿吗？还记得歌星们穿着的“文化衫”吗？还记得或抱着或挎着的满街吉他吗？还记得震天吼的“西北风”、缠绵的“校园民谣”吗？
20年来的流行音乐，蕴涵着丰富的独立思考、自我塑造和个人体验，它以略带夸张的外在形式激荡起每个人创造不同人生的思想解放。
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态度、存在状态和飞扬个性，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浓厚的单一、集体无意识中，最初的改变有谁能说不是由于在接受不同的流行音乐、个性鲜明的流行歌手的过程中而萌生、自醒的？
关键词
追星族
“追星族”是中国流行音乐兴起后对我们这个社会最直观的改变。
1986年后，吮着流行音乐的乳汁长大的一代人，开始出现因为爱听某支歌曲而逐渐痴迷唱歌的人的倾向。他们从原始的买招贴画、收集盒带开始，启动了对歌星的崇拜和狂热追捧，索要签名、现场追随，没多久就出现了跟随崔健全国巡演场场不落的第一代“追星族”。
对于现在的人们，“追星”现象已司空见惯，“追星族”也早已成为字典中的成熟概念，而且，中国流行音乐还悄悄地孕育了中国文化市场上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因为“追星”，当年的那批青少年歌迷以疯狂地购买歌星盒带、买票看演唱会以及收集相关纪念品的举动，撬开了流行文化消费的大门，中国文化“市场”观念的萌芽和启动，也就随着越来越多“追星族”的涌现而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自发走向自觉。
关键词
音乐电台
1993年，北京音乐台随着中国流行音乐第一轮强劲节拍的尾声诞生，从此“FM974”作为流行音乐伴生的新兴事物，打破了北京人的收听习惯，收听音乐台成为一种时尚。截至2005年底，全国各大城市已经拥有城市专业音乐电台超过100家，这些音乐电台在渲染流行、支持原创乃至制造流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娱乐文化
20年前，我们还将流行音乐当作难得的精神盛宴，而20年后，流行音乐正在融入日常的普遍娱乐文化之中。
10年前，毛阿敏偷税事件第一次在全国媒体上形成一个热潮，许多一般只刊登严肃新闻的报纸、刊物因为刊登了有关新闻而脱销，此后，已经迈上市场化之路的内地媒体开始将跟踪流行乐坛上的奇闻怪事作为吸引读者的杀手锏，娱乐文化因为流行音乐关注点的转移而日渐兴旺。
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于每天浸染在流行的娱乐化的氛围中，习惯于听说流行音乐业界发生的绯闻、丑闻，流行音乐本身有时反而退居其次。
关键词
造星
20年前，流行音乐以整体加主角的形象亮相在人们面前，但是无论崔健、郭峰，还是李娜、韦唯、杭天琪，都不是一夜成名的明星，他们都是经历了无数的锤炼和坎坷而步入流行音乐明星的行列。
而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天数来计算“星”起“星”落，日渐商业的操作和浮躁的流行乐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造星潮”：从一般的包装到“恶”炒的“超女”，流行音乐正在成为一个充满幻想、理想、成就还有骗局的产业，一群群青少年凭着幻想和勇气，纷纷企图挤进流行音乐的腹地，“超级女声”等节目已经或多或少掩盖了音乐本来的旋律。
现状：流行音乐“无处流行”
1986年，流行音乐首次被“正名”，首次集体有意识亮相，这一年，被视为中国流行音乐及摇滚乐的“元年”，中国流行音乐开始了流行。
然而，20年后，中国流行音乐已经远离音乐的单纯和原创性记载、思索、传诵、流转，在一个本该值得纪念的年份，却面临“无处流行”的尴尬。
原创的衰竭
“无处流行”，是因为原创的衰竭。
在经历了内地音乐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井喷式的创作高峰后，1990年后的流行乐坛却忽然陷入“原创荒”，尤其是在1997年春节晚会的《相约九八》之后，每年流行的原创歌曲凋零到只有寥寥几首，如《好汉歌》、《暗香》等。
“如今流行乐坛的最大问题，就是被大家喜爱而传唱的好歌太少。”流行文化研究者左保华说，“在失去了原创的健康血液，流行音乐不死气沉沉才是不正常的，这也就导致了港台歌曲的再次全面占领流行市场以及翻唱风的泛滥，20年前的光辉岁月反而更衬托出如今的暗淡。”
对此，台湾乐坛资深创作人李宗盛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歌手很多，好歌却太少，希望音乐人能够回归音乐本身，也就是核心意义上的创作。他说，“创作人应该是流行音乐的灵魂，而现在乐坛很多公司却只知道搞造星运动，而忽略了创作”。
市场的萎缩
“无处流行”，造成流行歌曲市场的萎缩。
1987年，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磁带形式出版，红遍全国，一时间一带难求。
1989年，孙国庆演唱的《篱笆墙的影子》，被录制成磁带在全国发行，其发行量多达两千万盒之多，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带之最。
......
但20年后，除了海外的一些著名歌手还能偶尔引起轰动和追捧外，内地歌手的现场演出还有多少人去听？还有几个人有兴趣办当年那样的演唱会？
有人指出，20年的日子虽然不算长，但就中国流行音乐来说，该走的路、该过的坎都一个不落地经历过了。盗版、非法网络下载、商业秩序混乱以及版权不明问题让中国流行音乐一步步跌入谷底。
更有人对当前网络歌曲的风靡提出了担忧，认为这暴露出中国流行音乐体质薄弱的现状：在发达的欧美音乐界，网络歌曲没有形成潮流，就是因为音乐创作与生产都有着比较科学完善的规则体系，不成熟和稚气的音乐很难找到市场，而这却正是中国网络歌曲的最大特点。
过去的2005年似乎是中国流行音乐的转折点，不过这个转折点最突出的表现却似乎和人们传统概念的流行音乐无关：以手机彩铃为代表的数字音乐在流行音乐产业中迅速崛起，几乎所有的唱片公司都同时把无线增值市场看成了未来流行音乐最大的一个赢利点。
不过，彩铃能挽救流行音乐吗？北京音乐台台长张勤认为：现在流行的很多彩铃，从根本上无助于音乐本身的发展和繁荣。但如果彩铃能成为高水平音乐原创者的乐土，它也可能成为挽救流行音乐的一股力量。
（摘自9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为该报记者。标题有改动）
对话
从“94新生代”到北上做音乐
李海鹰：流行音乐先要解决话语权
杨林
李海鹰：内地资深音乐人。代表作：《弯弯的月亮》、《走四方》、《我不想说》、《我的爱对你说》等。
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州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中心，甚至有人称之为流行乐坛的“黄埔”，你怎么看？
李海鹰：广东的文化优势就是领风气之先，领完了就让别人再做。那时候广东电台是全国最开放的，流行音乐也一样，它传统文化根基不厚，没有什么正统音乐，更是没有音乐界的老夫子，这样任何新东西出来都没有阻力的。另外，广东靠近香港，很多电台音乐、电视台里播放的东西基本没啥阻隔就进来了，广东音乐人学习起来就简单快速得多。
记者：现如今不得不承认广州已远离流行音乐中心了，你从广州来到北京，你觉得哪些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李海鹰：主要还是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广东容易出新的思想和概念，但广东文化毕竟不是正统文化，自古以来文化要发扬光大必须到中原，就像将来的文化中心肯定是北京，不是香港。还有个重要原因，广东流行音乐辉煌的时候，只发展唱片公司不发展版权保护，也让广东音乐产业没有得到实质的壮大，等于说20年白干了。80年代初广州太平洋音像公司一年利润就2000多万，现在太平洋、新时代这类传统唱片公司基本都是破产的。
记者：这几年内地唱片业你还关心吗，比如杨臣刚、庞龙这样的网络歌手的崛起你怎么看？
李海鹰：其实我有个观点，音乐界在大骂网络歌曲是不对的。网络让很多人有了话语权，暂时别评价网络歌曲的情调，重要的是这个时代也个性化。那时候只有几个歌手，现在谁都可以唱歌，这是一个好事情，这不是由少数人说话的流行音乐界。我们对于网络出来的歌曲、歌手应该要尊重，一些老歌手你在电视台上唱我就要听你的吗？我发现你唱歌很假，你几年都不出新歌，还不知道假唱还是真唱，我宁愿去听一些网络上比较草根的东西，现在的流行音乐首先要解决话语权的问题。
记者：近几年歌唱选秀比赛泛滥，但培养出来一些偶像，这些比赛对产业有多大作用？
李海鹰：它的作用就是打破僵局，中国的歌星十几年总是那么几个人，没有几首新歌也能在舞台站这么久，在香港3个月不写歌就不是创作人了，歌手4年就要面临一个坎，像张学友、刘德华这样的歌手迈了多少个坎才唱到今天？很多内地流行歌手，按照基本规律很多人都应该歇了，他们不像欧美的流行歌手不断在变化，而是10年不变，这真没道理啊。以现在的版权制度，大部分唱片公司、制作公司很难回收成本，在音乐产业完备前，首先让选秀比赛打破僵局也可以。
（摘自9月28日《新京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