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当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坐在肯尼亚外交部长拉斐尔·图朱对面的时候，这位非洲国家的外交官愤怒地摇着手指。让他反应如此激烈的问题，是关于中国与非洲国家日益发展，并引发西方国家争议的关系。
“总有人提起中国的问题，特别是在国际场合，我觉得这令人无法容忍，因为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符合肯尼亚的利益。”
今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非洲三国，其中就包括肯尼亚。访问期间，中国政府同意给予肯尼亚10亿肯尼亚先令（合1350万美元）的援助，以及50亿先令的贷款安排，而肯尼亚政府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双方还达成一项协议，允许中海油在肯尼亚北部和南部6个区块进行石油勘探，总面积达11.5343万平方公里。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援外案例，政治上保证和台湾的绝缘，而经济上则换取中国最为需要的能源。
中国的援外正在按照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进行。注重实效，为外交大局服务。
援外总量仍是谜
近年来，外交部向公众开放了一部分外交档案，披露了援外的一些细节。
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60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其中包括接受过一次性或少量援助的40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援助项目达2000多个，涉及农业、水利、纺织、造纸、化工等多个领域，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8万余名管理和技术人才,减免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华债务，其总额逾160亿美元。
目前，中国对外援助在国际发展援助组织的排名在20位左右。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抗美援朝期间，中国援朝物资占国内物资总量的一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时,作为援助“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重要手段的对外援助反而急剧增加，严重超出正常的比例。1973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6.9％，达到历史最高点。
近年来,援外专家们一直建议要确定适度的对外援助规模。他们认为,援外财政支出应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外工作实际需要而适度增加。
“斗米养恩人、担米养仇人”，商务部经贸研究院发展援助部主任薛宏借用一句俗语总结说，“给少量的援助，他会感激你；给大量的援助，他就要依赖你。当这种依赖的情况让你吃不消的时候，他马上就和你反目成仇。”
对于受援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薛说，“我们要考虑援助哪些国家符合外交战略的目标，也就是说，钱花得有效果。”
然而，“适度援助”很难把握，一直存在争议，讨论了许多年，各部门意见不一。所以，部门通常会把意见汇总向中央报告。
中央亲自把关
而中央高层目前也确实主导着中国的对外援助。
“无论哪届政府，他们可以不管贸易，但不会不过问援外，只是过问的程度不同而已。”商务部援外司的官员称，中央政府一般对援助的大小、规模会做出批示。
据知情人士透露，现在中国的援外机制基本上由中央直接控制，而财政部、外交部和商务部三个部门则负责协商、建议，包括援外文件或政策的出台等，都需要三部门会签。若涉及其他部门，比如农业部、卫生部等，则将他们列为二级协调单位。
三部门的分工通常是“财政部出钱，商务部运作，外交部决策”，但许多重要的决策都要由中央高层决定。三部委就援助政策、援助预算、重要的决策变动或援助项目的签订、援外方式的调整、改革等方面都需要向中央报批。“目前就是这么一种运行的体制。”上述官员说。
相关官员指出，中央领导判断援外事务的信息多半来自外交部、商务部和驻外使团。如果是援建项目的启动，一般由商务部考察、评估，然后进行招标。如果遇上紧急援助，政府需要马上做出反应，有时候往往需要几个小时内在国际上迅速表态，根本来不及协商，更来不及摸清状况，高层通常会先给一批物资救灾，然后视灾情再实行援助。在这其中，援外决策的科学性能否保障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
相关专家指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让对外援助趋于规范，建立一套健全、完整的机制以保障科学决策。据介绍，多数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援助法，或针对某一个特殊事件而出台具有指导意义的援助法案。
援外转型
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斐济会见了太平洋7个岛国的首脑，这些国家承认中国而非台湾为合法政府，作为回报，中国给了这些国家贸易优惠、债务免除、软贷款，并承诺带来中国游客。
几天后，温家宝在柬埔寨向缺乏资金的柬政府提供了6亿美元援助。柬总理洪森称，中国是柬“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英国《金融时报》在社论中指出，胡锦涛和温家宝已使中国这一新的外交风格臻于完美，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他们在全球穿梭。
这种援外工作的转型，最早始于邓小平时代。在邓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援外主要以政治为导向。其中，阿尔巴尼亚是其经济援助的典型，越南则是军事援助的典型。
1954～1978年间，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近90亿元人民币，阿全国总共只有200万人口,人均可得4000多元；中国援阿粮食180万吨，阿人均获赠约1吨。中国帮助阿尔巴尼亚建设纺织厂，当地不生产棉花,中国用外汇替它购买，织成布做成衣服后没有销路，又卖给中国。
由于援助物资太多,阿尔巴尼亚政府还将中国援建的高标号水泥,用来滥建烈士纪念碑,其2.7万平方公里领土上，建造了1万多座纪念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垮台时,在全国留下了50万个地堡，都是从中国直接运来或援助生产的水泥建成。
1978年，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后，果断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并宣布终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接回在阿工作的全部专家。
据介绍,邓对旧的援助方式一贯不赞同。他认为，一国进行援助时必须量力而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要改革旧的援助方式,同时他还提出要肃清外援工作指导原则中的“左”倾思想。
1980年代，邓小平大力推动中国外交从意识形态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优先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追求国家经济利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相应地,中国也改变了对外援助的方式，并制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外交谋略，援助从“输血型”转为“造血型”，注重互利合作性。
这一期间，中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主要通过贷款和给予技术力量的帮助，兴办一些当地工农业生产方面实用的项目。援助方式从单一提供援助向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转变。
1995年10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召开援外工作会议，又大规模调整了援外的方式。这次会议被看作是中国对外援助进行全面改革的阶段。
这次会议后，中国开始推行政府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相结合的模式。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指出：中国今后一般不再向受援国提供新的无息贷款，但要扩大政府贴息贷款的规模，同时适当增加无偿援助的比重。
另一方面，中共高层还对“国际主义”提出新的认识，在中共十四大修改并通过的新党章中，删除了原党章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开始削减重债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并提供专项基金，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同时在现汇、物资、技术援助之外，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人才。
（《凤凰周刊》2006年第27期，作者为该刊记者。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