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者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最近一期（第18期）的《求是》上发表了《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文章（详见本刊10月号“记录”）。文章指出，纪检部门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此言非虚。
在9月26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干以胜说，2005年有11071人因为贪污贿赂行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中7279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介绍，2005年有11万名中共党员受到处分，占党员总数的1.6‰。“从性质上来看，受处分的这些党员并不都是腐败分子。比方说有的是因为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受到处分。”干以胜说。
干以胜表示：“真正属于腐败分子的确实是极少数。尽管是极少数，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要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保持查办案件的势头，有一个查处一个，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坚持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2006年以来，反腐败的形势继续呈现良好发展的态势。在严肃党纪、政纪，治理商业贿赂和深挖腐败分子方面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干以胜说。
近来一系列腐败大案的查处，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郴州政坛的“多米诺”效应
9月19日，湖南省郴州市有人在既非“逢年过节”，家里又无红白喜事的情况下燃放鞭炮。郴州市辖内的临武县，如果不是被有关部门察觉并制止，还有人甚至准备打着横幅，到市里“庆祝一番”。
住在市政府大院里的很多老干部，当晚结伴来到一幢住宅楼下，确信那套房间里再没有亮灯以后，终于长长吐出一口气。
郴州这个秋夜里的躁动，缘于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当日被湖南省纪委“控制”了起来。
在不长的时间内，处于湘粤交界处、矿产和旅游等资源丰富的郴州市，从斗胆挪用住房公积金1.2亿元用于赌博等的李树彪开始，包括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在内的一批官员纷纷落马，形成一种全国瞩目的“郴州多米诺”现象。
李大伦是“郴州多米诺”中倒下的一张大牌，但不是第一张牌。郴州很多干部都认为，郴州“政治生态圈”近些年一直风暴不断，李大伦“失事”，是民间构想的反腐风暴大戏中为他量身定制的一场。
2003年12月，在郴州一个县政协委员被人炸死在车上后没几天，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在当地一家宾馆的套房惨遭杀害。
“郴州多米诺”的第一个角色——李树彪，时任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当时也住在这家宾馆。肖遇害前曾去过李的房间，因而李树彪被专案组列为嫌疑调查对象。当专案组调查人员找李了解情况时，李以为自己东窗事发，将自己挪用1.2亿元住房公积金到澳门参赌一事“吐”了出来。
“郴州多米诺”由此上演。李树彪盘根错节的“住房公积金利益链”，很快将时任郴州市副市长的雷渊利拽了出来——雷旋即被“双规”。现已查明受贿721.0174万元、挪用公款2650万元并犯贪污罪的雷渊利，9月6日一审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身陷囹圄的雷渊利，在一份“忏悔书”中承认自己是玩钱、玩权和玩女人的“三玩干部”。但有报道说，雷渊利曾说自己不是郴州最贪的官员，如果排位，他只能排到“第12位”。
这一说法在李大伦们浮出水面后得到部分的印证。
据湖南省纪委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初步调查，李大伦家有存款3200多万元。李大伦和妻子陈立华交代，近年他们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325万元；收受党政官员等以拜节、贺寿、出国、儿子留学等名义送的现金600多万元人民币、12.2万美元、2000欧元和8000加元。联合调查组已冻结其3155万元家庭存款，扣押600多件贵重物品。目前李案已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郴州一批在位的领导干部也因李案“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李大伦被“带走”前还曾领受“讲几句”任务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最近也被“双规”。这个在许多郴州人看来属于“没有排上号”的官员，在担任宣传部长前，是郴州市委分管工业的“光头常委”，据说目前被发现的“问题财富数额”，与雷渊利不相伯仲。此外，郴州市国土局党委书记杨秀善、郴州市郴汽集团董事长黄兆林也被“双规”。因受“李案”牵连，目前被“控制”起来的达30多人。
李大伦初步交待问题后，牵涉出来的“问题官员”非常多，其中不乏与李大伦之间有“红包礼金”之类的利益输送，这使得民间本已舆情激荡的“郴州买官卖官”问题变得有些成形。为慎重起见，6月19日，湖南省纪检部门在郴州召集市级干部、县区党政一把手和市直机关、部门负责人大会。会上措辞严厉地宣布，以10天为限，要求所有与李大伦有金钱往来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限期坦白”政策在郴州吹糠见米。一时间，前来“说明情况”的官员络绎不绝。由于人数者众，相关部门将“10日期限”延长了约一周。从6月下旬至7月上旬，郴州有80多名党政干部谈到曾经送给李大伦现金。
在“多米诺”效应膨胀的郴州，为官从政对少数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煎熬。“由于到处都在传郴州好多领导被抓了，我80多岁的老母亲也急得从乡下打电话来：你有没有事呀？”郴州市委一位干部苦笑说。
包括多位厅局级官员在内的一些郴州干部认为，李大伦案从深层看，是一个在地方各种利益关系调配主宰地位的市委书记，丧失党性和做人的基本准则，把一些利益调到自己口袋里去了。而李大伦案发展成系列，且呈“多角度开花”之势，与郴州官商勾结打造的利益输送体系有关。
一位干部很苦闷地说，在郴州想做个清正廉洁的干部，在生活中会感到非常孤立。郴州市一些干部明言，“楚王好细腰，美女多饿死。”在这样一个人的领导下，党政干部很难不投其所好。逢年过节，“孝敬”一点，意在“沟通感情”，争取“一把手”的支持和帮助。李大伦主政郴州７年多，一直张开口袋收受钱物，日积月累，聚沙成塔。
郴州市一位干部说，郴州已经落马和尚未落马的腐败官员，“创收”主要靠插手组织、插手司法、插手经济。任用干部，哪怕是社会上的混混，只要是直系亲属，都能招干并很快升至县处级领导岗位。至于外人，送了钱，就安排好位子提拔；反之，就罗织罪名，打入冷宫甚至给予排挤。“郴州市这些年用的干部，像雷渊利之流，越腐败的人，提拔得越快。台上的实权派，很多都是群众意见很大的甚至是民怨沸腾的人。哪怕是收受巨贿被认定的，也能捞出来重新加官晋爵。”
看懂了这一点，郴州“官市”多年来其实若隐若现。一位干部很尖锐地说，某些官员之间的畸形交往，没有所谓“感情”，物质利益是第一位的。此次交待向李大伦送钱的几十个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送钱给李大伦纯粹是为了答谢李大伦对他们的“关心”、“支持了他们的工作”。但实质上，一些人的目的仍然可能是：为了升官或者巩固现有职务，通过送钱来摆平李大伦这个在郴州最有发言权的人，借以牟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是一种实质上的买官、卖官。
一位官员认为，郴州腐败大案对执政党的威信和干群感情造成的伤害无法回避。他说，现在郴州街谈巷议，最热的话题是官员腐败案情，老百姓最普遍的心态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当官的都是花钱买来的。他认为，在官员的公信问题上，郴州正经历一场“雪崩”。更多的郴州人则告诉记者，查办李大伦，郴州民心为之一振。这些天来，作为腐败的旁观者和受害者，他们经历了从绝望再到希望的过程，但愿郴州的现实最终会让广大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充满希望。（苏晓洲、于磊焰）
（《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40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国务院严处郑州违法批地
通报批评河南省政府河南省政法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9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严肃处理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
案件调查：严重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郑州市知错不改还扩大征占
会议听取了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对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案件调查情况的汇报。2003年到2006年，郑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违法批准征收集体土地14877亩，用于龙子湖高校园区建设。2005年国土资源部对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问题进行调查，并报经国务院同意，要求郑州市纠正土地违法行为。郑州市不但不进行整改，还公然扩大违法征占土地。
会议认为，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数量巨大的案件。河南省和郑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这起案件负有责任：河南省政府对国家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和严把土地供应“闸门”的决策执行不力，有关负责人明示或默许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省国土资源厅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郑州市政府和郑东新区建设领导小组违法决定征收占用土地，郑东新区管委会违法实施征地，龙子湖建设指挥部违法组织实施征地拆迁。
处理决定：责成河南省政府作深刻检查 对有关责任人员作严肃处理
为严肃法纪，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会议决定，对河南省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责成其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并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中央纪委常委会已决定，分别给予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新民（原任河南省副省长）和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原任郑州市市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相关措施：建立问责制度 加强督察严处各种土地违法违规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最近查处的各种土地违法案件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要深刻认识保护土地不仅是关系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而且是关系民族生存的根本大计。面对耕地大量减少、人口继续增长的严峻形势，必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
要自觉执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更加重视节约土地，对子孙后代负责，对历史负责。要增强法治观念，坚持依法行政，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严格遵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保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要增强大局观念，认真贯彻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加强土地督察，坚决制止、严肃查处各种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切实保护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9月28日《北京青年报》，据新华社）
案件始末
总理缘何亲自查处?
“郑州非法批地案”查办始末
9月27日晚，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严肃处理郑州非法批准征占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消息一出，全国震动。可以说，近几年全国违法用地案大大小小举不胜举，温家宝总理缘何亲查郑州非法用地案？9月29日，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向记者介绍了这起违法用地案查处始末。
郑州违法用地案 圈占耕地近万亩
据张新宝介绍，龙子湖园区是郑州市郑东新区建设规划的组成部分。但该规划因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相衔接，未获得国家批准。2002年12月，河南省省长办公会议原则确定在龙子湖地区建设高校园区。此后，河南省和郑州市先后批准12所院校入驻该园区。
在省、市两级批准有关院校进驻的过程中，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在未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从2003年3月起先后与郑州市金水区政府签订征地协议24份，共征收土地14877亩。在金水区按协议进行征地拆迁后，有关高校相继入场平整土地或开工建设，配套基础设施陆续开工。
现场勘测表明，如今，在征收土地范围内，已圈建围墙、平整土地、建筑物及设施占地11339亩，其中一般耕地2999亩、基本农田4222亩，其余仍为原状。
总理亲查原因——“比较典型”
为什么温家宝总理公开查处这起违法案件？为什么处分这么重？张新宝用这四个字给出了答案：比较典型。
据张新宝介绍，这是一起违反规划、非法批地、顶风作案、有禁不止等典型特征集于一身的典型案例，是在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期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对乱占滥用耕地大声喝停的情况下发生的。
自2003年2月起，全国开展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工作，大力整治乱占滥用土地、严重破坏耕地等违法现象。然而，就在一个月后的3月份，龙子湖园区开始实施非法征地拆迁。随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央对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力度逐步加大，但郑州市对此置若罔闻，继续其违法行为。2004年下半年，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部委组织全国基本农田大检查，检查组到郑州后，要求去龙子湖园区，但被河南省、郑州市有关部门以种种借口阻挠。
2005年2月的一天，也就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十五，张新宝等一行三人来到郑州，下火车前5分钟通知省厅要去龙子湖园区。经过5天的仔细调查，当时已有6所院校进驻园区，正在组织施工建设，圈了6000多亩地，实际占用了2700多亩。
3月份，国土资源部将调查情况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批示，同意在有关院校占地2700亩的总规模不扩大、修改郑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并相应核减郑州市用地指标的条件下，依法办理先期开工的6所院校的用地手续。
但是，郑州市竟然置中央决策于不顾，不但不停止、不查处，反而继续实施非法征收占用土地行为，并且征占势头比以前更凶更猛，想进一步将“生米煮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
全国土地执法检查国庆后展开
“这是国土资源部建部8年来，中央因为非法批准征占土地问题查处政府官员级别最高的案件。”昨天，张新宝透露，以前，因为土地问题被处理的政府官员，最多也就是县长、市长一级。
“更严厉的举动还在后面。”张新宝透露。国庆节后，由监察部牵头、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参加的土地执法专项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次行动，目的就是要推动自查自纠，查办大案要案，严肃惩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发生的势头，改善土地管理和土地执法环境，促进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重点查处非法批地、未批先用、批少用多、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等行为。（余美英）
（9月30日《北京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专家观点
舆论监督是反贪腐“第一动力”
近期，国内反贪腐的新闻连连劲爆。几乎与北京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刘志华被抓同时，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于6月12日被中纪委“双规”；6月底，明码标价、公然买官卖官的河南上蔡县县委书记杨松泉被检察院批捕；7月底，挪用公款到澳门豪赌的原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明华村总支书记陈关生被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3年。
类似案例还可举出不少，媒体的报道几乎无日不有。这一方面彰显了执政党高层反腐倡廉的意志和决心，体现了反腐工作的进展与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权力腐败之猖獗、权力监督之艰难。李宝金的滥权贪渎非自今日始，却一路官运亨通，从天津市公安局一般干部做到市检察院检察长。自1998年6月担任检察长以来，他与房地产商“关系密切”，“在天津政界并非秘密”，却一直未遭质疑、查处。杨松泉买官卖官、侵吞“防艾”专项资金已有5年历史；陈关生先后挪用土地征用补偿款3928.9万元，挪用集体资金241万元，历时也3年有余。这类案件大都因为其他案件、其他原因才被带出，其最终被查处，很难说是必然还是偶然。
为什么监督机制会失效失灵？为什么被权力非法侵害的对象无力抵制权力的滥用，只能任其横行？根本原因是腐败分子拥有公权力所赋予的“合法伤害权”，能够堂而皇之地对无权者造成伤害，而无权者则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求告虽有地，自卫却无门。
决定人们行为选择的是现实的利害关系与力量对比。李宝金的口头禅即是：“不行？不行就查你、办你！”天津住宅集团下属一公司被一开发商坑了1700多万元，李宝金给该公司批条说，不许要，也不许上诉。结果，该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职工生病也没钱治。该公司为什么对李宝金的话奉若圣旨？无它，李宝金代表的检察院掌握了对该公司决策者的“合法伤害“能力而已。受害者所面对的一般选择是：上告，结果难料，一切取决于受理部门的立场态度；如若告不倒，必然要承受强硬报复，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只要滥权者拥有庞大的关系网、保护伞，受害者自料扳不倒对方，一般会选择忍气吞声——事实证明，这种忍辱负重往往是弱势者的“次优选择”，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
能够造成伤害是权力的本质特征。掌权者与普通老百姓在伤害能力上的巨大悬殊，是受害者无力自卫、不能制衡权力的根本原因。而“利益关联”则是有能力“伤害”腐败分子的监督机构可能对腐败现象视若无睹的主要原因。建立利益关联是化解伤害能力的最佳手段，而普通老百姓的困境，不仅是没有“合法伤害”的能力，而且也没有建立利益关联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所能建立的关联利益在掌权者看来，远远小于直接使用伤害权所能获得的利益。
牛顿为解决物理世界运行的原始动力问题，从上帝那里找寻“第一动力”。与物理世界一样，人类社会纵有再完善的理论模型、再精美的规则设计，没有“第一动力“，都启动运转不起来。在中国，由于常设机构的监督功能可能因为利益关联而被削弱，权力监督需要另外的“第一动力”。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事实上，由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构筑的制度基本上是健全的，但如果束之高阁，就成了一纸空文”——基本健全的制度为什么会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这是因为，体制内动力因利益关联而耗散，权力监督缺乏“第一动力”。
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来说，人民就是上帝，制度运行的“第一动力”只能来源于可能被滥权所伤害的普通老百姓，即必须赋予普通老百姓对滥权者可以造成“合法伤害”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必须直接产生作用，而无须求告其他权力者后方能生效。在迄今为止的政治建构中，这样的能力主要有两种，一是民主选举，二是舆论监督。显然，民主选举是中国渐进式政治进步的长期目标，而舆论监督则是短期内可行的选项。（周兼明）
（《凤凰周刊》2006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