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类图书成为畅销书
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一层，陈列畅销书的书架边上是“畅游历史之河”的牌子，包括易中天的《评汉代风云人物》在内，大约有120余种历史类书籍陈列在此。
“现在，历史类图书明显比旅游、文化、人物类卖得好。”陈彦杰在西单图书大厦工作三年了，一直负责历史类图书的管理销售。虽然图书大厦没有进行此类图书的出版销售统计，但在她的印象里，近一二年来历史类新书出版有了变化。
陈彦杰告诉记者，很多历史知识类图书都在他们的畅销书排行榜榜上有名，其中易中天的《评汉代风云人物》一书在今年3月份的排行榜中排名第六。
“关注历史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当当网公关部经理尹丽告诉记者。根据当当网的内部数据分析，2005年的历史类图书涨幅达到50%～60%，目前当当网经营的历史文化类图书约有三万种，占整个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四分之一。
市场是出版社的指挥棒，目前，全国的人文社科类出版社正争相向历史学家或历史研究学者约稿，出版新的历史读物。
2006年4月，中华书局官方网站推出的新书有六本：《
国史十六讲》、《开元大宝遗事》、《
安禄山事迹》、《关中秦汉陶路》、《汉学研究》、《词话史》，都是历史类。
中华书局编辑宋志军介绍，他们2004年10月出版的《
正说清朝十二帝》，被评为2005年第六届北京书市十大畅销书，至今已经印刷了17次，达35万册。
根据中国目前的人文社科类图书的销售状况，一般销售达到3万～5万册就算是畅销书了，按照这个标准，现在的很多历史读物都名副其实地称得上是畅销书。
“我们是针对电视剧中的‘戏说’来的。”宋志军说，《
正说清朝十二帝》的宣传语是“走出戏说误区，了解历史真相”。2006年4月中华书局又推出《
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彩图珍藏版，并对一些章节做了增订，进行全彩印刷。作者阎崇年在寄语中说：“历史是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也可以欣赏。”
目前，中华书局关于汉、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历史真相”类图书已经出了十本。
还历史清晰面目
在一家外企工作的马辰女士买了很多历史类图书，她对此类书情有独钟的原因很简单，“读史使人明智”。
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历史难免有夸张虚构的成分，但读者对历史类书籍的青睐表明他们不再满足于猎奇和娱乐，更想知道历史事实，获得更多的启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袁氏当国》是此类图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本。
策划人曹凌志告诉记者：“作者唐德刚是一位史学研究者，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有自己的见解，与国内学院派历史研究者的叙述习惯不同，他的史书自成一家。”
“以前对历史的解读比较单一，历史教育也很封闭；现在文化环境开放多了，视角更丰富了，出版管理机构对历史书出版也相对平和，他们也有了一定的共识，希望还历史一个相对清晰的面目。”曹凌志说。
2004年11月《袁氏当国》出版以来受到业内人士的肯定，到2006年1月已经印刷了四次售出四万册。
史学界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雷颐认为，近年来历史热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一样，是思想解放在史学上的表现。
“历史相对于文学来说反应滞后，因为历史投入多产出少，往往要查阅很多史料才能写出东西来，不像文学兴致所至就可以洋洋洒洒。因此‘文革’后，上世纪末的社会变革首先从文学中表现出来。”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变成了几个公式，一二三四五，都要归纳为干巴巴的几个框，读起来味同嚼蜡，读者也慢慢失去了兴趣。”雷颐说，“历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历史书的大量出版是史学繁荣、历史研究方法和书写方式多样化的表现。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环境宽松了，史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成果越来越多，历史越来越有了清晰的面目。”雷颐说。
历史图书出版从不正常恢复到正常
历史书的繁荣与外部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的社会外部环境不错，学者敢说话了，不会因为说出格的话被扣帽子，不会因此而倒霉。”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告诉记者。
他说：“现在禁锢少多了。历史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得到扩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历史书籍出版发生了很大变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家吴晗、翦伯赞和作家邓拓的历史随笔曾一度受到很高的赞誉。由吴晗等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既通俗易读，又不失学术水准，反响很好。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被提到新的高度，强调农民起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后的历史叙述几乎都按照这个模式。
“历史的红线是农民起义”，随之而来的是历史的研究范围越来越窄：不能研究帝王将相，只能研究农民战争；政治人物也分阶级身份，人物脸谱化。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长期的压抑，史学界有学者甚至提出“史学危机”：历史已经没有人看，史学快没有出路了，讨论“史学有什么用”？
很多历史研究人员纷纷改行，高考时历史专业也比其他的人文学科分数低，甚至有人把进入史学领域称为“跳入屎坑”。
“历史类图书出版活跃是一件好事情，以前有些历史类的个性化文章只能圈里人看看，而历史知识更需要普及。”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恒俊教授说，“历史本来就是很有趣的，《
史记》都可以当成文学范本来读，现在对历史的热衷正是国人从以前的不正常恢复到正常状态。”
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近期历史书畅销的主要原因是，“找到了一种比较新的形式。”
他认为新闻出版总署在图书出版的管理上并没有大的调整，“哪些书可以出版，哪些书不可以出版的主要依据仍遵照《出版管理条例》24～27条的规定执行。涉及党史、外交、宗教、台湾、军事、领导人等，仍然要作为重大题材到相关部门送审，不涉及这些的基本由出版社自己把握。如果史实有重大错误或不准确，会作为编校质量问题追究责任。大的原则是保证国家的安定、安全。”
不懂得自己历史的民族就没有长大
任恒俊认为史学的另一个“杀手”是应试教育。
“很长一段时间，在应试教育体系中，历史是‘副科’，学历史就是要死记硬背。甚至有的中学历史老师干脆只告诉学生记下从哪一行的第几个字到哪一行的第几个字，下面划上红杠杠。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可是拿着范文澜编写的《历史通史》讲故事啊！”任恒俊对此深恶痛绝。
一位意大利学者说过：“不懂得自己历史的民族就没有长大。”一个缺乏历史感的民族是不可想像的。
任恒俊认为，有些官员和开发商为了眼前的经济发展，不惜毁坏文物，就是缺乏历史感的例证。“历史是连续的、有继承关系的，不尊重历史会带来很多问题。没有历史知识，就没有健全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质。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还那么注重历史教育，到处都是博物馆，而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了解中国的过去，不关心民族的命运。”
“人们常说，某人某事会被历史记录下来。历史的责任类似于宗教，有价值塑造和文化传承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历史的作用不容置疑，但历史学家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态度也值得关注。
“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秉笔直书，把真实的历史说出来，可能你看到的是错的，但是至少自己要真实，不要有意去曲解或迎合。”张鸣说。
易中天也告诉记者，10年前他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人文学科的研究目的是什么？他的结论是：“人类的幸福，就是使每个人越来越像个人”。因此他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写下来传播出去。
虽然历史书已变成畅销书，一些学者也因此获益，但张鸣教授仍忧虑“历史还是被越来越边缘化的学科，因为不实用，申请不到项目资金，一流的人才都去经济和法学领域了，严重的人才缺乏使史学危机仍然存在。”
（摘自《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2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相关评论
读史热：
一波古代史的“现代化”浪潮？
主持人：龚丹韵
嘉宾：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持人：“史学”曾被人比作“屎坑”：研究人员改行、专业录取分数“低人一等”、史书乏人问津，中华文化、民族记忆该如何传承下去急煞了不少人。而现在史学类读物却备受青睐，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转变？
顾晓鸣: 历史本来就非常精彩有趣，只是我们原来的史学观念和表达方法有些刻板教条，倒了读者的胃口。现在找到了一种比较合乎大众口味的形式，加上近几年，影视等通俗文化产品呈天文数字般增长，而观众的眼光越来越高，对胡编乱造渐渐生厌。这时出现了一档好看的节目、一批会讲故事的人，使人们忽然发现，再怎么虚构想象，还是不如曾经活生生存在过的历史生动和隽永。
就拿风靡亚洲的三国来说，其吸引人之处，不仅在于情节的跌宕、精彩，还在于人物的一言一行、处世哲学所流露出来的中国智慧，那是一种对人性的洞察、对世界的认知，是渺小的个人被卷入如此特殊的历史际遇下，所做出的身不由己而又主动大气的反抗、挣扎和智谋，串连起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悲喜剧，令人回味无穷。而在读者和听众被历史感动的同时，他们的感悟和兴趣反过来激发了历史叙述和写作的变化，我称之为“互灵”。一批“学院史学家”兼任“大众史学家”成为世界性的现象。
主持人：历史故事本身固然精彩，但目前市场偏爱的并非历史原典，而是对原典的重新阐释。易中天因此被说成“不严肃对待历史”。可这样“加工”后的现代解读，确实契合大众心理。您认为古代史能添加“现代味”吗？
顾晓鸣：面对大众，历史无需装深沉、摆架子。仅仅死记硬背的灌输并不能触摸到历史的灵魂，恰恰在品味情境、咀嚼故事中，才能让人有所悟、有所得。只要有学理依据，“趣说”“妙说”都是不错的传播手段。毕竟好看、有共鸣，才会有人乐意去读、去品。
而且“古史今说”的模式也非今日才有，鲁迅的《故事新编》、莎士比亚的戏剧都属此类，中华民族的“说书”艺术、野史“小说”更是源远流长。司马迁的《
史记》多处采用生动的文学笔调，刻画细节、想象场景，却依然位居正统“二十五史”之首，是“文”与“史”结合得极好的典范。因此，不必把重新阐释视为洪水猛兽。历史剧也好、学者的个人见解也罢，如果能认真对待大众的阅读和鉴赏，把严肃历史讲得雅俗共赏，意味盎然，一定还会激发各种观众的兴趣，追问历史原貌、求诸历史原典，甚至反溯到史论、考古等领域，对推动史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更进一步说，历史的情节虽然丰富，但其内在却重复着相类似的“母题”：“三国”的纵横捭阖，勾勒出人与人微妙的关系、国与国竞争的艺术；莎士比亚的经久不衰就在于演绎着人性的普遍真理。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去体验、思考的永恒主题。所以，一代代人不可避免地会被历史的母题所触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拿历史来关照当代生活，诞生各种“现代版”。史学理论家说，哪怕古代历史，在后人叙述时，都是叙述时的“同代史”。反过来，只有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再叙述，历史内含的永恒母题才能得到彰显。
主持人：关于历史对当代人的意义，诞生了不少名人名言。比如西方哲人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我们的祖先说要“以史为鉴”。畅销历史读物的作者阎崇年这样写道：历史是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也可以欣赏。您觉得现代人读史究竟是读其中的什么？
顾晓鸣：希拉里给自己的书取名为LIVING HISTORY，直译为活出历史，历史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这是世界史学界的新认识。归根到底，历史是永远不可能伪造的人类经历过的悲欢离合，这种无形的体验通过书写被固化，重新演绎传播，再度让后人去感知。所以读史的过程，不只是寻找前车之鉴、不只是旁观一场精彩的闹剧，更是用心灵融入前人的悲喜、品味他人的人生，是与国家、与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再体验。而后人不断重新感受、理解、研究前人的体验，也就在不断传承着民族记忆、维系着民族文化。
传播历史不能放任自流，需要相关部门、行业、媒体的分析引导，防止盲目跟风、千人一面，甚至速制没有见解的胡说，把平常变成平乏、平庸，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同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对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应知史懂史；光知道柴米油盐，只是一个人，但不像一个中国人。越想体现出中国的人文特色、文化身份，就越需要从早期、中期的历史中不断挖掘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眼下有那么好的机遇、市场和软环境，我特别希望各位走红的学者们能珍惜、能自重，不断学习，不断品出点水平来。
（摘自6月22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