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五年进一步设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且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聘任学部委员。
这是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来，向中央提出的建议。这次访苏，中宣部科学卫生处也跟着去了一名工作人员，就是早我一年分配来的同学何祚庥。那时强调学习苏联，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也是以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度为模本，但是又有许多不同于苏联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以及临时性的东西。比如，不是选举，而是请国内比较著名的科学家推荐或向他们征求意见，由郭沫若院长聘任；不称院士，而称学部委员；人数比较多一些，学科范围比较广一些，有些学部委员学术成就现在可能还不够高，但现实中那个学科很需要发展，也聘任了一些。这几点，当时就明白地说出来了。同时，这个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旧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继承。这中间的继承性，没有明白地说出来。当时强调的是新旧政权新旧时代的本质变化。但是在本质变化中也有历史传承。中国科学院建立的主要基础，就是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上的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基本上都被聘为学部委员，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多数也被聘为学部委员。这就是事实上的继承性。
一个继承性，一个变化性。变化性，最显著地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增加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只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那就是郭沫若，他是以考古学成就入选的。（还有一位马寅初，以经济学家身份入选，当时他已转到亲共的立场。）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剿共内战打得正凶的政治环境下，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央研究院能够选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位亲共学者）为院士，这一点应该说表明了推选者们的气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里，当然要增加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但是，哪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可以和应该聘任为学部委员呢？
近来读了一些网上和报上讲那次学部委员聘任情况的文章，从中得到两个重要的资料线索。一个是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张稼夫的回忆录，一个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的日记。
张稼夫的回忆录中关于建立学部委员制度的事，是这样说的：
“这一工作搞起来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杨尚昆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今天下午三时，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为：科学院的工作检查报告、学部委员名单……
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
这两段史料，特别是杨尚昆日记这段史料，非常重要。
聘任学部委员的事，具体操办的，是中国科学院；上面拍板的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来指导此事的，是中央当时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中宣部。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六十一人中，在中宣部任职的共有五人：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五位分别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或处长。
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者这五人官大，要管科学，就让他们当学部委员呢？
中宣部的部长是陆定一，陆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项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但陆定一并没有当学部委员。
中宣部里这五位，是因为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方面有造诣，有贡献。对此，不仅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中当时有较大的共识，就是在原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后来才新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们中间当时也有较大的共识。陈伯达写过《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中国四大家族》、《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胡乔木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绳写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周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于光远当时是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启蒙学习高潮中的翘楚。
那么，陆定一是不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平心而论，应该说是。他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反对“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说法，强调政治性比起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如果颠倒了这个关系，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我以为，这篇论文，应该视为中国唯物论新闻学的莫基之作。他一九四七年发表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我以为也算得上是那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扛鼎之作，美国大使特地把这篇文章选送美国国务院，后来收在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这样的人，能认为是没有学问的人吗？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学问，他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学者。他这位有学问的高官都不当学部委员，别的行政性质的或者学问没有那么大的高官，就都无从提起无从争起了。
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是中宣部长陆定一执行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还是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映了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观点，或者是个双向的相互影响的过程，现在无从考证了。但是，无论如何，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称道的事。
社会科学方面建立院士制度的问题，至今还是悬案。有些同志主张社会科学方面不要评院士。这固然省了不少麻烦，但却带来一个大问题，即似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处在非常时期，没有进入正规化。既然南京时代建立的中央研究院评选院士，已有自然科学方面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方面，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也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方面，为什么到了现在，社会科学方面反而不能建立院士制度呢？据我所知，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国科学院还没有拿定主意是不是建立院士制度的时候，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力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要设立院士，并曾致信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方毅和李昌，表示：“希望学部会议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院士制度是世界通行几百年的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用学部委员代替。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如科学院否决了，社会科学院即不便单独推行，这实是国家一级的问题，务恳考虑。”后来，中央又曾决定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建立院士制度的问题，当时社科院曾积极研究，还曾向我（时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征求意见。我在原则上是赞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院士制度的。但社会科学方面选院士，的确麻烦很多。说白了，就是许多党政领导是否选为院士。我当时的建议是：第一，社会科学方面应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一样，推选院士。第二，绕开难点，开始的时候，先把党政领导人排除在候选人之外，仅从社会科学院系统和高等学校系统从事科学的专业人士中遴选，不是党政领导人中没有人够资格担任院士，而是以后条件成熟再考虑这两大系统之外的人士。第三，就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来的学部委员为选举人。
我这个建议，就是从一九五五年建立学部委员制度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不当学部委员的范例，得到启发而形成的。
近来，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备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人民日报》上发表消息，说是建立“院士”制度，虽然打了引号，读者多半还是当它就是院士制度。时此，我有两项建议：第一，依照陆定一的先例，党政高官先不做院士候选人；第二，不能只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可以考虑先在全国的社会科学院系统和高等学校系统两个系统内进行推选。如果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推选，那么，各高等学校呢，各地的社会科学院呢？只让一家搞，恐怕不行，难以服众；各家搞各家，则一定一塌糊涂，必将使院士的学术威望大贬值、谋取院士的学术不端行为大泛滥！
（摘自7月10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