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报纸要想办得好，必须依靠一支坚强的作者队伍。一张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宣传内容、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必须依靠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的支持，相互协作：学者给报纸提供“食粮”，报纸为学者提供“阵地”，密切合作，彼此关切，才能办出特色，赢得读者。
《光明日报》创刊以后，先后办过三十几种专刊和副刊。通过专刊组织联系各学科的专家和青年学者，组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作者队伍。其中有不少学术界知名人士一直热情地支持专刊编辑工作。例如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陈垣，翦伯赞、吴晗；作家、诗人、艺术家茅盾、老舍、巴金、叶圣陶、华君武、梅兰芳，程砚秋、俞平伯、沈从文、李可染；各学科专家谈家桢、沈尹默、潘菽、冯友兰以及老一代革命家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等都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文章。报社学术部、文教部的编辑记者，经常同他们联系，约请他们撰写文章，听取他们对报纸编辑工作、学术讨论的意见。
当时支持这些专刊最力的当推史学大师和杰出诗人郭沫若。他的许多学术文章和大量诗词都是首先交给《光明日报》发表的。他为《史学》、《文学遗产》以及副刊《东风》都撰写过许多文章，还为《文学遗产》题写了刊头，《史学》专刊经常得到他的关注。有人计算了一下，从1950年3月到1965年8月，他在这个报纸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有30多篇，刊登在《东风》的诗文当以百计。
《光明日报》创刊不久，1950年3月21日就发表了郭沫若所写的《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他所读的这篇文章是曾参加河南殷墟发掘工作的郭宝钧写的，文中谈到发掘中发现大量活人殉葬的事实，郭沫若认为这是殷代奴隶社会的绝好证据。同时提到奴隶社会的下限问题：“在我的理解中，殷周都是奴隶社会，而奴隶社会的告终应该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此后开始了一场由殷商社会性质的研究演变为中国古代史分期间题的学术讨论。7月5日，郭沫若又发表了《申述——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文中说：“我自己很想把春秋和战国之交作为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水岭。”
连续掀起学术讨论的热浪
1957年至1967年，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郭沫若曾连续在这张报纸上掀起文史方面的学术讨论。
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发表郭沫若写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肯定《胡笳十八拍》的真正作者就是蔡文姬，并说它“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叙事诗”。他很动情地说：“那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我是坚决相信那一定是蔡文姬作的，没有那种切身经历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文字宋。”文章同时否定先前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等认为是伪作的说法，结果引起一场关于蔡文姬《胡笳十八拍》著作权的讨论。刘大杰、高亨等不少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郭沫若接连写了“六谈”加以驳辩，均在《文学遗产》发表。8月，这个问题在《文学遗产》专刊上的讨论方才告一段落。
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替曹操翻案的问题，并且在文章中主张应对曹操在历史上的贡献作出高度评价。他的意见得到翦伯赞、吴晗等诸位史学家的支持，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报社编委会决定，为了打破自反右运动以后学术界出现的“万马齐喑”局面，选择曹操评价问题作突破口，活跃学术界的讨论气氛，作为推动百家争鸣的尝试。
郭沫若的意见得到史学界多数人士的赞同，纷纷撰文参加讨论，毛泽东也注意到了，曾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这个案要翻!”有一天，在北戴河，他充满感情地说：
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辰。这些难道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在为曹操翻案的讨论结束后，郭沫若又在《光明日报》发表数篇文章，为唐代女皇武则天翻案。
在郭沫若看来，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统治者，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她便不能取得胜利，她的政权是不能巩固的”。由此出发，肯定武则天“执政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不仅海内富庶，治绩和文化也都达到相当的高度”，从而评价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发展了，并为唐玄宗的所谓‘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12月，郭沫若就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的著作《论(再生缘)》(《再生缘》是清代女子陈端生所写的一部弹词小说)，在《光明日报》上接连发表多篇文章，主要围绕陈端生的事迹进行考辩。——从1961年5月4日至10月22日发表6篇，被人称作“一轮密集型的研究‘排炮”(1962年1月2日郭沫若还在《羊城晚报》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篇文章《读了<绘声阁续稿>和<雕菰楼集>》)。
郭沫若所写的6篇文章中，主要围绕陈端生的事迹进行了考辩，基本上赞同陈寅恪的一些见解，也有不同看法，最大的不同之点是对陈端生的思想分析。
因为《再生缘》中宣扬元朝皇帝“征讨朝鲜”的战争，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曾经叫人向我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郭沫若后未再就此续写文章，在报纸上停止了这场讨论。本来，郭沫若已将他核校的《再生缘》前17卷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拟出版陈寅恪《论<再生缘)》，并请郭沫若写序，但都未能实现。
1965年6月10日，郭老所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谈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即在《光明日报》上展开了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这是郭老生前与人打的最后一场笔墨官司。
当时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对郭老的意见提出疑议。7月14日，他把文稿寄给章士钊，章士钊于7月16日写信给毛泽东，将此文同作者高二适给他的信一起附送，希望此文能够发表。7月18日，毛泽东将高文转给郭沫若时在信中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同日又复信给章士钊说：“争论是应该有的”，准备劝说郭老等“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郭老读过高二适的文章，将它送交《光明日报》，于1965年7月23日发表。8月2日，他又写了《<驳议>的商讨》一文同高二适讨论。从此开始一场争论。
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对于这场“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郭沫若的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著名书法家启功、赵万里、徐森玉，考古学者商承祚等都撰文参加讨论，也得到林枫、陈叔通以及名作家老舍、美学家宗白华等的关注。
这场讨论延续六七个月，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
章赞成郭沫若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也有一些文章持论相反，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兰亭序》真伪的争论，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次讨论比较热烈、活泼，参与讨论者都能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
《满江红》得到毛泽东唱和
作为当代杰出的诗人，郭沫若所写的大部分诗词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东风》发表的诗词中，影响最大的是1963年1月1日发表的《满江红》词。这首词发表后即得到毛泽东的唱和。
当时《光明日报》的综合性副刊《东风》，每逢重大节日，根据读者的希望，循例邀约读者喜爱的知名作家撰稿，以示庆祝。1962年岁尾，郭沫若应允为1963年元旦出版的《东风》写一首词。
1962年除夕夜晚，《东风》编辑从郭沫若处取回用毛笔楷书工工整整书写的《满江红》词稿。原稿格式独特，不似通常词作的排列形式，而是在大红格内似沿中轴线两边对称的排列。字体写得潇洒，形式也美。作者要求用后要将原稿退还给他。编辑部对郭沫若非常尊重，取回这篇词稿，就按照他精心设计的形式抄录一份，编者亲自拿到排字房看着工人排好，打好清样，对照原稿仔细核校，确认没有差错方才罢休。1月1日，《东风》按照郭老设计的形式，不用标点，题目用作者手迹，在显著位置刊出：
满江红
沧海横流 方显出 英雄本色
人六亿 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
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 一唱遍襄中 东方白
太阳出 冰山滴
真金在 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 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
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 革命辰红旗 乾坤赤
其时，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侧畔的汪庄。这首词在《东风》发表后，郭沫若将手稿寄呈毛泽东审定，康生也于1月3日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这首词后，深为词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激情感染，豪情受到激发，诗兴为之萌动，遂立即动手写成一首气势恢弘的和词：
满江红·和郭沫若
小小襄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十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1月9日，就在这首和词写就的当天，毛泽东乘兴挥毫，即先书赠给正在杭州养病的周恩来一帖，并题上“书赠恩宋同志”，又附笔告诉周恩来“郭词见一月一日《光明日报》”。同日还寄一帖给在北京的郭沫若。和词当时虽未发表，曾在北京一些同志间传抄传诵，后经反复推敲、多次修改后，才于1905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这首《满江红》的唱和，再次显示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尊重和他们的浓厚友情。
(摘自《纵横》203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