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无法控制国家，又无法控制军队，他不颁发或者实施任何法令，不可以征收赋税，在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大会中也没有任何投票权。
——弗里德里克·鲍尔
5月22日，温家宝对第七次访华的科菲·安南说：在当前形势下，有效发挥联合国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安南对此当然完全赞同。是次亚洲五国之行，除了在伊核、朝核问题上提出建议以及督促日本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之外，安南还对自己接班人应该来自亚洲做了肯定的表示——谢幕已经迫在眼前，这些带有告别意味的努力被抹上一层伤感的色彩。
“他的角色和君主立宪制的角色相似——他没有真正的权力，而是鼓励、劝告和警告。”基兰·普伦德加斯特，安南最重要的政治顾问如此描述联合国首脑的作用。他必须在所有成员国中恪守绝对的中立，“公正”是他唯一的，也是最高的道德武器。除此之外，他还必须有无瑕的人品记录，在无法动用任何强力这一约束条件下，以此来保障他有限的政治影响力。
对，他以世界和平为第一个任务，同时还必须关注贫困、艾滋病和环境保护。他是世界的良心，然而只不过是软弱的影子。他必须像上帝那样不为一切成员国预设前提，却绝对没有任何上帝的全能。2002年，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在欢迎安南的时候恭维他说：“这是世界总统”。安南当即激动地表示拒绝。早在亲身经历美国把加利轰下台时，他就很清楚这一角色的艰难内涵。
如果说在索马里的失败冷却了冷战后联合国刚刚萌生出来的热情，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就是刻在联合国额头上的深重耻辱。美国人总是不停抱怨，联合国太慢了，太软弱了。自1960年代的独立运动以来，美国人已经在古巴禁运或中东问题上，一再遭受“表决挫败”。它不能容忍联大“一国一票”原则对自己主导地位的侵蚀，就好像不能容忍哈马斯在民主原则下让布什政府难堪的崛起一样。
另一条道路已经被实践过：美国或者美国主导的北约绕过联合国直接打击了科索沃和伊拉克。这似乎让人们的争论中心又回到了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争议上面。但是，前提就是错误的：美国真的能完全以正义作为出发点吗?即便能，他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吗?后一个问题已经由事实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关于前一个问题，无须重述的常识是：美国是既有秩序的参与者，是利益的分享者，而不是超越者。在联合国的决议违背美国利益的时候，那位曾经是美国在联合国的二号人物的查尔斯·利希滕施泰因说：“如果您扬起风帆驶向落日，我们将会非常愉快地站在河岸边向您挥手告别。”联合国无可奈何。仅仅是13到15亿的拖欠会费，已经成为秘书长深重的精神负担，更不要说没有美国人的实质支持，联合国根本无法闹腾出什么像样的动静了。
当美国在伊拉克既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政治秩序之时，联合国的重要性重新凸现出来。在2003年5月22日，空袭开始的大约两个月之后，安理会通过的1483号决议，确认了占领国的正当性。这种生米煮成熟饭式的事后追认，给了程序原教旨主义者一个深刻的嘲讽。在丛林里，强者总是有话语优先权的。
其实早在2003年秋天，安南就针对美国发过飙：“《宪章》第51条规定，所有国家在遇到攻击时有权采取自卫。但到目前为止，它被理解为，超出了这一条并决定使用武力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制止危害国际和平的那些国家，对此需要联合国的惟一合法的授权。”他再鲜明不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大规模武器的危险性也并不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的有效理由。布什的逻辑“表明那些原则已经受到了原则性的挑战，尽管这些原则也可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在过去58年里维系世界和平的基础就在于这些原则。”
如果极端分子真的不宣而战，用这些大规模武器发动对世界的袭击，先发制人或许不无道理。但迄今为止，事实不是这样。现代人类的有限性就在于，他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巫婆或神汉。他只能依据事实而不是可能来折服人心。这是人类自身的永久的困境，原则总是带着缺陷的，即便这些缺陷可能潜藏着致命的危险，却依旧不得不依靠它们为生存秩序奠基。
2001年12月，安南前往奥斯陆接受由联合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共同分享的诺贝尔和平奖。那是他事业的顶峰。但到2004年，“石油换食品”计划的舞弊行为曝光，安南必须承受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一直到2005年2月的“临时报告”否认联合国里的系统化的腐败行为，才稍稍缓了一口气。美国不情愿地表示了有限度的支持。新的秘书长争夺战早已展开，对这剩余不多的日子，安南说：“我还有许多任务要完成，我将继续我的工作。”可是，他还能做什么呢?
(5月31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为该报评论员)
延伸阅读 安南的无奈和各国的两难
5月初，安南就亚洲之旅答记者问的新闻刚刚在网上刊登，英国一个叫MikeSurrel的人就在博客上毫不留情地指出安南此行毫无意义。
在他看来，东北亚安全问题的源起非一朝一夕，中日韩关系不是安南敲打一下日本就可以解决的。文章一发，便迅速被转载至BBC网站上。
很多人的想法与Mike一致，不论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美国人。美国人正忙着和伊朗打交道。亚洲各媒体则预测，安南是冲着联合国改革和下届接班人而来的，但是因为他即将离任，因而标志性意义并不很大。
安南本人似乎也故意把行程放得很悠闲。在中国为期5天的访问中，他和妻子游黄山、观鸟巢，全然没有世界CEO的感觉。然而安南并非普通意义上无所作为的人。
1998年刚上任，他便亲自赴巴格达和利比亚，并带回了和平；他提倡跨国企业也要担负起对世界的责任，因而发起“全球契约”；他反省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弊端，公布“卜拉希米报告”；他受到过联合国大会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和长时间的鼓掌。
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认为，“安南是历届联合国秘书长中活动空间最大的一个。”
然而他还是被认为是无力的。这种无力恰恰反映着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两难境地。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也有着共同利益。
作为秘书长，安南有责任并且也有空间俯视这个世界，呼吁各个国家重视世界共同的价值，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斗得两败俱伤。
然而，对于各个国家而言，联合国所倡导的理想却是高高悬挂不着边际。在这样一个类似霍布斯自然状态的世界中，每个国家彼此都是狼与狼的关系。没有国家能足够信任别国，有勇气和魄力暂时从“全球的角度”考虑，放弃狭隘的国家利益。
即使到了现在这种同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关头，各国仍然争吵不休，无法达成共识。这些都常常使安南及联合国的努力功亏一箦，以至于他这次在东京大学演讲时感叹：国际社会在向下一步走的时候，看起来就像得了梦游症。
安南访亚时仍时刻关注的美伊关系，恰好为这种两难境地做了注脚。一名五角大楼的顾问说：“底线是伊朗不能成为核武器拥有国。问题是伊朗人认识到，要保护自己不受美国所制，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核武器国家。”
面对这种两难，安南每次给出的讲话虽然看起来都“老一套”，但却总是审慎地选择说的时间和地点，因而显得意味深长。
这次亚洲之行，同样是在大学做演讲，他在首尔谈“世界公民”，强调韩国人对世界发展的参与；在东京大学谈“理性，负责的思考”，强调日本人的历史责任感；而在北大，他谈“保证全球化成为一个好的推动力”，显然并已经将中国定位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当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都会遭遇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之间的矛盾。是否有优秀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能够斡旋于这种矛盾之间，并且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正是安南所关注的。
再过几个月，安南可以不再用上帝式的悲悯来看这个矛盾重重的世界。然而，处在旋涡中的各个国家却还看不到结束的尽头。(徐涛)
(5月29日-6月4日《财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