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这样一位狷介而又不入流的斗士，真正地感受到了形单影只的凄凉，担忧华夏文明能否传承下去，儒学文化会在年轻一辈中后继无人。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各种新思想如潮涌动，各色新派人物也纷纷登场，整个校园充满活力，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也会常常出现这样一幅不和谐的图景：一位老者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枣红长袍与天青褂，斑斑油腻浸染其上，脑后拖着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此人便是民国文人、一代怪杰辜鸿铭。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其异行怪言常常出人意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归 宗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1856年7月19日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其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先祖约于清康熙初年移居台湾鹿港，后又于乾隆初年以劳工移民马来西亚。其曾祖父辜礼欢深得英殖民者的喜爱，并被推举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一一甲必丹(Captain)。他膝下有八男三女，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辜国栋、辜安平、辜龙池等。辜龙池即是辜鸿铭的祖父，其子辜紫云即辜鸿铭的父亲，供职于牛汝莪橡胶园，勤劳刻苦，忠厚诚实，深得英国牧师布朗的信任，被委任为橡胶园的负责人。辜鸿铭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二等公民”的“贵族”之家。其母是西洋人。所以，他也自然烙下西洋母亲的印记，长得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他自小便聪明伶俐，很得布朗夫妇欢心，并收其为养子。
约在1867年，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将牛汝莪橡胶园委托给辜紫云代管，并征得辜紫云的同意，把辜鸿铭带到苏格兰读书。那年，辜鸿铭也只有十多岁。在中国留学史上，其出洋留学时间之早、年纪之小，能与之比肩者，恐怕寥寥无几。辜鸿铭最早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又进入爱丁堡文法学校。这所学校以教授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而知名。他精通多国语言，其最初的基础概源于此。
1878年，辜鸿铭结束留学生活，又返回槟榔屿。不久，便受命到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工作。他虽然能领到不菲的薪水，过着优哉游哉的舒适生活，可是心系中国，饱饫中国文化的雨露阳光，服务桑梓父老乡亲，才是他唯一的心愿。恰在此时，天假之缘，辜鸿铭与由印度回航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巧遇。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使辜鸿铭茅塞顿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青年时代即受西方影响，抛弃科举道路，致力于西学研究。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任过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通晓西洋的政治和学术，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谈了很多很广，然而其主旨不外乎中国文化。这次会晤，可以说影响了辜鸿铭的一生。
这之后，他便在广州、云南、厦门、上海和香港游历。1884年7月，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知府杨汝澍与辜鸿铭邂逅。此时，他正与一位德国入用德语交谈逻辑学，其间时而插入英语、拉丁语，而且，他的中文也讲得十分流利。杨汝澍十分惊奇，回去后立即通过广东巡抚赵凤昌，极力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举荐辜鸿铭。自此，他便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这一于就是二十余年。
奇 才
张之洞之所以礼聘辜鸿铭，所看重的正是其“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也”。辜鸿铭的语言天赋，在近代中国可谓无出其右者。孙中山说：“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可见，孙中山对其英文造诣的佩服之深。辜鸿铭还精通其他语种，诸如法、德、俄、日文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
1891年，俄罗斯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他们一行来到武汉。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带着几个僚属前来迎接。辜鸿铭随同担任翻译。相见之后，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谈，而辜鸿铭则流利准确地予以翻译。随后，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俄皇太子、希腊王子一行。席间，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语，与希腊王子窃窃私语，对菜肴的卫生表示质疑。他们刚刚说完，只见辜鸿铭转过身来，笑着用俄语对他们说：“这些菜肴既新鲜又卫生，还望你们放心地尽兴尽量。”
听罢，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讶之色。宴罢，张之洞掏出鼻烟壶嗅吸，希腊王子不知何物，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没想到，辜鸿铭立即翻译给张之洞听，并把鼻烟壶取来，递给希腊王子，又用希腊语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两位异邦“九千岁”当场片刻之间，听着一个东方人同时流利地操几国语言，顿时惊异得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辜鸿铭通晓多国语言，却从来不以为然，而最看重的还是汉语。他说，世界上最为伟大的语言有三种，一是汉语，一是希伯来语，一是古希腊语。当有洋人苦于汉语难学，出现畏难情绪时，他便好言相劝：“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不易学到的。”而当有洋人批评汉字繁难落后，为野蛮符号时，他便勃然变色，予以驳斥：“汉语乃心灵的语言，不像西方的语言那样，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儿童最易学会就是证明。你非难汉语，正是因为你所受的西方教育，忽视心灵开发的后遗症。说了你不要不高兴，以你这样愚顽不化的脑壳，要想学好汉语，那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
醇 儒
醇儒这一雅称，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王所赠，辜鸿铭当之无愧。辜鸿铭服膺儒学，甘愿做儒家文明的信徒，对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情有独钟，如痴如醉。戊戌变法发生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由北京快快南下，来到武昌，慕名前来会晤辜鸿铭。在谈到儒学时，伊藤带有情绪化地问道：“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似乎孔孟之道已经不适于当今时代。这种说法，辜鸿铭岂能接受?他立即侃侃而谈：“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在他看来，儒学乃万世不易的法则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怎容妄自置喙。
还有一次，辜鸿铭的洋朋友宴客，宾客中只有他是中国人。大家都互相谦逊让座，最后还是推辜鸿铭居首座。酒畅淋漓之际，自然谈到中西文明的问题。辜鸿铭尊崇儒学已是闻名京城，于是，有人便有意挑起话题，以活跃宴席的气氛：“老辜，我们知道你是尊孔的，请你告诉我们，孔子之教到底有什么好处呀?”
辜鸿铭端起酒杯，慢慢地呷了一口，笑呵呵地说：“孔子之教不就在我们身边吗?刚才大家你推我让，不肯坐首席，那便是孔子之教啊。倘若都不谦让，像西人那样搞所谓竞争之法，你看看，那会又是怎样呢?那么，我们一定要等到优胜劣败决定后，方可入席举箸。那样的话，我们的这顿美餐，恐怕是很难吃到嘴!”这番形象而生动的孔教说法，直让洋朋友们听得哑然失笑，颔首称是。
辜鸿铭说，美国人博大、质朴，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深奥、质朴，但又不够博大；德国人深奥、博大，但缺乏质朴；而只有中国人具有深奥、博大和质朴的
秉性。所以，一个外国人哪怕他是个很有学养的汉学家，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真正的中国人”。他坚持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所建构起来的，“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为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可以用毛笔精确地书写，便可说明中国人的理智，毛笔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也很难运用。但是，一当学会毛笔，便会轻重如意，浓淡适宜，比钢笔所写出来的字更加美观动人。
辜鸿铭弘扬儒学的所有努力，使他在欧洲很有声望。辜鸿铭的著作多见于英美各国的图书馆，一个在祖国遭受讥讽和冷落的学者，却在欧美等物质发达的国家备受欢迎和推崇，确实是件令人很费思量的事情。德国人对他尤为青睐，认为象征东方文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个便是中国的辜鸿铭。在德国一些大学的哲学课上，辜鸿铭的著作被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有不懂辜鸿铭的，则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有的学校还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辜鸿铭在国外已化为一符号，所象征的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狷 介
辜鸿铭的青春岁月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曾饱经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使他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还是在张之洞幕府工作的第一天，辜鸿铭在一份致外国人的商务公文中，看到把中国货写成native goods(土货)时，顿时沉下脸来，将native改成Chinese。他说，native有蔑视的成分，非洲、美洲、澳洲的土著可以用native，我华夏文明古国所产货物怎能以gative相称呢?应当堂堂正正地标之为Chinesegoods(中国货)。同事中有人提醒说，native goods习用日久，乍一改写成Chinese goods，洋人难以接受。辜鸿铭不听则已，听了后更是恼羞成怒，瞪着眼睛斥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样要翻译成Chinese goods。”
1921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来华游历，因慕辜鸿铭大名，便派人送了张请柬，约其相会。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一直过了多少天，毛姆才弄清楚了，原来辜鸿铭在摆谱。于是，又派人送去一封信，说尽客气的话，要求前来拜访。这才满足了辜鸿铭的虚荣心，他才答应接见毛姆。毛姆来到辜家刚一落座，他便很不友好地说：“在你们看来，中国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来。”毛姆知道他在为“请柬”而生气，接下来的谈话更是不中听，什么“英国人不适宜研究哲学”，欧美实用主义哲学是实用主义者“最后的逃避所”，以及欧美欺压中国、歧视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明等等。辜鸿铭说起来滔滔不绝，毫不顾及礼貌，好像他所面对的不是外国友人，而是蹂躏华夏文明的罪魁祸首。而更绝的是，毛姆离开时，他竟主动起身润笔挥毫，以诗相赠，其中的一节是：
令人羡慕的年华转瞬不在，
你已然失去了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和你青春全部诱人的神采。
唉，我不爱你，
即便你爱上我，我也无心再爱。
回到英国，这首诗翻译过来后，毛姆才恍然大悟，辜鸿铭哪里是在赠友人诗，分明是在戏谑自己，因为那是一首狎妓诗。看着这首莫名其妙的诗，毛姆耸了耸肩，摊开双手，无奈地说：“无疑的，这是毫无理由的，当我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我吃了一惊。”
如果说辜鸿铭的排外心理曾鼓噪他戏耍洋人包括洋名人，那么，他对那些自己所认为的输入异端邪说的中国人，就不仅仅是戏耍所能解恨的了。一次，辜鸿铭在宴会上与素昧平生的严复、林纾等相会，觥筹交错之间，便又发奇论：“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严复、林纾二人。”严复眯缝着眼，笑着不搭理。林纾便相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愿足下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吧。”辜鸿铭疾言厉色道：“严复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不知礼教为何物。不杀此二人，天下将不会太平。”
面对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这样一位狷介而又不入流的斗士，真正地感受到了形单影只的凄凉，担忧华夏文明能否传承下去，儒学文化会在年轻一辈中后继无人。他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为的正是警示青年人不要崇洋媚外、厚今薄古。
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穷 途
五四运动爆发后，辜鸿铭公开跳出来激烈反对，甚至在日本人办的《北华报》上发表文章，诅咒学生运动。他违背了自己所一贯鼓吹的春秋大义，将中国的事情拿到“夷人”报纸上说三道四。有学生把这些报纸拿到课堂，当面向他质询：“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后很欣赏，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到底是何道理?”这下，学生们可击中了他的要害，只见他铁青着脸，将眼珠瞪得大大的，用手不停地敲打着讲台，哆哆嗦嗦，闪烁其词：“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新文化运动如狂飙兴起，秋风扫残云般地席卷传统文化。面对风起云涌的新思潮，他终究是孤独无助而又渺小可怜的。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24年10月，辜鸿铭应日本汉学家的邀请，正式到东京讲学。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既爱国而又对日本情有独钟者，算来唯有辜鸿铭。他深知自己已被新时代永远遗弃，恢复东方文化的希望在中国已经破灭，而日本则是自己所有希望之所在。他说：
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蹀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
辜鸿铭在日本很受礼遇，很多地方请他去作讲座，大东文化学院还聘请他为临时教授，讲授文化比较和语言学等课程。大东文化协会还聘请他为比较研究部部员。辜鸿铭认为日本之成为东亚强国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的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坚持了儒家的精神。辜鸿铭尤为看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所包括的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韧等封建道德，被他称之为中夏精神。“中夏的精神在被夷狄侵犯以后，离开了中土。但中国文化的道德却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正是这一点。”
辜鸿铭把日本当作复兴东方文化的一块绿洲，谁要是哪怕丝毫的浸染，他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回击。一次，辜鸿铭在东京上野公园散步，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手牵手与自己擦身而过时，猛地用日语叫道：“日本危险!”他讨厌所有西方的时尚，把当时剪短发的摩登女郎叫“短毛贼”，并且说：“现在的摩登女郎，日本报纸也有译作‘毛断’，我认为这译名，可以望文生义，译得异常恰当。因为现在的摩登女郎都流行着剪发，剪发就是毛断，毛断便成摩登。太平天国的兵民，人家都称他做长毛贼，现在的摩登女郎为什么不可以称她为短毛贼呢?”
1927年，中日关系日渐恶化。况且，辜鸿铭的听众也日渐稀少，这块“绿洲”也嫌他聒噪而使他成为多余。晚秋的一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悄然而孤零零地回到故国。次年4月30日，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辜鸿铭的床上还放着儒家典籍的讲稿，可见他对东方文化的爱之深、忧之切。当时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发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报道：
辜氏所患原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他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摘自《书屋》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