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胡锦涛特别强调，加紧建设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小学四年级的外孙女拿着自己的英语试题来“考”外公时，当院士的外公答不出“标准”答案。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超导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培亨告诉记者，在院士大会期间，不少院士感叹孩子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考试机器”。他们呼吁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否则难以承担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历史责任。
吴培亨在自己的研究生身上看到了“应试教育”的后果：学生们普遍不爱学习——“身经百战”的他们，把上大学当作一个“大解放”的机会。一些国际同行写信来说，“中国学生在念基础课和考试阶段的表现都很好，但到了做研究的时候，实际能力往往低于我们的期望值。”
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两院院士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加紧建设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并从“完善培养体系、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吴培亨院士表示，这一观点“讲到了自己的心坎上”。
人才是第一资源
作为中科院主管人才工作的常务副院长,中科院院士白春礼深感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现状与中央的要求差距不小。他告诉记者,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数量达2174万人,其中研发人员总数达120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科技队伍的年龄结构趋向合理,45岁以下人员已占70%。科技人员的就业方式、分布状态和利益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企业研发人员大幅增长,占全国研发人员总量的比重已超过60%,高等学校研发人员稳步增加,进入科技中介机构的科技人员已达120万人。
但中国的科技人员实力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白春礼认为，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人才的相对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明显偏低。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指标》，我国每百万人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相当于日本的9.3%、美国的11.2%、法国的17.1%、德国的16%、英国的17.1%——因此，我国科技队伍质量有待提升。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结构性矛盾也甚为突出，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偏低，存在着某些领域某些学科人才严重短缺和人才大量浪费并存的现象。
二是科技后备人才队伍规模发展较快，但教育结构与培养质量有待进一步优化与加强。
三是缺乏一批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白春礼说,在我们的院士队伍里,不乏优秀的科技将才和帅才,但从整体上看,我国这类人才还不够多。
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过程中，专门设立了一个研究科技人才的专家组。该专家组的研究表明，“我国尚缺乏世界级的科学家”，如中国科学家在国际性权威科学奖中一直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当前全球人才竞争尤其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竞争日益激烈，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纷纷制定科技人力资源的国家战略，通过法律、科技政策和经济杠杆等多种手段，稳定本国人才并吸引和利用外国的科技人力资源。
美、英、德、日、加拿大和韩国等国家,利用移民政策和法规,在争夺外国科技人力资源“不为所有但为所用”方面各显神通。主要措施一是修改移民法,鼓励专业人才优先移民甚至不受限制;二是增加专业人才的签证名额,延长居留期;三是通过设立多种奖学金,为外国留学生提供进入其大学深造的机会,鼓励并吸收他们加入有创造性的劳动。印度将“大力促进大学及其他学术、科学和工程机构的科学研究,吸收最有才干的年轻人从事科技职业”作为科技政策的目标。白春礼认为,中国加紧培养自己本土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同时也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吸引国际一流科技人才方面有新举措。
最苦恼和最迫切的改革
45岁的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告诉记者，自己曾经三四次申请“科技部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未果，其中“非学术性因素”令他“感受极深”。
郭雷说自己和许多科技人员“最苦恼的事情”——莫过于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不得不放在跑项目、评审、检查等方面。越是优秀的科技人才，在这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越多。“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人才浪费了。”
记者近年来对科技界的跟踪采访中，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苦恼了。综观各国的科技人才战略和政策措施，许多专家深感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不是孤立的，它与各国的体制环境、运行机制、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建设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的五个举措，提出要“保证科技人才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科技创新活动”。
总书记的话引起了院士们共鸣。白春礼指出，如何为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与氛围，这是当前和今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杨乐表示，转型期的社会变化，同时造成了急盼取得成果的浮躁情绪，导致急功近利、不遵循科研和教育自身的规律。而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或是应用研究，共同点就是需要创新，需要长时间的勤奋工作。
现在社会上流行依据论文的篇数对科研工作进行考核,但真正科学研究的水平并不是通过论文篇数来体现的。国际上评价一个研究工作者或一个数学家的水平,往往从三个方面来评价:第一,是否创建了新的理论;第二,是否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著名难题;第三是化腐朽为神奇,即对大家习以为常的问题又提出新的观点,使得这一问题又兴起新的发展要求。
杨乐认为，要形成既鼓励创新，也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对于有很好的基础，长期致力于一个重大课题研究的人，应该给予充分的鼓励和理解。而对重大难题的研究，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对失败应保持宽容。
重点培养“中青年领军人物”
从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年龄分布的统计分析显示，获奖者创造高峰期在25～45岁之间。国际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腾飞，首先必须拥有一批平均年龄不超过50岁的杰出科学家队伍。
接受采访的两院院士表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首先要抓紧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领军人物。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表达了对两院院士的期待:“殷切希望大家承担起培养和提携人才特别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的重任,建设好学术梯队,为年轻人奋勇创新提供舞台,为年轻人加快成才铺路搭桥。”
吴培亨院士表示，1979年他到英国进修，临行前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专门找他谈话，言简意赅提了几点要求，“看看别人，比比自己，搞好我们的现代化。”近30年来，这几句话成为他勉励自己、勉励学生的座右铭。他深感开放式的环境对科技人才成长至关重要。
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创新型科技人才特别是领军人物，关起门来是培养不出来的；在世界科技水平总体领先于我国的形势下，不采用开放式培养，难以尽快培养造就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
接受采访的院士介绍道，中科院从1998年开始，与美国科学院联合发起了以培养21世纪科技界拔尖人才为宗旨的中美前沿科学系列研讨会，由两国科学院分别在本国遴选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参加。在已召开的9届研讨会中，我国有近400名优秀青年科学家与会，他们就国际科技前沿的重大问题与国外优秀科学家进行交流和对话。正是在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当中，年轻科技人才逐渐具备了宽广的世界眼光。
在注重国际交流的同时，根据中央精神营造更好的国内学术交流氛围同样重要。中科院党委副书记方新，几年前在中科院科技政策所任所长时，曾经专门就“我国青年科技将帅人才”进行过深入研究。她认为，科学院与高校和其他科研单位一样，将帅人才感到最大的困难在于学术交流不够。国内同行间的学术交流，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质量，即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锋。
回顾中科院在知识创新工程中带出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创新队伍，深有体会的白春礼告诉记者，能否培育一批科技拔尖人才，带动一支高水平的科技创新队伍，确实关系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成败。对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青年科技人员，中科院有针对性地进行扶持和培养。对于在创新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人才，通过破格使用、支持其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和新建研究单元等，给予重点支持；对于具有较好发展潜质的青年科技人员，则通过提供更多的竞争机会、必要的前期支持和出国衔接培养等，为其尽快成长创造条件。
以如何更好地培养3.2万名中科院系统的研究生为例，白春礼表示，在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的推进过程中，中科院将加大力度采取一系列新举措，对优秀的博士后、硕士研究生给予实际支持。比如，给优秀博士生20万元、40万人的启动经费，支持他们进行自己喜欢的探索，迄今已有100位优秀生得到了这笔经费的支持。
白春礼说，中科院贯彻中央有关创新型科技人才建设的部署，可概括为三句话:“在政治上关心科技拔尖人才”，“在工作上支持科技拔尖人才”，“在生活上关爱科技拔尖人才”。
（《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2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延伸阅读
院士热议院士制度
我国的院士队伍是非常优秀的群体，不能因为极个别的不良现象就质疑整个院士制度
6月5日～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院士制度建设”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并引起社会不小关注。
院士制度逐步完善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对“院士信誉”乃至院士制度议论纷纷。特别是极少数院士的言行不检点、院士遴选过程中个别人的贿选行为等损害了院士形象，致使社会对院士制度产生质疑。
接受采访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明确表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各项制度都处在改革完善的过程中，院士制度也不例外。“1994年中国工程院的建立，就是中国院士制度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杜祥琬是我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说，在国际上，院士制度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不过几十年。“可以说，中国院士制度的确立是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产物，是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是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应以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认识我国的院士制度”。据介绍，中国工程院成立12年来，各项制度都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如改进院士增选办法、进行战略性咨询、开展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等。”
杜祥琬认为,任何一项制度的确立都不是一蹴而就、十全十美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他介绍说,过去四年,工程院对院士增选制度进行了重大改进。2003年在第二轮院士增选工作中,部分学部试行院士候选人到会作自我介绍,取得良好效果,在2005年增选工作中已在所有学部中实行。在2003年和2005年，进一步修订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评审、选举程序规定》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投诉信处理办法》等文件。2005年又在总结历次增选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为了提高对候选人进行评审的质量,促进院士队伍的学科结构更合理,制定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学部专业划分标准(试行)》。
经过不断完善改进，工程院院士增选的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趋于成熟，院士队伍的学科结构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在增选评审中，坚持按章程规定的统一标准，严把“入口关”，宁缺勿滥，以保证院士队伍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这两个增选年中实际增选的新院士分别为58名和50名，同时相应减少了各类渠道院士候选人提名的数量。目前工程院共有院士701名，其中资深院士99名，另有32名外籍院士。
中国科学院在认真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召开院士座谈会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新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中候选人涉密材料的管理和评审工作暂行办法》,以保证增选质量和增选工作更加公平、公正、客观严密。为了促进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加强与国际上有关科学院的联系和交流,今年4月中旬,中国科学院还组织召开了学部工作国际研讨会,英、美、法、俄、瑞典、印度等国科学院和国际科学组织都派代表参加会议,并就各自科学院的功能定位、院士(会员)选举、社会作用的发挥等内容进行交流。
用路甬祥院长的话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制度经过多年实践和不断改革,正逐步向科学规范、公平公正、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向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增选工作规则,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充分认同。”
个别现象影响整体声誉
近年来，在院士队伍内部，关于提高院士增选质量、改进院士增选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
对此,一位资深院士表示,改革和完善院士制度势在必行,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项制度本身的改进，还牵涉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等等。
“其实，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教授、著名创伤外科专家王正国院士告诉记者。他曾到英法等多个国家考察交流，了解到不少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评选都是不公开的。而我国的院士评选制度是相当完善和严格的。这使得这位首届工程院院士感到非常自豪。
王正国说,我国的院士队伍是非常优秀的群体,不能因为极个别的不良现象就质疑整个院士制度。目前社会上出现的“院士崇拜”现象以及其他的一些非议,不能完全归咎于院士制度本身,而应分析其深层的社会原因。
他认为，“院士崇拜”现象，一方面说明社会各界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已成共识；另一方面，一些媒体过多地渲染、不切实际的夸大其词，以及某些单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也加剧了这一现象。“院士”是最高的学术荣誉，因此，这一荣誉的获得者往往会受到社会的各种礼遇，这也使得一些人心向往之，急于求成，一些虚假、不实的东西就出来了，抄袭造假等等都是这种浮躁心态的表现。
长期从事建筑教学、研究及建筑设计创作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关肇邺教授也表示，按我国人口比例算，院士的人数还不到百万分之一。因此，社会上对院士的追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院士自身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切不可因此而追名逐利，随波逐流。”
他认为，对于真正搞研究、搞学问的人而言，会拒绝大部分的社会活动。因为“院士在本学科都有一定的学术成就，他是以学科研究的进步为乐趣的，而不会心甘情愿地花时间去宣传包装自己或者去当摆设”。
关肇邺告诉记者,“院士队伍建设”并不是一个新议题,而是院士们长期广泛讨论的话题。在中国工程院朱光亚、宋健、徐匡迪三任院长任期内,每次院士大会,每到选举年,他们都曾做过深入的、语重心长的动员报告,核心的问题就是强调要保证院士队伍的质量,掌握好选举标准,慎重对待每一位候选人。而院士的遴选也是非常严格的。“当然,院士也是普通的人,也会有欠缺,但绝不能因为极个别的现象就否定整体,甚至否定这一制度。”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说，我国有许多选拔制度，比如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博士考试等等，都是选拔人才的制度。相比较而言，院士制度的选拔可能是最严格的，评审期长达1年，许多人往往是经过两三次才最终被选上。客观地讲，院士队伍的学术水平和人品、人格等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属正常现象。但不能因为个别现象就否定甚至抛弃这个制度。
浮躁风气的侵蚀作用
“国家正处在转型期，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容易导致某些人心里的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浮躁。这种浮躁带有社会性，在学术界也有投射，学风不正、科研造假等等不良现象都是这种社会浮躁的表现。”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分析道。
中科院院士、近代物理所所长詹文龙认为，科技浮躁与评价机制不无关系。他说，目前在基础领域，原始性创新或真正静下来做研究不太容易，乃至一些自由探索、风险大的研究不太敢去做。如果评价机制科学有效，相信中国科学技术会更加健康发展。
刘经南强调,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院士的自律极为必要。他告诉记者,自己做事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为“应该”做事,为“兴趣”做事。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淡泊名利、为国家需求和社会发展服务等当属“应该”之列;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而不去为个人或部门利益做事才会作出成就。所以,他虽然身为一校之长,政务繁多,仍然带博士,仍然没有脱离一线教学,仍在从事他所热爱的卫星定位导航应用系统的研究。
刘经南认为，院士一定要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在加强自律、以身作则的同时，也要担负起社会责任，自觉抵制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为学术界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作出努力。
接受采访的院士们认为，目前社会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一些学校、地方把当选院士的多少当作评价考核指标，有的候选人单位甚至出现了“设计”院士培养路线的现象，为此不惜“上下努力”，托关系、走后门甚至贿赂；一些地方、单位通过各种渠道请院士出席鉴定会、评审会或吉庆仪式等活动，这些对院士的“杀伤力”极大，致使社会对院士多有微辞。但在很多情况下并非院士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无奈”，院士处在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
对此,王正国认为,社会应淡化“院士”头衔,更多地关注院士们的学术成就、对社会的贡献。“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科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院士身份才有学术声望,而是因为他们为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
院士们呼吁，在院士增选中要更重贡献、重水平、重学风，严防虚假宣传和包装，不应该过于看重有奖项的级别和获奖成果的排名顺序；对个别候选人弄虚作假、夸大其词的行为，应采取“一票否决”。
杜祥琬认为，全社会对院士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严格，对院士队伍中出现的任何不足都特别敏感。“我们只有更高地要求自己，加强自律，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仅要在科技工作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做好学术带头人，而且在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方面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抵制各种不端行为，并带动全国科技界建设良好的学术生态，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和氛围，造就和凝聚一批德才兼备、爱国敬业的优秀科技人才，这是院士群体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孙英兰)
（《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2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开掘中国第一资源
在日前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加紧建设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这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创新思维。当务之急是，清醒地认识我们开掘“第一资源”的紧迫性，并为开掘“第一资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变人口负担为人口财富，把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万科技人才，专门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技人员也达到上百万之多。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可替代，有目共睹。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有些领域的科技人才队伍质量有待提高。我们还缺乏尖端人才，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大师。
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即使与50年前、30年前相比，我们在培养造就顶尖人才方面也存在不小差距。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周培源、竺可桢、茅以升、邓稼先……以及此后的周光召、宋健、朱光亚、陈景润、袁隆平、王选……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不仅为中国科技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而且也赢得了世界科技界的尊重。与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物质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但为什么人们并没有明显感觉到“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局面呢？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源于强烈的创造意识和创造激情，富于追根究底的求索精神。在全部科学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创新突破，无不源于对固有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正是因为有了哥白尼对托勒密宇宙体系的背叛，有了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物理理论的怀疑，有了爱因斯坦对牛顿经典力学的超越，才有了科学苍穹中永远闪烁的点点繁星。然而，在我们现实的科学评价与成果的同行评议中，科学家的个人年龄和学术权威往往更能左右人们的认识。客观上的循规蹈矩，无疑会带来墨守成规，带来科学创新精神的丧失。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的滋养和导引。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经济繁荣的时代，都会有重大的人文创新导引。文艺复兴为意大利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意大利最早成为科学中心。17～18世纪，科学中心从意大利转向英国，从文化根源上说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那里有培根、莎士比亚等人推波助澜的人文主义思潮，为牛顿等科学家们进行自由的科学探索提供了优越环境。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法国大革命破坏了路易十四以来的专政制度，使科学中心转移到法国。由此可见，文化在科学中心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100多年来，科学在我国基本上还停留在作为利民强国工具的认识层面。由于我们对国际先进科学的学习往往着眼于最终的理论形态，而时常忽视科学的历史，即科学理论获得过程的研究，以至于科学越来越呈现为抽象的、枯燥的、没有人情味的数字和公式。于是，科学少了情感因素。我国的自然科学体系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需要接受人文社会科学的滋养。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越来越依托于健全的创新平台。在平庸与杰出之间，最大的鸿沟并不在于个人禀赋，而在于机会。在我国科技史上，几十年前的“两弹一星”工程造就了一代科学巨人，今天的载人航天工程也同样成就了新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的千秋功业。实践证明，为各类富有潜质的科技人才奠定健全的创新平台，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要远比提供各种优裕的物质待遇更有意义。比如，我国航空、汽车等产业领域目前缺乏优秀顶尖人才，这不仅仅只是基础薄弱的原因，更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长期引进外国技术、生产线和产品的结果，大批富有优秀潜质的人才要么碌碌无为，要么为他人做嫁衣裳。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确立了自主创新的战略，明确了未来15年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重点，这将为广大科技人员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我们确信，一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必将由此涌现出来。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还来自于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应当承认，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们在整体上的确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向他人学习。但学习从来就不是机械地模仿跟进，而是力图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有志于后来居上。然而，目前我们的一些学者还缺乏进行开创性研究工作的勇气和胆识，有些人不但不敢提出超越，甚至对创新一词都讳莫如深。我们不能总习惯于简单地用发达国家作参照，不能总习惯于做发达国家研究人员已经或正在进行的工作，不能总习惯于让发达国家的学者、媒体和官员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裁决。如果一切唯本本是从，唯他人是从，那就与科学的真谛背道而驰，就不可能走到科学的彼岸。
“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贤才”。在科学技术主导的21世纪，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只要我们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求作为基准，遵循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大力倡导和弘扬崇尚创新、鼓励创新的精神，大力提倡敢于创新、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提高各类人才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就能造就一支浩浩荡荡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就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第一资源支撑。（柯兴）
（《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