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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
       1959年，共和国进入第十个年头。同一年前相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火爆势头有所减弱。
       3月24日，彭德怀根据中央的通知，赴上海参加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住在瑞金二路5号院。恰好陈云也住在这里，两位老战友在一起亲切交谈，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西藏的形势十分紧张，彭德怀在住处召开会议，听取总参作战部汇报西藏部队的战备情况，总参谋长黄克诚传达了中央研究的西藏部队平叛作战方针。彭德怀满脑子都是关于西藏的军情，所以，他没有打算在研究全国经济问题的上海会议上发言。
       4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会上说明降低1959年钢产量的计划指标问题。翌日，毛泽东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长篇讲话。他首先讲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当机立断”、“与人通气”、“波浪式前进”等工作方法问题，接着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疾言厉色，点名批评彭德怀。
       “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毛泽东的语气十分严厉，他犀利的目光扫到彭德怀的身上。
       “一个人没有人恨，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了你好，我没有偏心。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重点是游击战争。洛川会议决定了的，游击战争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但是这个东西，相当多的同志不赞成，以百团大战为高峰。我看那是闹独立性，自以为是。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了，也是为了挽救你。”
       许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惊诧不已，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人们侧耳凝神，收气屏息，会场里安静得没有一丝声响。
       坐在台下的彭德怀如突遭雷击，顿时全身寒透，他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认真听取毛泽东猛如飓风的斥责。
       毛泽东一连讲了三个多小时，又批评了刘伯承等高级干部，吃午饭的时间到了，他宣布散会。
       彭德怀哪里吃得下饭，他去找杨尚昆，满腹委屈地问：“我不理解，毛主席有事情没事情都敲打这么一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杨尚昆无言以对，只能用好话宽慰彭总：“上午主席的讲话中，夸海瑞有勇气，敢于批评皇帝，还说，把明史《海瑞传》送给你看了，主席还是信任你的。”
       彭德怀默然，转身告辞。当晚，他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长时间地低头踱步，锁眉沉思。
       办公室主任王焰进屋请示明天如何回京，彭德怀似乎没有听见，他怔怔地望着王焰，半晌突然说了一句感情深沉的话：“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
       王焰一时弄不清彭老总心里所思所想，一心都在工作上的老总从来没有跟自己的部下谈过家庭问题呀，现在怎么想起前妻来了？刘坤模同志一直深爱着彭总，彭总是有什么心里话要对她述说吗？
       不了解首长此时的内心活动，王焰没有敢答话，犹豫一下就退了出来，过后他揣摩着，那天晚上，彭总的心情显然是痛苦不堪，百感交集，难以名状的，可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吐一个字。
       后世的史学家认为，上海会议已经为三个月后的庐山会议埋下了伏笔，可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没有引起彭德怀足够的重视而谨言慎行、及早避祸呢？他真的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去读明史《海瑞传》，而且准备学习海瑞吗？
       率团出访东欧
       自4月24日至6月12日，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东欧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代表团成员中有王树声大将、肖华上将、杨得志上将、张宗逊上将、陈伯钧上将等我军著名将领。
       这次出访的背景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过去不久，一些东欧国家政局依然动荡，和苏联的关系十分紧张，他们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有怨气，有的地方出现群众性的反苏示威游行。苏联方面想显示一下中苏两国仍是“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同时希望中国能出面做做东欧国家的工作；东欧国家也希望中国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帮助稳定一下民心。
       代表团临行之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彭德怀交代的任务就是要去做团结的工作，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要团结还是得有一个“头”，这个“头”还得是苏联……毛泽东亲口对中央领导们说，做这个工作的最好人选就是彭老总。
       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彭德怀在世界上享有当之无愧的盛名。代表团在东欧国家访问时，每到一地，当地人民就倾城而出，夹道欢迎，争睹彭德怀的风采，他们呼喊着：“英雄，中国！英雄！彭德怀！”
       彭德怀一次又一次地对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说：“不要喊我英雄，受欢迎的不应该是我，应该是那些在战场上献出生命和鲜血的我的同志们，应该是这些同志的母亲、妻子和他们的亲人。”
       在向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如实介绍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之后，彭德怀说：“绝不是我们要打这场战争，更不是我们做好了准备去打的。我们才站起来，才几万吨钢，气还没喘过来呢！是迫不得已啊，我们才打了这场我们本来打不起、不愿打的战争的！我们是用人头去抵挡人家的武器优势的。可是万千人头给我们换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还有一屁股的债！苏联人给了我们一些武器，大多是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准备化铁的。可是算的价钱并不低，趁机捞了我们一把，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我们忍痛了，没有说话，为的是这个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团结……”
       彭德怀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与愤怒说:“不平等就没有团结，不公平就没有合作！手伸得很长的人是可怕的，谈何团结？”
       彭德怀的真挚坦率，使东欧国家对中国更信任、更理解了，从而增进了团结和友谊。
       回到宾馆,有的将军劝彭总，是不是多从正面谈？不要涉及苏联的是非，不然会火上加油。
       彭德怀不以为然：“早晚也得说，我们不能叫兄弟国家感到中国人是傻帽，日后又奇怪我们怎么突然变了调！”
       这是彭德怀的一贯态度，他早就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不满。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彭德怀强烈反对，他怒斥道：“赫鲁晓夫的屁股也太大了，屙屎也不看个地方！”
       彭德怀预感到中苏分歧有不可避免的扩大趋势，他多次指示国防部办公厅外事处处长朱开印大校：“不要什么都给人家看，什么都给人家说，老公老婆还有翻脸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多长个脑子！”
       越是讨厌赫鲁晓夫，却偏偏碰到赫鲁晓夫。代表团到达阿尔巴尼亚后，赫鲁晓夫也率团来到地拉那访问。阿尔巴尼亚召开大会欢迎赫鲁晓夫，邀请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参加，彭德怀婉言谢绝，阿国防部长巴卢库来请了几次，彭德怀就是不答应。最后，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霍查出面劝说，彭德怀没有辙了，为了不使主人为难，彭德怀率部分团员参加了大会。然而，毕竟心里别扭，坐在主席台上的彭德怀没有等大会开完就退席了。
       回到住处，大家问他怎么回来了？彭德怀大声说：“我看不惯赫鲁晓夫，张牙舞爪的！”
       随后在游击队宫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主人把彭德怀安排在主宾席，与赫鲁晓夫同席。外交场合总要应酬一下，当赫鲁晓夫主动向彭德怀敬酒、表示欢迎中国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的时候，彭德怀举了举杯，淡淡地咕哝了句“要去要去”，说完就和谢胡、巴卢库坐到一起，谈个没完，没有再理睬赫鲁晓夫。
       事后，翻译小声问：“彭总，您怎么不和人家寒暄几句？”
       彭德怀没好气：“我才不听他吹大牛！”
       
       军事代表团出访之前，正是国内大灾大难开始露头之时，各地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人民吃不饱肚子已是普遍的现象。当时，彭德怀和其他将军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框框，既然东欧国家群众闹事，政局动荡，一定是他们的经济工作出了问题，那里的人民生活很苦从而对政府不满意吧。
       然而，一出国门，实地看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非常优裕，比咱们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强多了。
       这种巨大的反差给代表团每个成员很大的心理冲击，更引起彭德怀的深思。每到一地，彭总都不忘去看看农村，大概是怕人家弄虚作假，也跟中国人那样搞浮夸风，所以他常常突然要求人家中途停车，去参观不是接待计划中预定的地方，他大步走在前面，直接迈进农户家门，询问主人家里的人口、耕地、收入等情况，“洋农民”夫妇惊讶地陪着这个中国的不速之客和他的同事们，因为这个怪老头子偏要亲眼看一看粮仓，有没有粮食；还要求打开衣柜，看看有什么衣服。
       彭德怀看到有的农舍都是一座座漂亮的别墅豪宅，整个村庄就像个大花园。农民开着自己的小车或摩托下地干活，不仅丰衣足食，每年的节假日还要携妻带子到风景区旅游，他情不自禁，大声赞叹：“可以了，很可以了！”激动的时候，他对大家说:“共产主义在哪里呢？就在这里！”
       日子过得这么滋润，怎么还要闹事呢？代表团很快就了解到，因为和更发达的西欧国家比，东欧国家已经算落后了。西方国家的煽动，东欧党在政策上的失误以及历史上人们对俄国人的反感情绪，搞得人民和政府间的矛盾错综复杂。
       在国外也处处认真调查研究、一丝不苟的彭德怀，常常低头思索，长吁短叹。他的大脑里交替出现中国农村和东欧农村那有天壤之别的两幅图画。他怎么能不想起中国庄稼霉烂的原野和那烟火漫天的炼钢小土群？他怎么能不想起放过“高产卫星”后的农村那老弱妇幼伸出的干瘦手臂？他怎么能不想起乌石故乡的人民对他那信赖和求助的目光？
       代表团里终日忙碌、跑前跑后的成员要属朱开印大校了，他见彭总紧锁愁眉，心情越来越沉重，便问候道：“老总啊，您是不是生病了？”
       彭德怀说：“是啊，我病了，病得不轻呢！朱开印，我得了大病，叫‘恐惧病’。我担心中国老百姓打我们扁担啊！”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主席亲自陪同中国代表团考察东、西柏林分界线，他对彭德怀说，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的“优越”。最近，他们提出一个指标，要把每个西德人年均肉食消费量提高到80公斤，这对东德政府是个不小的挑战，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说到这里，乌布利希把话题一转：“最近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从报纸上知道,贵国在粮食和肉类的生产上取得特大丰收，有大量节余。亲爱的元帅同志，您能否向贵国政府转达我们的意见，就是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在肉食品供应上也接近西德的这个水平？”
       彭德怀硬着头皮听翻译复述乌布利希的要求，在一旁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汗颜。沉默了好久，彭德怀才缓慢而严肃地回答道：“主席同志，因为我不分管国民经济工作，所以对这方面的事情不太了解。但据我前不久在我国的一些地方的调查，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我们的粮食和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这是实话，绝没有拒绝帮助你们的意思。回去后我将向我们的中央反映您的要求，也希望您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乌布利希的要求给了彭德怀不小的精神刺激，那天一回到宾馆，彭德怀一边脱衣服，一边着急地喊来朱开印：“老朱，我问你，你一年吃多少肉？”
       朱开印愣了一下说：“我也没有算过呀！”
       “有没有80公斤？”
       “天呀，80公斤？要撑死我呀？”
       彭德怀摇头苦笑，复又长叹道：“我们的老百姓要是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80公斤的肉，不知要作何感想哦！”
       王树声大将在旁边插话说：“唉，我们吹得太过分了！今天听乌布利希对我们的赞扬，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有一位将军跟着发表一番宏论：“我们中国人生活虽然艰苦，但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冲天的革命干劲。这说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无比的威力。”
       彭德怀把手里的军服往沙发上一丢，接过话茬:“是呀，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好啊，他们苦惯了，穷惯了！”他停顿了片刻，抑制不住心中的忿懑，提高了声音：“什么政治思想工作好？应该想想了，我们的工作哪些方面不好，对不对得起中国的老百姓？”
       大家都安静下来，听彭总说下去。
       “现在这种竞争，不仅仅是东德和西德，东欧和西欧，而是东方和西方。人家吃80公斤的肉，你吃20公斤，吃10年、8年还可以，久了，你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也填不满他的肚子，拴不住他的心！何况，我们3个月不知肉味的老百姓还多得很哩！”
       说完这一席话，彭德怀走到窗户前，久久眺望着东柏林市区，夕阳把天边洁白柔软的层云染成玫瑰红，也给凭窗沉思的老兵身上披上一层淡淡的光晕。
       此刻，身在异国的彭德怀，思绪万千，他在比较，他在思索，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然而，他万万想不到这次出访竟会给他带来毁灭的命运，他和乌布利希的谈话，也被人诬陷为“从外国取来的经”。
       转瞬间，夕阳坠入云海中，光晕消失，窗前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庐山云雾
       6月12日晨5时，彭德怀一行乘坐的火车抵达蒙古境内的最后一站——扎门乌德车站，稍事休息，向送行的蒙方官员道别，更换过车轮的火车直奔中国的二连站。
       一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彭德怀马上就在车上召集代表团所有成员开会，总结50天的出国访问，准备向中央汇报。彭德怀根据近两个月的耳闻目睹，讲了自己的体会，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最怕的是官僚主义作风，领导脱离群众，不晓得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丰富自己。
       回到北京，彭德怀顾不上休息，第二天，就到国防部上班，他先向总参谋长黄克诚介绍出访的情况和观感，然后听取黄克诚的汇报。使他大感意外的是，这两个月国内的经济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峻。当他听到甘肃省一些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的时候，再也坐不住了，背着手，在室内踱来踱去，他对黄克诚说：“去年10月，我去过甘肃省，省里的干部告诉我，全省人均粮食可达1500斤，现在刚过半年，怎么忽然一下子变成严重缺粮省呢？”
       黄克诚摇头叹息，这还用得着解释吗？
       当时正值西藏平叛的后期，军队的运输车辆也十分紧张，彭德怀还是指示黄克诚，陆海空三军要尽最大的努力，组织运输力量，帮助地方运粮。
       彭德怀一头扎到交件堆里，认真研究各地报上来的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材料，他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国内粮食、日用品供应的全面恶化和能源、建材、交通运输的空前紧张。
       6月28日一早，中央办公厅给彭德怀发来会议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政治局委员，他是要上山开会的。
       彭德怀怔怔地望着眼前的会议通知书,沉思良久，最后，他请来黄克诚。
       “我不想去庐山开会，”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我刚出访回来，有点疲劳，这倒不是主要理由。我想抓紧编写一本关于建军思想、建军路线的书，这是主要原因。我看，你上山开会吧，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国内情况比我熟悉，我替你留下来值班。”
       黄克诚没有吭气,沉默半晌，见彭总还在耐心等待他表态，这才沉稳地说：“中央是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么替你去呢？”
       彭德怀眨眨眼，没有话说。
       黄克诚想起春天的上海会议，他小声试探着问：“是不是在上海会议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
       彭德怀微微一笑：“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
       
       素来深谋远虑的黄克诚唯恐彭德怀不出席庐山会议会引起毛主席的进一步误解，他言辞恳切：“彭总啊，你想，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还是我留下来值班，你去开会的好。”
       彭德怀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他说：“好吧，我去开会，今天下午就要上车，我得准备一下。”
       工作人员都来到办公室，听彭总布置任务，王焰主任和郑文翰秘书留下来，继续为写书的事做准备；只有参谋王承光和景希珍跟老总上庐山。
       临行前，彭德怀给浦安修打电话，告诉她外出开会的事，同时嘱咐她照看好家里的两个女孩子：彭钢要升大学，左太北要升高三，都处在关键的时候。
       下午，彭德怀登上一辆开往武汉的专列，和他同车的还有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张闻天等中央领导。
       火车一开，彭德怀就躲在包厢里，埋头阅读中央文件、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50天与国内隔绝，他如饥似渴给自己补课。
       车进河南省，随行的中南海保健护士发现彭总食欲不好，两顿饭都是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默默回到包厢里，长时间凝视着车窗外边。
       保健护士不安地询问：“首长是不是生病了？”
       彭德怀摇摇头，他用手指了指窗外，语气沉重地说：“你看看他们……叫人怎么还能吃得下去！”
       原来专列停靠的站台外边，铁路栅栏把一大群男女老幼堵住，拥挤在一起的人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背着肮脏的铺盖，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他们一个个面有菜色，惶惶然朝专列这边张望。不用说，这是一群外出逃荒的饥民。
       保健护士不敢再多说什么，给彭总倒了一杯开水就退出包厢。
       车到武汉后，这些“大人物”换乘江轮，顺风顺水到了当年东吴大将周瑜操练水兵的九江市，早有汽车等在岸边，送他们上山。
       7月1日早晨，心情不佳的彭德怀第一次踏上庐山牯岭街，下了车，举目四望，只见从千山万壑间涌出雪浪般的云雾，飘飘洒洒，轻轻柔柔地从身边流淌而过，变化莫测的云海雾浪是万能的美容师，刹那间就把庐山的容颜调养成千姿百态，虚幻神秘。
       彭德怀呆呆地望了一会儿漫天飞舞的云雾，还是没有把苍润高逸、秀出东南的庐山看个明白，他低下头，默默地跟着工作人员走进河南路一栋西式别墅里，门牌是176号。
       从郁郁葱葱的林间升腾起来的水雾不断地膨胀，向别墅弥漫过来，很快就把176号掩映成白茫茫的一片。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庐山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初上庐山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彭德怀，读过苏轼这首诗了吗？他知道如今的庐山已经变成中国的政治名山了吗？
       （摘自《风雨彭门——彭德怀家风·家事》,滕叙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