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变成了话题国家。全球炙手可热的话题是关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一切，其时髦程度导致所有的西方传媒、学者、经济学家和品牌厂商如果不谈中国，就称不上新时代的“知道分子”。话题背后，我们看到的全球态度是“三分惊奇两分赞，还有五分想合赚”。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投资概念和股市概念。
全球的中国态度里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消费和尊敬，仿佛中国的文明史不是五千年而是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不能怪西方人误解我们，轻视中国文化资源的正是我们自己：一方面仗着沉睡中的文明及经典妄自尊大，一方面趋附西方所引领的文化潮流，这是大多数国人所选取的文化姿态。经济上，“中国制造”已经以量取胜了，这是两百年来前所未有的胜利；2004年的GDP在调整之后陡然增长了2.3万多亿，中国成为美、日、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现在是时候了——中国需要把五千年文明从箱底取出来，进行史上最大的一次改版和创新。
一切企业都可以是文化企业。当“中国制造”的产品真正运行着“中国文化制造”的软件，才意味着中国软实力真正匹配了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在此之前，当国外制造的产品及其文化观念侵入我们的客厅和卧室、垄断我们的听觉味觉视觉、左右我们的情感、主导我们的选择，甚至替我们培养下一代时，我们根本无力反击。
中国缺乏软实力的九大原因
——因为中国刚刚尝到了硬实力的甜头。
靠着世界工厂的生产线为世界代工，已经把“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往全球了，这种物美价廉好卖的局面容易滋生一种“此乃捷径”的满足感。即使有人看出这是一种低成本、低品牌、低文化含量、低附加值、高资源消耗的生产模式，也不容易下决心走创新之路。
——因为很多中国人太有互联网精神了。
很多中国人喜欢符合互联网精神的免费、共享的东西。对于盗版书和假名牌包皆如是，对产品的复制、专利偷窃和非法下载习以为常地宽容。直接代价就是：无法获利的企业也懒得花真金白银去造有文化含金量和专利权的产品了，而更愿意做一本万利的掠食者，把软实力烂在那里。
——因为中国人善于打割喉式的价格战。
把质量竞争力、设计竞争力、品牌竞争力、广告营销竞争力、服务竞争力和价格竞争力同时摆在中国企业面前，他们最愿意选择的通常是价格竞争力，而消费者也通常买账。在市场同质化竞争中，企业家们如同抱着炸弹睡觉，永怀生存的警觉与死亡的恐惧，为了活下来宁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不敢为十年二十年后的企业前途下别的注。
——因为教育在普及的同时也变得功利化。
教育加上“产业化”三个字以后，大学生的含金量立刻减少了许多。“有知识没文化”的毕业生是功利教育生产出来的教育产品，他们进入各行各业就如通过舞弊拿到驾照的新司机上路一样，后果是灾难性的。
——因为管理者们太在乎向别人取经了。
很少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到不同历史传统和不同文化基因的体内。大到体制和法律，中到城市规划，小到产品营销模式，都可能面临“南橘北枳”的命运；而积贫积弱既久，人就容易谦虚到自卑的地步，唯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成功企业和成功案例的经验是从。
——因为公众对文化的能量深表怀疑。
《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全球同步首发时的170元人民币高价也阻挡不了中国爱好者的购买热情，报考大学表演类和美术类的考生像报考公务员一样疯狂，但中国人还是对文化的能量深表怀疑。
——因为对五千年文明的传统完全没搞掂。
全球化真是一个好东西，它让人不分南北，不用带着一丝害羞或内疚，举着消费主义的旗帜追求商品运作和广告包装最成功的货色，兴趣的中心是八卦那些与明星和性有关的“不得不说的故事”。当一度以年轻的原创能量为炫耀的花儿乐队创下12首歌曲中有8首抄袭国外的奇迹时，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谈文化出口。
——因为看客心态、解构手法和无厘头精神成了流行。
迄今为止，互联网的文化革命意义被严重低估，看客心态、解构手法和无厘头精神成了流行，其锋所及不仅摧枯拉朽，一切微言大义的传统文化也被殃及。破坏者的小聪明比建设者的大智慧更受欢迎。打倒权威、挑战秩序的确很过瘾，但这种娱乐天分在最有用武之地的电影、电视、国产游戏和软件产业上却乏善可陈。
——因为我们并不真正具备全球化意识。
尽管加入了世贸，“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冷”仍然是中国人在个人思想开放时的主流心态，冷漠多于冷静。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传统是攀比世故，而非攀比天真和创意;中国人普遍相信垄断带来的利润、权钱带来的关系、公职带来的额外好处，而非相信白纸黑字的规则。
软实力从何而来？
软实力不是免费午餐，不是形象工程，而是让人带着情感、带着景仰、带着忠诚和信赖来消费的真金白银。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别文化的存在和国别政治一样，具有独立的“不可全球化”的意义。中国创建软实力的前提，先要从如何让中国人更乐于接受、消费、信服自己的传统和产品做起。尊重自己的传统，不是要花钱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味搞保护大兴土木，而是要活用起来，融入现代文化工业成品。消化五千年文明，与其拨公款建亏损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不如设立创意工业基金以培养本土创意人才去构筑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流行文化资源。支持文化产业的举措，与其通过行政手段捏合那么多的地区垄断性传媒集团，不如推出更利于民间投资和文化能量释放的政策。
中国的文化出口逆差还在持续，我们还需要进行一次文化长征。值得担心的不是中国失去机会，而是我们失去判断。
(摘自《新周刊》2006年第7期，小标题本刊编者有改动）
名词解析：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Joseph S.Nye（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和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最早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据其界定，软实力是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Attraction）来实现发展目标，而不是靠武力威胁、武力报复以及经济制裁。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政治行为准则和政策。一个国家的政策在别国眼里看起来合法合理，那么该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追随；一个国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制塑造世界秩序，它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眼里就更具有合法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和制度力量来规范世界秩序，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和经济制裁。
延伸阅读
中国软力量到底有多硬？
国学
孔子学院的文化期待
曾经身为牛童和仓库管理员的孔子也和塞万提斯与歌德一起,因为具备文化教育的象征意义而被选为形象代言人,试图用圣人声望向世界推展汉语及其背后广博的文化内涵。
今年2月24日,北京语言大学与日本北陆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北陆大学孔子学院是在日本落户的第三所孔子学院,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设立的第42所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的建立速度与世界范围内正在发力的汉语热同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曾经被称为“天书”的汉语：在美国，已有2500所中小学提出要开设中文课程；在印尼，教育部门计划到2007年，在全国8000多所中学逐步开设中文课程；在韩国，目前开设中文课程和专业的大学已有347所；德国人则将中文课程制定为中学会考科目。法国“促进机会平等”部长阿隆索认为，“5年以后，中文将成为职场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胡尧熙)
图书
引进10本，输出1本
引进版图书长驱直入，中国出版业缺的不只是想法，还有办法。
2005年7月16日中国与全球同步首发《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英文原版的火爆场面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在北京、上海都创下单日销售的最高纪录，售出的速度“就像发牌一样”。在开卷公布的2006年1月全国少儿畅销书排行榜上，哈利·波特系列的6部作品分别占据前三甲及第五、第七、第八的位置，而该系列过百万的销售量、过亿的销售码洋，也是本地图书所无法企及的。
而图书版权输入与输出所存在的严重逆差，更是出版业主事者的心中隐痛。曾策划过《北京娃娃》、《草样年华》，并成功卖出其海外版权的图书策划人沈浩波在谈到操作版权输出的体会时，就是一个字：难。最难的就是中国当代作家很难被西方主流市场认可，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文学才能弱；中国的新锐文化也与西方主流文化有差距。
在引进版权可以保证获取利润，而输出版权由于运作成本高、信息沟通不畅等因素导致风险巨大的对比之下，业界“只进不出”的现象也就日趋严重。作为应对措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实施了资助国外出版机构出版中国图书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外方出版关于中国的图书，由中方资助翻译费。有业界人士认为，这个计划的出台，确实能够鼓励激发国际出版商出版中国图书，但贸易逆差问题并不能因此而很快得到解决。(谭山山)
艺术
“中国牌”的逃逸与回归
那些致力于兜售作品的艺术家们，既没有为是否能表现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与民族特色而犹豫，也没有为是否满足了国际买家们对异国情调阅读快感的需求而踌躇。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威尼斯双年展盛情邀请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参展。1980年，中国送去了剪纸，1982年，换成了刺绣，1984年，以新锐闻名的威尼斯双年展收回了向中国伸出的橄榄枝。
在以刺绣参展后的第11年，即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栗宪庭率领王广义、方力钧和刘炜等艺术家以民间身份参展，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人眼中的刻板印象才得以改变。国际策展人史泽曼在1999年策划威尼斯双年展时,以占全部参展艺术家1/5的比例邀请了20多位中国艺术家,人数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意大利。西方艺术界惊呼:“中国被重新发现了。”这一年蔡国强更获得“威尼斯双年展大奖”。之后,方力钧以光头泼皮闻名的“玩世现实主义”开始为世界熟知,王广义的“文革”式政治招贴和徐冰的“新汉字”也迅速获得国际买家的好感,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在世界级画廊里明码标价。
而与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上逐渐站稳脚跟相反的是，这些被冠以前卫或者先锋的艺术品和艺术家，因对传统文化的背弃和对西方艺术的膜拜，在国内几乎遭到了口径一致的口诛笔伐。艺术理论界的声音展示了当代艺术的困境——纯粹模仿西方艺术的表达形式会沦为箭垛，而在先锋的艺术形式里偷打“中国牌”，又会被斥为“唐人街的地摊文化”(王南溟语)。(邱晨)
电影
功夫才是硬道理
在全球对抗好莱坞的大背景下，中式功夫片的偶尔突围，只是一场花拳绣腿式的局部胜利。
在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在美国取得票房前十名的亚洲电影中，排名第一的是2000年的《卧虎藏龙》，逼近1.281亿美元；第二是2004年的《英雄》，票房为5000万美元；第三是1996年的《红番区》，3240万美元，三部都是功夫电影。
在西方人眼中，“武侠”甚至都是一个陌生字眼，“功夫”才是硬道理。陈虎在拍摄《杀死比尔》时与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讨论过中国：“他所有的中国兴趣都来自功夫片，对它的了解甚至要超过我。”陈虎进一步解释说：“我以前在美国讲学，只要稍微触及深一点的东西，听讲的人就茫然了，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和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他们更喜欢功夫。西方人更喜欢简单、直接、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人的元素。”
“中国有很多电影在国际上获奖,但没能进入主流市场,这不是我们造成的，而是题材、表达方式没有国际化。”在好莱坞摸爬滚打多年的陈虎说，“因为国外观众看不懂一些其他题材的电影。对于他们来说,看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是寻找一个有兴趣的点,中国的很多电影都不能提供这个点,很快就会让老外泄气。” (胡斐)
音乐
比中国足球牛多了
世界音乐向中国输入了打口CD，输入了三大男高音，输入了摇滚；而中国音乐正在试图向世界输出新民乐、钢琴家和东方文化。
1990年，美国国际新音乐作曲家比赛委员会授予何训田的作品《天籁》为1988-1989年度唯一的“杰出音乐成就大奖”。这是中国流行音乐第一次为世界所认可。而由他创作、朱哲琴演绎的《阿姐鼓》则是国际唱片史上在全球发行的第一张中文唱片，这是中国音乐向世界输出的第一份产品。
自出版发行以来，《阿姐鼓》获得国际和国内20多个奖项。《纽约时报》评价道：“《阿姐鼓》使中国人实现了让其音乐走向世界的理想。”
与此同时，中国流行原创音乐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新民乐创作也开始寻求突破，其中最被人诟病却又最成功的莫过于女子十二乐坊。“乐坊这个奇迹在日本市场是从来没有过的，连喜多郎、坂本隆一都只能卖20万张，乐坊是200万张。”创造了这一奇迹的音乐策划人王晓京说。
可以说,中国音乐的输出正在通过两方面的努力尝试着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一边是中国正在向世界贡献诸如郎朗、李云迪这样的演奏大师,另一边是女子十二乐坊所代表的新民乐运动,用贴近市场的方式走向国际。
真正要向世界输出中国音乐,其道路还非常漫长,它更像是一部“西游记”的音乐剧,指挥大师余隆曾带领107名演奏家,走遍北美及欧洲7个国家22个城市,中国交响乐团首次大规模的环球巡演在2005年首度实现。
余隆认为，几十年以后，中国交响乐团是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乐团的。虽然还存在差距，余隆却说：“中国音乐比中国足球牛多了，应该让国人了解他们在国际上的成就。”(孙琳琳)
(摘自《新周刊》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