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2005年12月13日夜里12点，从一座没有护栏的桥上摔下深沟去的，这一天他一直骑着摩托车在山里出诊。
人们记得，一天里他只吃了一包方便面和两个酸菜包子；那一晚他本可以留宿在乡亲家，可他惦记着第二天要上报的全乡合作医疗表，谢绝了老乡的挽留，蹬车上路。
这是大山里最黑最冷的午夜，在距离卫生院仅仅还有不到2里路的桥上，他竟永远地去了……
噩耗传开，几千山里人痛断肝肠，一路哭喊着涌向桥头：“咱贯屯人咋就这么没福气，这么一个好医生没留住啊……”
寒风裹着凄厉的呼叫在山野间回荡，大山以它无言的怆痛铭记下一个年轻而高尚的生命。他——就是延安宝塔区贯屯乡卫生院年仅33岁的院长刘易。
①16张地图，两句承诺，一个电话号码，他让乡卫生院走进农民的心窝窝
走进大山，我们来到他的世界。
刘易是2003年12月16日上任贯屯乡卫生院院长的。3天前，当区卫生局长征求他意见时，贯屯在他脑子里还是一个遥远冷僻的地方，而这一年31岁的他已经是宝塔区姚店中心卫生院优秀的外科医生。
贯屯距离延安70多公里，是全区最远的一个乡，山大沟深，地偏人穷，被称为延安的“阿里”。乡里上世纪70年代就建了卫生院，可没个上心的人，除了卖点药以外，所有医疗防保业务都开展不起来，连最基本的打点滴也做不了。年复一年，卫生院只剩下个名，几孔窑洞破败不堪，院子里荒草长得没膝高。农民们只得小病忍着，大病扛着，而城里的大医院是要筹借很多钱才能去的。
“贯屯50阗多农民能去哪儿看病啊?”卫生局长的一句苦叹，让刘易最终铁了心。
行前，父亲问他：“娃啊，贯屯那么小，那么穷，你不觉得委屈吗?”他说：“贯屯虽小，娃也很小，我一定要在贯屯把白衣战士的形象树立起来!”
刘易上任了。当他终于置身于大山中，望着重重叠叠的山峰，想着山后面的一个个村子、一户户人家，真正体会到山里的农民看病有多难；当他第一次看到来买药的山里人抱着半个脸盆大的包，打开一层又一层，最后拿出的是一卷零毛零块的票票时，他深切懂得了生病对于农民有多么沉重。他对卫生院的职工说：“人要做事，事在人为。我们要送医上门，让卫生院走进农民的心窝窝!”他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下两个字——出诊。
山里冬天的风硬得像刀割，刘易带上两名职工一头钻进寒风中。他们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拜访，每一个村有多少户，每一户多少人，家在什么位置，户主叫什么名字……一一登记在册，晚上，他再根据白天的记录绘出图纸。就这样，他们跑完了贯屯乡15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访问了全乡的1038户人家。
一个月后，刘易在办公室挂出了一张他自己手绘的全乡各村各户的分布总图和15张每一个行政村的分图。在这些图里，他注明了每个村的具体位置以及每户人家在村里的居住位置，并按进村先后顺序编了序号，对家里有7岁以下儿童、60岁以上的老人、孕产妇、乡医和村干部的住户都做了特殊标记。从卫生院出发到哪个村、哪户人家怎么走、需要多长时间到达，看着这些图便一目了然。
之后，刘易又拎着灰桶，把卫生院的接诊电话号码刷到了全乡公路边上所有能写字的墙上，并挨家挨户发放了“医疗联系卡”。他向乡亲们承诺：贯屯乡卫生院8小时上班，24小时出诊，保证随叫随到。
卫生院里面也在发生变化，荒草除了，窑洞整了，新开了门诊室、治疗室、手术室、产房和两间病房，药品的价格全部下调。农民们惊奇了，几十年里从没见过卫生院有这动静。过去山里人有句老话：“医生门前过，请往家里坐一坐。”在他们眼里，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善最亲的人。眼下，这个新来的娃娃院长的承诺可都是真的?山里人重看不重听，他们将信将疑。那一天，贯屯乡最高的杜家山村有一位老人发病，村里人无奈之下试着给卫生院拨了电话，刘易放下电话就往村里赶，十几里的山路赶得人喘不过气。一位开三轮车的青年农民路过卫生院，得知刘易去了杜家山，吃了一惊。这个小伙子对新来的院长一直不抱希望，眼前，他感动了，轰大油门一路追去，谎说正想去杜家山办事，硬把刘易拽上了车。
只有四五十人的小村子，竟有30多口人迎候在村头，得知来人就是卫生院院长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簇拥着他就像簇拥着久别的亲人。刘易的眼睛湿了。他在山上呆了4个多小时，给那位老人看完病后，一直被众人包围着，这个问腰腿痛怎么办，那个问头晕眼花能不能治。下山时，乡亲们把他送出半山腰。又一天，宋家沟村的一位叫李富强的农民腿部受重伤，被人抬进卫生院。刘易仔细为他查伤治疗，得知他担心交不上药钱，便安慰他：“不要紧，没钱药费先欠着，我个人给你垫上一部分。”
李富强住院7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刘易一天三顿为他端饭端水，每天用便盆为他接尿倒尿，用肩膀架着他上厕所大便。这个断了骨头都没落一滴泪的山里汉子，面对刘易的温情，几次热泪长流。这两桩事口口相传，成了山里的头号新闻。上卫生院看病、打电话求诊的人一天天多起来，这一年贯屯乡卫生院接诊病人由原来的6叩多人次，上升到了2800多人次。卫生院就像春天里的一颗种子，在这片大山里农民的心中破土发芽……
②他买回了一辆价值5000元的摩托车，用铁皮做了—块写有“急救”二字的牌子挂在车前。从此，贯屯乡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救护车”
刘易到贯屯乡3个月后，一次进城开会回到家对妻子白海燕说：“海燕，跟你商量件事。我们卫生院太穷了，我想用咱家的钱买辆摩托车下乡出诊用。”
海燕害怕了：“人家都说‘骑摩托是骑老虎’，贯屯山高沟深，路不好走，万一出事怎么办?”
“海燕，你不知道贯屯的乡亲们有多可怜，他们小病拖，大病扛，有的村离卫生院30多里路，我骑自行车太慢，心里着急啊!”妻子同意了。她是姚店中心卫生院的一名妇科医生，从谈恋爱到成家一直与刘易在同一个单位，她了解在丈夫的心里没有什么比病人更重要。
刘易买回了一辆价值5000元的摩托车，用铁皮做了一块写有“急救”二字的牌子挂在车前。从此，贯屯乡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救护车”。
人们无法说清刘易骑着这辆摩托车究竟出过多少趟诊，跑过多少里路，他留下的是无数让山里人暖着心窝的记忆。在龙湾村，我们见到了70岁的老婆婆钟桂花，提起刘易，老人落泪了。2005年9月，老人上山摘苹果，不慎摔了一跤，致使半身不遂，下不了炕，也认不清人了。家人把电话打到卫生院，刘易骑着摩托赶来，检查后，决定用中草药为老人治疗。他开了方子，把药送来，亲手为老人熬了第一锅药，之后每吃完3天，他就来为老人做一次检查，把方子调整一次。每一次来时，他都会把自己的手放进老人的手里，让她长久地握着，观察老人的病情是不是好一些，当感觉老人握他的手越来越有力气了，他便像个孩子似的开心地笑。4个月后，老人的身体奇迹般地
康复，能下地走路，脑子也清楚了，还能做些轻微的家务活。她拉着刘易的手说：“娃娃，你的大恩大德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啊!”刘易慌了：“大娘，快别这样说，看到你站起来，看到你的笑脸，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老人回忆着，慢慢走到院子里，望着通向村头的路，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好娃娃，奸娃娃……”在这个村，我们还听到一件事。一天清晨，农民白安云刚刚一岁多的女娃娃突然发高烧，抱到卫生院时已经昏迷。刘易放下刚端起的饭碗，火速抢救，用冰块和酒精轮番为孩子降温，直忙到深夜。看到孩子的病情还未稳定，他便日夜守候在病床边，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孩子终于得救了。白安云的家人流着泪说“女娃这条命是刘院长给的。”在史家湾村，我们见到82岁的任凤鸣老汉。他盘腿坐在炕上，还没开口，眼圈红了。他老伴说，老汉一直肺气肿，厉害时喘不上气来。那年去卫生院，刘易给他看完病，又用摩托车把他送回家，告诉他，你年纪大了，以后不要往卫生院跑了，不舒服就打个电话来。从此，不论啥时辰，只要老汉一犯病，电话一打，刘易就到。挂点滴时，他总要守上一个多小时，直看到老汉没什么问题，才会离开。这位一辈子连贯屯乡都没有出去过一步的老汉抹着泪讲“刘易娃娃病治得好，钱也不多收，连咱一口饭都没吃过。好人哪，好人!”农民们说，刘易是半夜叫，半夜到；“鸡叫”叫，“鸡叫”到，他为百姓做下的善事多得就像夜里的星星。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冬夜，摩托车骑不成，刘易带着一名职工徒步在雪地里走了10多里，去刘胜沟村为一位妇女接生。一个冬天，一位老汉来卫生院看病，刘易要给他做检查，他怎么也不肯，说自己身上脏。刘易拉着他的手告诉他，只有检查了才能下药。他把老汉扶上床，仔细做了检查，开了药，一直把老人送出大门外。老汉一路掉泪，对人说：“这娃娃不嫌弃咱哪!”2005年初，政府的合作医疗政策下来后，为了让每一个农民都能享受到它，刘易利用晚上的时间，跑遍全乡每一个村子，向农民讲解合作医疗的好处和参加的办法，当年全乡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达到70％以上。在贯屯乡卫生院，我们看到了一张刘易生前填写的“个人情况—览表”，里面有这样两栏字——座右铭：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职业宣言：艰苦奋斗，努力工作，热心奉献，服务民众。刘易做到了。他以自己短暂的一生，温暖了这片大山里每一个需要他的人。
③刘易的眼睛是一个真正的医生的眼睛，他的眼里有的只是病人，只是农民的疾苦，而绝不是“赚钱”!
采访中常听到一句话：“刘易是个过光景的人。”最初我们不太理解，后来，懂了。
国家每年拨给乡卫生院的经费只是正式职工的人头费，其他所有费用都要靠自己去挣。刘易本也可以像时下某些人一样，把人人离不开的医院办成个“暴利”之地，或者至少弄个日子舒舒服服。
然而，刘易的眼睛是一个真正的医生的眼睛，他的眼里有的只是病人，只是农民的疾苦，而绝不是“赚钱”!
卫生院要发展，怎么办?他只有苦自己，省自己。他知道，只有自己苦了，省了，农民身上的担子才能轻些，再轻些。
上任之初，卫生院整修时新添的设备都是他从四处“淘”来的。他通过熟人从延安的大医院求助到一批人家退下来的旧桌椅，他用油漆把它们刷新；求助到人家闲置的手术无影灯，自己动手设计建起了手术室。病房没有钟，病人看时间不方便，他把自己在姚店卫生院工作时获奖的一个挂钟，挂到了病房。护士治疗护理需要掌握时间，他又把在延安家里的一个小挂钟拿到了治疗室。
作为院长，他有时要到外面开会，凡是会上需要花钱的地方，他总是躲得远远的。有一次，他去榆林参加一个为期3天的乡镇卫生院长疾病分析统计培训班，得知每人要交300元住宿费，他放弃了自己的房间，每天早晚赶10多里路借宿在岳母家。培训班结束时，他发现许多人把班上发给的档案盒扔了，便四处声明：“有不想要的给我!”结果收了一大堆，他用绳子捆成一串，颠簸一百多里路带回了卫生院。
刘易到贯屯后，发现这里的妇科病非常普遍，想在全乡做—次普查，可卫生院这方面没有人，去外面请要花钱。他想到了妻子，电话打回家：“海燕，你倒休几天，来帮帮忙，工资没有，路费不报，就当扶贫吧。”知夫莫如妻，海燕一口应下。她利用自己几个休息日来到贯屯，为这里的妇女做了她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妇科普查。
刘易平日里很少回家，院里几个职工都是刚从卫校毕业的女娃娃，他怕万一有急诊，她们经验少，耽误事。他只有在进城开会时才会顺便回家看看。每一次回去，他都带着一大堆要给卫生院办的事，其中一件很花力气的事就是进药。从延安到贯屯如果每次包个车，运费一年算下来不是一个小数，刘易舍不得。于是，他总是先把进好的药抱回家，收拾好东西再带着药挤公交车，之后再由公交车倒上去贯屯的长途客车。海燕曾劝他不要为难自己，打辆车直接把药拉上。可他说：“我在那里工作可不是一朝一夕，山背后的日子长着呢!为了贯屯的老百姓，能省一点是一点吧。”
妻子心酸了。打这，她主动承担起帮刘易运药的活。每次药进好后，刘易给她打今电话，她就想办法把药拉到开往贯屯的长途车上，她再打个电话，刘易那边接货。
碰上海燕工作忙不开，这个活就会被刘易的母亲揽下。这位已近60岁的母亲提起儿子，忘不了那一次，刘易来看望父母，母亲拉着他去商场想给他买件棚艮，转了一圈，看中一件，一问，要200多元钱，刘易扭头就走。回到家，他问：“妈，您说两块钱能不能看个病?”母亲说：“两块钱在城里只够挂个号。”刘易说：“我在贯屯就用两块钱给老乡看了许许多多病。妈，您不知道山沟里的老乡有多可怜，他们常常就是带着一两块钱来看病啊!”母亲半天没再说话，她知道儿子是有牵挂的人了。她为儿子心疼，又为儿子高兴。每当为儿子往卫生院运药时，她就会想：“我给儿子帮一把，儿子就省一点心。”
有人说，刘易的心很细很细；也有人说，刘易的心很大很大。这其实是一个刘易。他太疼爱山里的百姓，因为爱，他的心绵密如织；还是因为爱，他的心天高地阔。
有一天晚上结账，他发现卫生院多收了一个病人的5毛钱，立刻叮嘱一位职工第二天一早把钱还上，并要赔礼道歉。旁边有人说了句：“只要把病治好，多个块儿八毛的没啥。”他生气了：“不能!对于那些贫困的农民，5毛就是5毛!”
还有一次，宋家沟村的一个农民在卫生院买了一盒银翘解毒颗粒，回家后发现盒里的药好像少了几袋，打电话来询问。当确认由于一位职工的疏忽盒里的确少了药后，刘易立刻骑上摩托车把药送到那位农民的手里。
刘易为农民出诊看病，从不收出诊费，也从不收看病费，病人只需付药钱。据农民们说，自打刘易来了之后，全延安地区就再找不到比贯屯乡卫生院的药价更低的药了，而且这里的药可以整盒买，也可以拆散了买。即使这样，刘易每次给病人看完病开药时，都会问：“家里还有什么药，能用的就用上，短缺的我给你配。”
刘易身上总是装着一大把零钱，那是他每次买东西时特意让售货员找的。遇上哪个来看病的农民手头紧，他就帮上几块。
在卫生院的账单上，刘易来贯屯两年，从没有报销过一分钱，从没有领过一分钱的奖金；出诊一次补助2元的登记中，唯独没有刘易的名字。职工们甚至难以记起刘院长和他们一起吃过几顿安稳饭。由于出诊看病，他总是赶不上饭点，而又从不在农民家吃饭，他常说：“农民养家糊口太不容易，生了病就更难，吃他们的饭我于心不忍啊!”他买下一箱子一箱子的方便面，用以果腹。职工们常常看到他因为反胃在墙根呕吐。
卫生院的一位年轻人有一天曾问刘易：“刘院长，你每天这样操劳受累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微笑了：“我想做一个幸福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幸福的人?”
“幸福的人就是永远记得别人给过他什么，而不记得自己给过别人什么。”
刘易的确是一个幸福的人。
④几千名山里的老百姓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风中，扶老携幼为刘易送行。这一晚，农民们通宵为他守灵……
年轻的刘易匆匆地走了，没来得及向他挚爱的乡亲们告一声别，没来得及给惦念着他的家人打一声招呼……
他留下的遗物是3个纸箱子：一个装着书和杂物；一个放着两床被子；还有一个是没有吃完的半箱方便面。
哭干了眼泪的父母在家里翻出一条儿子围过的羊毛围巾，那是母亲送给他的，他只围了几天，惦记着天冷母亲会冻着，又悄悄送了回来……
心痛欲碎的妻子捧出丈夫去世前3天进城开会时，他和她带着女儿一家三口照下的照片，这是他们结婚以来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他曾对她说：“把照片放大些，我下次回来要好好看看!”可他竟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
默默流泪的女儿收藏的是爸爸当年在地区卫生系统文艺调演中，以一段名为《超凡脱俗》的个人霹雳舞表演而拿到的一等奖奖状，爸爸在家常跳给她看。以后，她再也见不到爸爸帅气的舞姿了……
几千名山里的老百姓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风中，扶老携幼，高举着“好院长刘易，贯屯人民想念你”的大幅挽幛，呜咽着挤满了通往延安的送行路上。这一晚，农民们通宵为刘易守灵……
伤痛如山，思念如水。一户、两户、一百户、上千户……全乡的父老乡亲们从衣兜兜里捧出4438块9毛钱，为刘易立下一块碑，碑文上写道：
医泽永铭心，
医德传千秋。
品高共日月生辉，
英气随天地长存!
……
(5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及时评论：大山里那座墓碑上面刻满了什么
夜班看到两张照片，都是关于一位因公殉职的好医生。一张是山区群众自发为他修的“豪华”墓碑，钱是一块钱一块钱凑的；一张是他留下的一张“医疗联系卡”，捧着它的是双容易让人联想起父亲的粗糙)手。这两张照片照的其实都是“碑”，后者是山区老乡在心中为他建起的丰碑，为此才更神圣，才更见巍峨。
人们习惯地把舍己为人的人，比做蜡烛。荧荧如豆，在那当地都乙为偏远的大山中，一位乡村医生能有多大的光亮?可是为什么，刘易这个小伙子和他33岁的人生短旅，让我们感到熊熊如火，感到光芒万丈?
“时代太需要这样的医生了”，夜班的同事们不约而同有这样的感慨大家七嘴八舌，各有所悟。
刘易是一座桥。医疗关乎社会公平，关平分享发展成果。据报载“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2003年的平均住院费已达7606元，超过了—些省的人均年收入”。在不少地方的农村有句顺口溜：“小病扛着，大疖等着”。而刘易与母亲也有一段掷地有声的对话。“妈，您说两块钱能不能看个病”?“两块钱在城里只够挂个号”。“我在贯屯就用两块钱看)许许多多病。”在社会转型期，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的过程中，刘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建起了一座桥。
刘易是把尺子。医者，仁术也。妙手仁心、救死扶伤自古以来就被视作医生的天职。然而当下一些人把它当做了赚钱的“生意”，把治病求人搞成了“暴利营生”。用这把尺子一量，那些吃回扣、拿红包、小病夕治。没钱不给治的医生们，立刻原形毕露，立刻能榨出那些不良医生皮袍下的“小”来。
刘易是种传统。悬壶济世，拯救苍生，自古就是我医家本色。要钱还不够?要传统有何用?一个故事似有启迪：据说某地现在还有两个专业村。一个皮匠村，代代相传，虽无暴富，但日子越过越好。关键是这个村的后代，对自己的出身足以自豪。另一个村是拐卖村，等待“从吐人员”的自然是一座座监狱。这个村的后代，自然也都耻谈自己的出身人们从中终于悟出传统的作用：不论遇到什么，不至于被钱压垮。
我们曾亲眼目睹钱如何压跨了一所全国百佳医院——作为“天价医药费”事件主角的哈医大二院。当年，这家医院的办公室中挂着一张全省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插满了小红旗，这标记着医护人员们下乡巡回医疗的足迹。随着地图变得越来越鲜艳，这家医院在全省群众心目中也在迅速崛起。不知这张地图今天是否还健在，更不知站在它前面，医生护士们还有当年挺起胸膛的豪迈吗?
笔者之一还曾亲眼目睹钱如何压垮了一位年轻的医生。记得偶遇一位中学的小校友，他现在供职在京城一家著名医院。尽管赶场而来舌头有些僵硬，席间他当众收下红包时手还灵活。他张口津津乐道的是，工作时间不算长，已积累了两所房子，还要换部车子。也许是吃不到葡萄的酸楚，我直觉地感到这小子毁了——因为路歪了。试想，每天灯红酒绿地赶场，还有时间钻研业务?人生路上，路标是一个个开发小区，纵有奔驰、宝马，又会驶向何方。可叹世间少了一位良医，充其量多了一个小房主。
刘易是种人生观。“我想做一个幸福的人。”面对“每天这样操劳受累究竟为什么”的疑问，刘易给出这样答案。毕竟，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刘易是种呼唤。一位同事说，他家正遇到类似的难题。他有两个婶婶，都住在农村。一个得高血压，一个心脏有问题。今年4月，得高血压的婶婶脑血管出血，幸亏不太厉害，加上抢救及时，在市医院住了一二十天以后，康复出院了。更令人欣慰的，由于新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大约1万元的医疗费给报销了4000元，加上一些亲朋好友的资助，一场危机总算对付过去了。而另一位婶婶就没有这么聿运了，虽然现在也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但因病情比较严重，非动手术不可，而动手术需一二十万，这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无异是一个天文数字!而目前的农村合作医疗，面对这样的巨款同样也无能无力。于是，她只好拖着，三天两头去趟医院，身体越来越虚弱……
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高度关注人民健康，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认真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了这些支撑，刘易们不会孤单。(陈凯星 谢锐佳 丁永勋)
(5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