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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品书:“大学士”
作者:佚名

《新华月报(天下)》 2006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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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磨一剑”。
       时间改变了一切。从40年代开始,胡乔木将自己的文字才华,悉数地献给了中共理论宣传事业。作为“一介书生”,在最初岁月里,胡乔木并不十分适应毛泽东的思维方式。50年代,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可谓如鱼得水,胡乔木已更多更独立地参与领导思想理论工作。此后,胡乔木参与中共思想理论建设之深,是中共党内很少人能与之相比的。
       中共党内另一位大理论家邓力群是这样叙述胡乔木的笔墨生涯的:
       乔木这一辈子,写社论,写评论,写消息,都不署名。起草中央文件,替毛主席起草电报,起草指示,由毛主席审定发出,更不署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报告,从七大以后很多他都参与,而且是主要的起草人,也从不署名。尤其可贵的是,他做了很多工作,从来不张扬。像我们跟他比较熟悉的人,很多事情他都不说。《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一篇,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是他多次修改定稿的。辛勤耕耘,默默无闻,不求闻达,他就是这样不计得失,为党工作,他孜孜不倦做了很多工作,但不是因为做了很多工作就停步、歇脚。他从不停步,一件事完成了,接着又是一件,永无止境地做下去。在他来讲这样做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在中央来讲,已经是顺乎自然,从来没有想到要给他表扬。起了很大作用的文章、报告、讲话、决定,很少听到毛主席表扬他哪篇东西写得好,好像是理所应当的,你应该写得好。
       作为胡乔木知己,邓力群这段叙述可谓情真意切。毛泽东称赞过胡乔木写的东西,只是赞扬实在是太少了。1971年毛泽东在谈到延安时期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还说过,别人好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不过,胡乔木这时已离开毛泽东好几个年头了。
       胡乔木一生与文字打交道,在中共高层,称他“大秀才”者有之,称他“一支笔”者有之,称他为“大学士”者有之。以笔者看,“大学士”倒是个有意味的称谓。按《文献通考·职官考》,所谓“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因得参谋议,纳谏诤”。抛开“学士”一职之严格本意,它多少符合胡乔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的角色特征。如果这种使用不是十分蹩脚的话,可以这样说,胡乔木扮演中共“学士”角色自从来到毛泽东身边就已开始了,但真正奠定这一地位的,是50年代。
       短短几年间,胡乔木继起草《共同纲领》以后,参与了共和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起草和定稿工作。其中著名的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共八大政治报告、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主题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等等,可谓不胜枚举。
       还是从影响几代人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谈起吧!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举行隆重纪念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刘少奇发表讲话。胡乔木大病初愈即奉命起草刘少奇的报告。
       年初,胡乔木突然病倒,胃穿孔导致大出血,需要立即动手术。周恩来闻讯赶来,召集医生会诊,并征询谷羽意见。谷羽同意手术。动手术当天,一夜未睡的毛泽东,让值班护士将保健医生王鹤滨找来,要他立即去北京医院看望胡乔木,了解病情。手术后,毛泽东又要医院每天向他报告胡乔木病况。这令胡乔木十分感动。
       出院后,毛泽东要胡乔木一家暂住颐和园谐趣园休养。此后两个多月,是胡乔木在50年代初期难得的休闲时光。
       接到任务后,胡乔木就搬出谐趣园,迁到北京六所继续休养,同时开始写报告。
       为中央领导写报告,胡乔木已不是头一回了。但是,胡乔木每次都把它当作头一回来做。谷羽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边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煽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有办法,他就让我在大盆里放了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乔木照例先将它送给主席审阅。过了几天,主席在乔木送审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可把乔木难住了,他对我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少奇同志交代呢?”后来主席传话过来,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报告另找人起草。乔木只得从命。《人民日报》很快就在6月22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全文刊登这篇党史作品。记得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就全文播发了。各地的报刊也都全文转载,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初稿没有修改,这是破例,只是在胡乔木信中询问的有关问题做了回答和批示。
       主席:
       “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一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批: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批:“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批:这样好)
       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批:是十二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胡 乔 木
       六月二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是胡乔木跟随毛泽东以后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少有的著作之一,在全党引起广泛的反响。
       胡乔木在延安就协助毛泽东编辑党史文献,系统接触过党史资料,并参与了党的决议起草。因此,写这样的书,对于他来说,应当是很轻松的。学者们称赞胡乔木此著,“善于驾驭史料和能够以概括的语言抓住历史的脉络的本领”,能够将中共三十年的风云变迁浓缩于短短的几万字之中。至于它在中共党史学上的地位,胡绳曾予以这样的评价:“这本书不免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一些弱点,但它是第一本完整地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是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党的历史的书。它在以后长时期中对于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我们当然可以找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样那样的缺陷,话又说回来,又有几本书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呢?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还开启了中共官修党史著作的一个体例,此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都是遵循着这样的体例。
       随后,胡乔木参加了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有关规定,决议召开由人民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为了起草宪法和选举法,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朱德、 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何香凝、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林枫、胡乔木、高岗、乌兰夫、马寅初、陈云、陈叔通、陈嘉庚、陈伯达、张澜、郭沫若、习仲勋、黄炎培、彭德怀、程潜、董必武、刘少奇、邓汪平、邓子恢、赛福鼎、薄一波、饶漱石为委员。
       
       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董必武、彭真、邓小平、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张际春、田家英8人组成。
       毛泽东对宪法起草工作十分重视,直接领导着宪法起草工作。毛泽东要起草人员以中国近代以来各类宪法以及西方国家一些著名宪法作为参考,充分吸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中好的东西,特别要与《共同纲领》衔接。年底,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的有关人员来到杭州,起草工作正式开始。起草工作由陈伯达负责,胡乔木、田家英是主要起草者。逄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回顾起草宪法的过程中还提到这样的事情:
       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田家英同陈伯达之间,常常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陈伯达霸道气味十足。由于胡乔木在毛泽东召集的起草小组会议上对陈伯达提出的初稿提出批评修改意见,陈曾经在会后大发雷霆。胡、田为顾全大局,以后凡有意见都事先向陈提出,而胡、田二人意见常常一致或者比较接近。陈伯达驳不倒他们,十分恼火,就消极怠工,多次发牢骚,说要回家当小学教师。所以杭州起草小组拿出的供讨论稿事实上主要出于胡、田之手。
       在现存的毛泽东手稿中,有1954年2月24日给胡乔木的一封信,涉及了修改宪法草案初稿问题:
       今天所谈可作修改的地方,请于明日加以修改,并由小组各同志商酌一次,于明夜廿四点以前打好清样送我,准备后天(廿六)送给中央。
       从3月下旬至6月中旬,宪法起草委员会开过7次正式会议,进行了详细、周密的研究和讨论。之后,又在全国组织8000多人的大讨论,吸收各界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一届人大召开前夕才得以完稿。
       在宪法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不仅提出制定宪法指导思想,甚至亲自动笔修改,主持召开多次讨论会。当时有人提议将此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毛泽东断然拒绝。
       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对这部宪法作了评价。他说,“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同时,这部宪法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
       起草完宪法,胡乔木和田家英都累倒了。胡乔木是3月中旬患眼疾病倒的。先是住在杭州医院治疗,没有多少效果才回到北京。后来中央决定让他到苏联治疗,这样,胡乔木未能参加宪法后期的修订工作。
       一届人大召开前夕,胡乔木从苏联回到北京,参与人大文件的起草、修改工作。回国后,修改一届人大主要文件、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任务很快就落到他的头上。胡乔木病体未愈,但是还是坚持修改了这些文件。
       1956年1月,建国以来第一次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一篇影响深远的主题报告,成为建国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座丰碑。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半年前国务院就组织了“十人小组”,调查知识分子状况,收集有关材料,准备对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工作作一个总结,以利于知识分子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这一报告就是胡乔木起草的。谷羽生前曾说,这次起草工作给她的印象最深。她回顾这件事情时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乔木在过去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织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泡还亮着,他还在忙碌。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要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谷羽是知识分子,在这点上与胡乔木显然是有共鸣的。胡乔木一生为政治服务,但他到底是知识分子,一生主管意识形态,自然也没有离开过知识分子工作领域。
       早在1950年,胡乔木就曾代表中央向民主党派作过一个著名报告,题为《谈思想改造》,颇受知识界欢迎。时隔6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许多曲折,知识分子政策也一度反复,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无疑给知识界带来了希望。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会议不可能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它实际上只能是知识分子灾难历程的插曲之一。
       这一切,曾数度引发胡乔木无限感慨!
       (摘自《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尚定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定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