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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倡扬国学,警惕“复古”与“装扮”
作者:陈占彪

《新华月报(天下)》 2006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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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学声气大振,但同时又争论蜂起。我们遂就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困惑和问题,诚请周汝昌老回答,他的坦诚而富有启发的卓见,或许能为国学的复兴提供一份重要而有价值的参考。
       国学院导师无须拘泥于位位非“大师”不可
       ■ 人大办国学院时曾一时议论纷起,纪宝成先生曾说办国学院最大的困难莫过师资力量之匮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缺乏一批如当年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之级别的俊彦硕儒来做“国学导师”,如没有相当资格的导师,遑论国学复兴,那么,我们当下的硕儒俊彦是否存在,又如何可能?
       有师资时不知弘扬国学之必要重要,及知时师资已濒临衰竭——愈衰竭愈难薪火相传、开来继往,于是成为“恶性循环”之势。何以至此?有关部门过去的政策措施不得辞其责,应当深刻反省、匡救。但也有几点可说:一、盲目“崇外”——“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在海外的学者就“高”一级,海内的不一定水平低,却总“值”不了多少“钱”,可以不予管顾。二、“地上”文化不如“地下”的珍贵。打比方,挖掘出土文物,砖头也是“宝”,地上的无价珍宝却正被野蛮残酷地拆、毁——比如启功,在世名气地位虽尊,终究不过是个“书法家”而已。别的呢,不了解、也不过问。于是还在世的、“怀才不遇”、无法展尽其才能的不是无人,还可考虑“抢救”,总比逝世后出几篇“悼文”要有益得多。三、师资不等于“万能”,能背诵十三经、廿五史,不一定能胜任“国学院”的教学任务。大学里已不再是“灌输知识”了,已是以给学生提供自学自研之路的便利为要点了,更何况“国学”之“院”?这种“院”之教学工作不能是“按字讲解”,而是指点、引领、诱导、启示了,所以也无须太拘泥于必须位位非“大师”不可,可以权宜。
       末后,还要弄清“国学”在今日之我国,当指什么?不是一提“国学”,就想“读经”、膜拜、儒门一切。如问:五经四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是否即为“国学”?答复是,“是国学”,又“不是国学”。这怎么讲?
       “是国学”者,它们都属于“国学”范围之内。“不是”者,它们孤立起来,哪个也代表不了“国学”。而其全部整体才是“国学”的真正实质和精神命脉。所以,要兴办国学机构,更先要讲清楚“你的国学都是什么?”然后方能往下谈。
       经、史、子、集不必多赘了,天文、地理、中医、中药、八卦、五行、考古、鉴伪、民俗习尚、书画工艺、戏曲、音乐……都是国学的精华。需要的是一条学识高明的“主线”把那些宝珠“串”起来,方可称之为“国学”而名实相副。
       重兴“国学”不是“时髦口号”
       ■ 目前,人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失落归罪于“五四”精英激烈的反传统态度,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看法,您又是如何评价“五四”精英对待国学的态度的。
       我向来认为“五四”的良好精神是提倡“科学、民主”,其实请来了“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实质就是一味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忘了看看自己的长处。我对“五四”诸位先驱巨擘,佩服他们救国的热诚勇气,敢作敢为,同时又致憾于他们过于崇外抑中,把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几万几千年的智慧、创造、积累,像泼脏水一般泼掉。那场“运动”有功,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国际形势,而所遗后果却影响深远。所以我不赞同对“五四”夸耀得太过分,应从民族长远的利益来估量。
       不妨提到拙著《我与胡适先生》一书,内中公开了若干资料内情,涉及我与胡先生的“文化分歧”(梁归智教授在《光明日报》发文评及此点,可参考),全盘西化就是民族的“极乐世界”吗?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财富珍宝彻底怀疑以至毁弃的罪过,都归之于“五四”,也许言过其实,但它是“作俑者”,要负历史责任。
       总之,我觉察到了“国学”的存在必要,相对于“西学”的冲击,我们已到了另一种“文化沦亡”的危机时代了,复兴“国学”,是有针对性的民族大计,不是又出来一个“时髦口号”,大家都来“赶”这层出不穷的“浪潮”,哗众取宠,只为打动人的耳目,从中谋取“小我”的利禄功名——那就糟蹋了“国学”的尊严神圣。我们振兴“国学”,也要提防那种善变者。因为从历史看实例,就可证明,投机者可以在某时期装成“坚定左派”,到了又一某时期,他又可以打扮成最“热爱”民族文化的“先哲”,岂不令人憬然——所以,“五四”的功过既不可泯没,也不宜夸张,还历史以真实,从多彩的历史现象中分辨是非正谬。
       弘扬“国学”不应受“不可解”之文阻碍
       ■ 被鲁迅称为“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的王国维先生可谓学识淹博,然而他却自云“于《》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亦十之一二”。
       这在学界几乎是个“皇帝的新衣”现象,而我们很多“国学家”不敢或不愿承认自己的不懂。请问,如周先生这样大师级的前辈,您有没有遇到国学中的“不可解”的现象?倘有,可否举例一二?我们在弘扬国学时,又该如何认识“不可解”这个问题呢?
       您举王国维静安先生自述对《》、《》二经的“通晓率”各为十分之几的比例数,发人深省,真学者讲真斥假,不骗人,说出自己对什么或哪些还不懂,多么感动我辈后生。但学术水平也不能只看这一面,“无书不读”、“都能读懂”,仍然不一定能够得上“国学大师”的实诣与尊称。
       我自己出身村童,上小学第一课“国文”是“人刀尺”、“马牛羊”。锦绣年华,是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岁月中苦度的。以后,熬到大学,本科是“西语系”。您说我的“国学”从哪儿来?只是盲人瞎马、自扪自叩,零散、偶然、杂收旁涉一些有关知识,如此而已。
       说清了我与王静安先生无法相比之后,方可冒昧揣度他何以对《》《》有相当部分尚不能懂之缘故,大约不出两端:一是“小学”文字训诂功力不足,二是对古文献相关的历史背景乃至具体事件尚不能考明、阐清。还不要忘记重要的一点:古代无印刷技术,全靠抄写,抄写讹误不是稀奇事,“鲁鱼豕亥”是例,加上古人字句表现法与今不同,今人以今日之“文法”去理解,就发生“不通”之处了。我以为都可以期以时日,有望解决,不足以构成弘扬“国学”的阻碍。
       不妨举一小例,《文赋》首句“伫中区以玄览”就让钱钟书先生解不透了,其实李善注早已说得明白无误,而钱先生没懂善注何义。这也可说明王静安之若干“不解”,恐怕也有类似情形吧。
       我妄以为,如遇不可解,“存疑”太消极,还应积极地不断探索,方为可师可训的教学精神。您让我举自己的“不解”之例:孔子的“诗教”,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板硬无情、语言乏味的“训词”与孔子其他论诗诸语言相比,大大不合套,因而我大胆假设:本应断句为“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本是说:诗即思,思外无任何旁义、枝义、附会义。
       总之,拙见是本无“不可解”之文,古书讹误不是绝无,但主要障碍仍应归于我们学习的不足。学识——学外需有识,识须感悟贯通,不只是“知识广博”的能事。
       振兴国学不等于弘扬儒教,也绝不等于“读经”
       ■ 近年来民间“读经”可谓成为一种时髦,我们“最霸道”的看法就是“先接受再理解”,最朴素的看法是“不管理解不理解先背下再说,以后会有用的”,您是如何看待孩童读经这一现象的?
       我们的讨论,是由一所普通大学举办“国学”专院而引发的,前面我已说过:师资虽至关重要,而举办、主持与领导者,其重要决不稍次于师资问题,他们对“国学”的界说、内涵、价值、今日之时代意义、教材选定、教学方式都需拿出自己的见解,这要经过有关人士、部门的研讨磋商,有了一个基本一致的认识,方能事半功倍,而不致适得其反。
       
       至于您说的儿童读经,是教育制度与教学方式的问题,这又该是小学、初中学生的事情了,我们国家会这么考虑吗?如是只指民立学校或家庭自学,那可以另论。艰深的文义、死背词句,对现代儿童来说是个苦难,也是折磨。当然,最早记忆的东西最牢固,终生不忘,可是记住了,长大之后做什么用?也须统筹才行得通。
       一句话,拙见以为:振兴国学不等于弘扬儒教,也绝不等于“读经”。这种错觉,似应先决澄清。办学不可以只是口号式的号召,重要的是具体的实际的举措安排。将“国学”作为民族精神命脉来向世界文化丛林中展示其独特的丰采,不是“复古”,不是临时的一个“博览会”,也不是“夜郎自大”、“孤芳自赏”的小事一段。
       讲求“国学”者,不只“通达”国学,更须在实践上有诚有信
       ■ 有人认为从事儒学研究其实与学者本人的人格无关,也有人认为从事儒学研究恰恰要与学者本人的人格有关,您如何看待国学研究中为人与为学之关系?
       “复周礼,以德兴邦”,中国向来就有“道德救国”的潜意识存在,很大程度上,弘扬国学是针对眼下的“礼崩乐毁”(蒋庆语)的现象的,那么,您是如何评价我们当前的道德状况的,又是如何看待复兴国学中的道德化倾向?
       讲求“国学”的人,当然有个“知”与“行”的大问题。他个人不只“通达”国学,还更须是个实践上有诚有信的德高望重者。这原不待言。假学者,假“招牌”,口头上如花似锦,内心里口蜜剑腹、损人利己的“国学大师”,只是个民族耻辱,言教身教,岂能“分裂”?作为中国人,有个基本要求,即要具备民族的高尚品格,这一方面是社会、伦理、道德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文化、文学修养素质的问题——两者合为一个双全整体,方是“国学”的基本定义。
       目下的社会,种种不良乃至骇人的品质道德事件层出不穷,来源有自。治标必须先治本,“国学”担负着重大使命,不可狭隘化、低层化。
       
       复兴“国学”根本大计应出于全民各界共同研讨,不可一意孤行
       ■ 您认为提倡国学应从何处入手?
       “国学”从何入手?必由之路即是古称为“小学”者,今曰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是也——三者皆非人之所妄拟,是产生于汉字语文本身的极大特点特色,忘了这一根本的终极的“国学”,必然会发生“汉字拼音拉丁化”的思维方式。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试行的汉字简化方案,循其思想之核心,即是为废除汉字(改为拼音拉丁化)作第一步的“准备”。
       现行的简化字方案,只系一份试行草案,以观实施后果如何,方有进一步决策。至今试行已达三十余年之久,竟无任何民主讨论见于书刊披露。回顾“第二批”简化字出现于报端后,即遭全民反对而撤回了,如此,难道首批简化字(即试行至今者)就是十全十美、毫无可议之缺点和修改之必要了吗?
       汉字简化方案的做法最大的误区有三:一、认识不到汉字不只是“符号”,而是几千年文化积累的“信息库”,内涵丰富多彩。二、只计算“笔划”的数目,以为“少一划就比多一划好”,这种简单至极的文化思想,忘记了减了的两笔,却制造了更多的麻烦,真是“得不偿失”。三、误以为汉字的数量越少越好,遂将不少不同义、不同音的字“合并”为一个——这直接违反了汉字文化本身发展规律是由几千字发展丰富为几万字的大趋向。因为这种“合并”法在学习民族文化时,大大增添了无聊的“后退”的新麻烦。以上三端,都是反科学的。
       七十年代,对民族文化、“国学”的看法是与“文革”思潮不无某种联系的,可以令人憬然。举此一例,为了可以佐助说明倡导建设复兴“国学”的根本大计应出于全国全民各界民主共同研讨,提供意见,而不宜盲目从事、一意孤行。
       (3月16日《社会科学报》,作者为该报记者,本文有删节,标题、小标题本刊编者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