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画画的,自然爱画,尤其是别人的好画。从50年代就跑琉璃厂,买过几件价钱不贵,我看着觉得好的小画。在画店想买齐白石的画,70元一幅。那时我的画登在报刊上得稿费每件20元,买得起。可孩子他妈不同意。我是最听她话的,再也不买了。但家里早就收藏过一幅,那是在民国32年,也就是1943年冯玉祥将军的画。那时我还是个小化工研究人员,正在实验室里往外看,见研究社社长正陪着客人参观,我一见眼熟,来的正是报上见过的冯玉祥副委员长。我立刻跑出去,找个机会给他画张速写像。后来被陪同来的刘工程师看到,要我把画送给将军。当天晚上他陪我到盐务局招待所——那是当地最高级的住所,把画送上。将军一看很高兴，笑说：“你给我画一张，我也还你一张。”书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颜料，提笔画了三个青椒，题诗后给了我(见右图)。那时他正在四川到处演讲为抗日募捐。
那时候我还没从事画业，没有收藏画的爱好。但已和同乡大画师关山月熟识，就没想过向他求画。直到50年代，他和另一大画师黎雄才来我家时，见桌上有笔墨宣纸，顺手各画一幅送我，都收藏了。不久，漫画老前辈叶浅予先生也送过我很大一幅长画，是我求他画的。他是我最佩服的大画家，对我这个画界晚辈十分仁厚，我才敢向他开口。这时候我还没产生收藏什么的念头，仅只是爱画，觉得方便才敢向画家求一幅。记得是1973年，我还处于被监督劳动地位，被派去西安送东西。那时已是“文革”后期，我还能有自由活动余地，去拜访赵望云和石鲁两位大画师，彼此熟识，就没想去求画。那时和关山月先生已成老友，见面时也没想到去求宝墨。特别是在“文革”初期，“造反派”横行之际，我藏的那幅长鼓舞和关山月送我画的梅花，都被人抄出付之一炬。那些没装裱的画，藏夹在书中，才保存下来。
1975年，我有机会去一趟南京，住在田原兄家。我们在一起作画。书画界他很熟，这时正是“文革”后期，督管松懈，田原就带我到各处拜访书画家。而书画家当时都无事可做，闲在家里，我们拜访都受欢迎，求赠书画十分便当。于是除南京之外，又去上海、苏州各地，一一拜候，都不空手而回。朱屺瞻、林散之、黄幻吾、关良、唐云、张乐平、费新我……诸位大师级的艺术家的作品，都是那一时期求来的真正宝墨。在北京求到王雪涛、董寿平、吴作人、新凤霞、吴祖光、李桦、黄永玉等等一批宝墨。许麟庐先生不仅教我和钟灵兄作画，宝墨送我的也特多。韩羽和高马得是挚友，一要就给的。这大都是在“文革”期间所得，从此之后，我才成为正式收藏家。
我所藏宝墨都是画友所赐,作品上都写上我的名字,更是宝贝了。曾有人想买,我一件也不放。也有人劝我自己保留,将来传给子孙,我舍不得。我已达耄耋之年,开始想到如何长期保存这些宝贝,最后决定全部无偿捐献给我祖籍广东中山市，共约260件，并连我自己最满意的水墨漫画近百件也都呈送去了。但有附加条件：一是要求每年至少向群众展出一次，二是印成画集便于检查。我去检查过几次，看到是有专门设计，保持一定温度和湿度的设备储存，十分满意放心。
(2月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