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是“读书破万卷”的书生，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写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1978年12月复出以后，他写的文章不很多，包括诗歌、题词、作序，大约50篇左右。但他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新意，有些文章简直是发生了石破天惊的作用。
《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是陆定一复出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1979年2月初，《光明日报》一位记者来访问陆定一，请他写一篇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那时他还住在北京医院，还没有给他配备秘书、警卫。记者的要求陆定一欣然惠诺。隔了两天，他突然亲自打电话给这位记者，要他到北京医院来一趟。记者来到北京医院后，陆定一对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出了毛病，直线全看成曲线，迷迷糊糊的，文章不能写了，只能我给你讲讲大意，你去起草。”接着又说：“我的文章历来都是自己写的，从来不要人家给我代笔，这次只好请你代劳了。”
四五天后，文章初稿出来了，《光明日报》排出了小样。记者拿到北京医院来见陆定一。这时陆定一的眼疾已经痊愈，视力完全恢复正常。他亲自在这份小样上做了很多修改补充，最精彩的内容几乎都是他添上去的。
1979年3月5日晚上，第二天报纸要刊登这篇文章了。有关人员都上了夜班，《人民日报》值夜班的副总编辑李庄打电话给《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说：感谢你们给我们送来了一篇好文章。
文章的写法是别开生面的。它没有一味的歌功颂德，为尊者讳，而是指出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以前并不是党的成熟的领导人，第一次王明路线失败，他才破除了对王明所标榜的“国际路线”的迷信，树立起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他从不文过饰非，而是做过无数次的自我批评，把自己的错误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终于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成熟的领导人。这样反映周恩来，不仅毫不损害他的光辉形象，相反的，只能更加令人敬佩他的高尚品德。
文章第四部分是最精华的部分，通过大量的事实指出“大跃进”中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行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特别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种观点现在普遍能够接受了，但当时对所谓“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陆定一的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曾引起最高领导的不满。但是这篇文章却得到来自各方面的赞赏，有的单位曾作为学习材料组织干部学习。
第二篇文章是《用毛泽东思想整党》。这篇文章收入《陆定一文集》时，题目改为《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
1983年11月，陆定一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这篇文章，有时写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几经斟酌推敲，终于把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写成了。这篇文章不仅文字流畅，而且有石破天惊的议论，是一篇很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像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幼年时期和成熟时期。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也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党脱离幼年时期进入成熟时期的历史标志。因为遵义会议是革命战争转败为胜的转折点，是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统治垮台的开始，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不依赖外力、独立自主正确解决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七年之中，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一帆风顺。这和王明路线不同在哪里？同志们都想弄个明白，以便在革命中多做一点正确的事情，少犯一点错误。于是进行整风，批判王明路线，使党内思想一致。要使思想一致，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就要靠学习理论和了解实际。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和风细雨才能有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式上轰轰烈烈，用于解决党内问题，特别是思想问题，从来不会有任何效果。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能导致“一言堂”，发展个人迷信，使许多同志不敢发表意见，不敢讨论问题，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奸人靠拍马屁上升，正直无私的共产党员被谗言打倒，党不犯大错误不可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在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王明、康生从苏联搬来的，是违背党的原则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个错误的办法，实行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一整套办法。这就是和风细雨解决党内思想问题。整风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大发明，它使全党成为成熟的党。整风是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准备。没有整风，没有全党的成熟，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不可能。
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这一点是容易懂得的，因为事情已经完成了，回顾一下就看得清楚。建设时期也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却不是人人都认识的。我们党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57年算起，到现在已经26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党有20年处在幼年时期，就是从1957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幼年时期，有十年是“文化大革命”，全国大乱，损失极大。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上成熟了的历史标志，因为它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中所提出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它引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懂不懂，会不会，坚持不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革命时期是党成熟不成熟的界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党成熟不成熟的界线。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取得经验的时间那么长（二十一年，比十四年还多）。所花的代价那么大（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呢？为什么首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同志，忘记了自己所提倡的思想，直到他身后，才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恢复呢？这首先当然是由于全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再则，由于毛泽东同志骄傲了，自以为是了，听不进反面意见了。他对斯诺的谈话，竟主张需要有个人崇拜。三则，因为他老了，即使想做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也已经力不从心了。
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文中还提出了两点：
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切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没有了的时候，是不是还要革命呢？还要革命的。《共产党宣言》说，在工人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以后，还要“不断革命”。这个“不断革命”，指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要随之改革。但这种改革是工人阶级自觉的改革，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自觉地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一个“革命”呢？是主观上臆造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或称“走资派”），对它实行“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就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列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是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消灭资产阶级之后，虽然还有不断革命，但是再没有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之后的“不断革命”，用不着“造反派”来进行，而是由工人阶级自觉地进行的，这将是和平地经过合法手段进行的，而不是以急风暴雨、群众斗争的方式进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起来之后，“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是无理的，“造反”是有罪的，“天下大乱”是不容许的。不顾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事实，提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等等，就与社会主义建设背道而驰，而且给林彪、江青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在“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口号之下，不能不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也不能不延长我们学会经济建设的时间。
二是个人崇拜和终身制。政党需要有领袖，没有领袖是不行的。全党还要尊重自己的领袖，但是不能有个人崇拜。不管怎么好的领袖，甚至像毛泽东同志这样领导我国人民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杰出的领袖，对他敬重是应当的，对他崇拜就不对，就要花费极大的代价，要犯错误，甚至像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终身制也是不对的。学习马列主义，调查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这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年岁大了，要三天三夜不睡觉，要一天走二百里，毕竟是办不到了。
文章最后提出，在这次整党中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延安整风的办法，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好好学习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把我们全党建设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
陆定一是中顾委常委，因此文章写好后，送请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审阅。
过了几天，大概是16日前后，校样退到光明日报社。和校样一起退下来的还有薄一波给胡耀邦的一封信，信上说：定一同志的文章，写得新颖别致，你看能不能发表。胡耀邦批示：可以在《光明日报》发表。
于是，薄一波请《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到中南海他的家里，对他们说：陆定一同志这篇文章，你们两家报纸同时发表。12月24日，这两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同时发表了这篇文章。
12月22日陆定一到了南京。31日新历年的除夕，江苏省委新老领导同志江渭清、惠浴宇、刘顺元、管文蔚、韩培信在宾馆请他吃饭。席间惠浴宇对陆定一说：“我刚从北京回来，北京都在学习你的文章，这种文章只有你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写，也只有你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才敢写。”陆定一微微一笑，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陆定一还写了以《茗边老话》为总题目的9篇文章（收入《陆定一文集》时有两篇合并，共为8篇），都有很好的社会影响。《茗边老话》阐述的内容是：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陆定一参加了这次会议，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陆定一回顾我们经济建设的历史时说：我们党从八大提出经济建设已经28年了。那时候，对到底怎样搞经济建设，还不懂，还没有理论上的认识。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且还指出有一部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有一部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适应，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要解决。毛泽东同志这些话是对的。但究竟哪些地方不适应，并不清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乃是阶级矛盾。先是用压指标的办法搞“大跃进”。“大跃进”不成功。他用列宁的一句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作为教条，推论出我国已经出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他索性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用“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结果搞乱了。
陆定一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思想搞对头了。党中央认识到，基本矛盾在于经济体制的僵化，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接着，对农村经济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十二大又提出建设“两个文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等等。这些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很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譬如：如何认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如何改革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劳动工资制度；对资本主义，学它什么，不要它什么等等。这次会议把所有问题都集中起来，梳了辫子，归纳为十条，给以系统的解决。有些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决定》加以肯定；更多的问题是已经提出来了，尚未得到明确解决的，《决定》也提出了解决的原则；还有些是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决定》把它提出来了。这样就有了一个纲领，它标志着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方面基本成熟了。从这个决定，使我回想起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战略问题”系统地解决了革命中最关键的问题。《决定》系统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最关键的问题。
陆定一结合自己的经历，对《决定》中某些重要内容，谈了自己的体会：
关于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要不要学？他认为，只要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我们都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信息社会，是资本家阶级相互之间激烈竞争的产物，但这也是科学的成就，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学，因为我们的信息不灵通，不发达。实现四个现代化，信息不灵通是不行的。但资本主义国家提出“高生产、高消费”，他认为不能学。因为我们全国经济还只是温饱水平；
关于不要戴政治帽子。他认为《决定》中说“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除了严重违法乱纪者必须依法处理外，都要采取疏导的方针，批评教育帮助的方针，而不要戴政治帽子。”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规定，是党60多年经验的结晶。他回顾建党初期的情况时说，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八七会议对事不对人，连指名批评也没有，党还是希望他自己觉悟。后来，南昌起义失败，周恩来同志被处分；广州起义失败，叶挺同志被处分；湖南农民起义没有夺取大城市，毛泽东同志被处分。这些处分都是共产国际代表提出来的，中央照办的。秦用孟明而兴，楚杀子玉而一蹶不振，两千年前就有这个经验了，我们的办法类似“楚杀子玉”。李立三的家长制，同陈独秀的家长制不同之处，是加上一个处分干部。陈独秀拒绝听取不同意见，李立三对不同意他搞全国暴动的同志，如恽代英，给予撤职的处分。共产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从王明开始的。只要不同意王明的意见，就是反对“国际路线”，就是反党，反革命。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同志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就使全党形成了空前的大团结，革命事业就取得胜利。“文化大革命”，违背党的基本原则，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说，不要动辄给干部戴政治帽子，给予处分，这是60多年来极其重要的经验，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可等闲视之。
陆定一认为，几十年来他亲身感到，要搞好社会主义农业是多么困难。苏联为了农业问题，提出过多少方案、计划，花了那么多投资，进行过多少次的斗争，撤换过多少个部长以上的干部。直到今天，问题也没有解决。在我国，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农业问题成为“长期使我们焦虑”的问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五年时间，农业生产就改变面貌。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样一个大转变，不是靠实行剑拔弩张、气势汹汹的“斗争”来解决的。五年中全党没有为了农业改革问题，斗争、打击过一个干部。以“耐心教育”代替“路线斗争”，或者说以耐心教育的方法进行思想斗争，是成功了。这是新事物。这就是宝贵经验之所在。不戴政治帽子，大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事实不是明显地摆着么？“唯我独革”，认为“不搞路线斗争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应该深思了吧！
《茗边老话》还谈了应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战时经济和平时经济，关于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问题。每个问题，他都引古证今，有他独到的见解。每篇文章都寓意深刻，文字生动，引人入胜。邓颖超同志看到这些文章，非常赞赏。她说，这是定一同志的经验之谈，党内同志应当认真学习。
《陆定一文集·自序》是陆定一的搁笔之作，从此他没有再写文章公开发表了。
1990年年初，开始编辑《陆定一文集》。陆定一很认真对待这部文集。他长期做文字工作，后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文章、讲话、报告以百万字计。稿件初选后，他一一过目，并提出一些编辑同志没有选上的文章。发排以后，他亲自看校样。基本定稿以后他说：“我打算写一篇自序，不知能不能写成。”当时他已经85岁高龄，担心精力不足，不能完稿。
老人还是很有毅力的，开始动笔以后，天天坚持写，有时一天只写一百多字。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写了将近3个月，脱稿以后送给《人民日报》发表。
这篇自序写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从林则徐抗英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其中主要是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比如谈王明路线时，《自序》中说“反对王明路线，比起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来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还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的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不能分别马列主义的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负。（三）他们亦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的分歧。”因此，“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完成的。从遵义会议算起，全部过程有十年之久。”这个分析是非常深刻、透彻的，言人所未言。
《自序》中有一段把瞿秋白与毛泽东作了比较，他说：“毛泽东同志比瞿秋白同志强在什么地方呢？论读书，读马列主义的书，他们都读得很多。论实践，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在军队里、在苏区里，亲身经历过胜利与失败，深深了解军情与民情，这是瞿秋白同志不能相比的。《左传》里有段赞晋文公的话：‘艰难险阻，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一。”这段话既高度概括，又生动感人，只有对瞿秋白和毛泽东深刻了解才能做出这样的评价。
《自序》对瞿秋白在就义之前为什么写了《多余的话》，也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瞿秋白同志被捕，是在红军长征出发之后。他被关在福建长汀监牢里。国民党陈果夫派人去劝降，被他拒绝了。临刑之时，他唱《国际歌》。从容就义，慷慨赴死，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气概。
他留下了一份遗书《多余的话》。
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看见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上发表了这个文件。我当时认为，这个文件情绪消沉，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
到了北京，我看到香港报纸又发表了《多余的话》。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有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以及我的看法。周总理说，他亲自看见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瞿秋白的笔迹。这样，我原来的‘伪造’的假说是错误的。
但还有一个谜：为什么情绪消沉呢？
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也对孙克悠同志（她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调查秋白同志事迹的。现已离休）谈了。我现在认为，这不是情绪消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
可惜，我已不能把这种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和请示了。我要把这个想法原原本本写在这里，还我思想上的欠债，表扬瞿秋白同志。
这篇《自序》薄一波看过后，认为是“最简练的党史”。1991年3月13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受到许多老同志的赞赏。原天津市委书记、杂文家胡昭衡写了读后感在《人民日报》发表。他说：读了这篇文章“深受感动。文近万言，浑厚浩荡，流利顺畅，主题明确，一气呵成，颇富启发和感动力。文章紧扣着波澜壮阔、层峦叠嶂的中国共产党70年斗争历史的实际，作者以‘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的大手笔，用朴实的文字、简明的叙述、平和的语调、简要的分析、坚实的材料，论证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才有出路，人民才有幸福。陆定一同志今年85岁了，白头老翁丹心在，借文集自序，回溯概论了中国共产党波澜起伏的战斗历程……其经验丰富深刻及其以理服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原总政文化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在《文汇报》发表文章，说这篇文章“观点明确，语言朴素，论证确切，感情充沛，应该说是1991年开始难得的一篇好文章……自序的特点，不是讲他的文集本身，而是讲党的成立、斗争、发展，直到成熟。像我这样有60年党龄的党员，读了之后，帮助我回忆我所经历的党各个时期的活动，是那么清晰，那么明确，像是在听一堂党课。”
（摘自《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
人民出版社出版 定价：2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