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预计2006年６月将完整出版全套《四库全书》，随后，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原本将永久封存，不再对外展示和流通。
而二百多年来的人事变迁和战火洗礼，已让劫后余生的《四库全书》承载了丰厚的历史内涵，所以透过尘封往事追寻史迹及探讨它的学术和商业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2005年底，国家图书馆馆员李晓明长吁了一口气，由她负责保管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终于结束了2年多的拍照工作，3000多种书籍完好无损地放回了书库，排版印刷工作全面展开。
自2002年国家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策划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拍照工作开始，李晓明就一直悬着心，全面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在大陆尚属首次，拍摄过程中的任何不慎，都会给这件国宝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
在2006年年初结束的图书订货会上，尚未印刷完毕的《四库全书》的大幅海报成为很多人关注的亮点。事实上，在卷帙浩瀚的古代典籍中，多达８亿字的《四库全书》规模最为宏大，经历也最为曲折。
二百多年前，由乾隆皇帝下令编纂并抄录的七部《四库全书》，如今只剩下了三部半。一部从北京去了台湾；一部由承德进了北京；一部从沈阳去了兰州；还有半部留在杭州，但也离开了原址。
二百多年的人事变迁和战火洗礼，让劫后余生的《四库全书》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内涵；两个世纪的内府秘藏增添了《四库全书》的神秘色彩；而搜罗广泛的书籍内容，则奠定了《四库全书》在学术界毋庸置疑的研究价值。从它诞生之日开始，窥探《四库全书》成为很多人的愿望和梦想。这期间，不乏学者文人的呼号奔走，不乏志士仁人的慷慨解囊。然而，影印出版之梦，一做就是上百年。
抄写十四年
史料记载，乾隆皇帝自从登基以来便下旨开始向全国征书。乾隆37年，平定了新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的弘历，把精力转移到修订图书上来。那一年，他借着征书的机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编书馆，准备把当时能够见到的所有图书编就成一部超越前代的大型图书集成。没想到编纂抄写的工作从乾隆38年开始，直到52年才完成，持续了整整14年。由于工程浩大，《四库全书》完全采用手抄，并没有付梓。
最早完成的一部《四库全书》于1782年被藏入故宫文渊阁。已过古稀的乾隆帝经常到这里看书，并派专人管理，每年拿出来晾晒，以防虫蛀。后来国事多变，管理逐渐松懈，文渊阁蛛网尘封，藏书无人过问。但这部书所幸保管完好，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帝指定藏于盛京文溯阁，盛京即今天的沈阳。清代皇帝把盛京视为自己繁荣的发源地，为了慎终追远，定名文溯。民国初年，这部书曾运到北京，藏于辽宁图书馆。1965年，由于战备需要，转移到甘肃兰州，所见之人寥寥无几。
第三部抄完的是圆明园的文源阁本。基本上已毁于英法联军的大火。但有史料记载，当时曾有人以一元一本的贱价出售灰烬中幸存的四库，其下落至今仍令人牵肠挂肚。
第四部抄录完的就是目前正在影印出版过程中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当时藏于承德避暑山庄。事实上，1775年文津阁便已建成，可是直到10年后的1785年，《四库全书》才得以入藏。其间，乾隆为空阁着急，曾写了很多诗文表达这种心情。到了溥仪登基后，朝廷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决定把文津阁四库划拨京师图书馆，以供公众阅读。
北方的四部《四库全书》统称为北四库。与北四库相比，南三阁的《四库全书》显得惨不忍睹。编纂《四库全书》之初，乾隆帝只想抄录四部，但考虑到江浙献书最多，便下令为江南增抄三部，并修建了南三阁。为了笼络江南士子，乾隆帝还特别下令，不让地方官员过于爱惜，尽量鼓励江南士子进阁阅读。
在南三阁中，镇江文宗阁和扬州文汇阁的藏书，全部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杭州的文澜阁也遭遇了战乱的损毁。
当时太平军攻打杭州，文澜阁在炮火中轰然坍塌，《四库全书》散落在废墟中。上等的纸张、美丽的字体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小商贩随手捡拾，把书页撕下来，包装瓜子、花生。有两个同为读书人的兄弟丁丙、丁申在杭州避难，他们到集市上买东西充饥，看到了《四库全书》的书页，大吃一惊。立即冒着炮火去废墟中翻看，当时拣到了80本。随后，兄弟二人又出高价收购散页、册、函。到了战后，清点出8000多册。但已不足原来的四分之一。
光绪年间，当地重建文澜阁，经过众人的补抄，终于补全，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半部《四库全书》。
参与者不计其数
世界上因为一部书，需要建一个专用大书库的，恐怕只有《四库全书》了。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说，据上世纪20年代陈垣先生清点的结果是，藏书3503种，6144函，３万多册，229万多页，8亿多字。按照这样计算，一个人从出生每天读10个小时，每小时读3000字文言，到八十岁也未必读完。
面对如此浩瀚的书籍，从2003年7月开始，商务印书馆便开始派专人到国图进行拍摄工作。最多的时候，每天8台拍摄机同时工作。即便这样，也持续了2年多。然而与拍摄过程相比，这部巨帙丛书的抄录工作更为艰巨。
为了编纂四库，朝廷在北京设立了四库全书馆，以纪晓岚为首的四百多名全国知名学者集聚在此。如果说负责编写者还有据可考，那么负责抄写工作的誊录者就不计其数了，据说最多时有两三千人。
据人民大学黄爱平教授介绍，抄录之初，《四库全书》的誊录者采用保举制度，由各地官员向国家推荐，国家不给誊录者发放薪水，但工作满五年后，誊录者便有了做官资格。
然而，由于《四库全书》工程浩大，需要的誊录者众多，于是，出现了五年后无官可做的现象。而且很多人把誊录《四库全书》视为做官的捷径，行贿受贿之风盛行。乾隆帝只好下令，改成以考试的方法选拔誊录者。
这样，从乾隆38年到52年，各地学者、读书人云集四库馆，以至于近代学者梁启超感叹：“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
两个世纪的出版工作
二百年来的内府保存增添了《四库全书》的神秘色彩，也激发了很多读者的好奇心。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先生感慨道：“《四库》事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张老先生清楚地预见了出版《四库全书》的困难，然而他却没有预见到出版工作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以及后来折射出来的民族团结的影子。
《四库全书》最早的印刷本出现在清代。南三阁四库入藏后，来看书的南方士子络绎不绝，一些士子经常边看边抄，并把抄好的书籍印刷出版，成为《四库全书》最早的印刷本，后人将其称为阁本。阁本数量很少，没有广泛流通，读者也有限。
1917年，张元济先生就开始提议影印《四库全书》，随后，商务印书馆4次擘画，细致调研了影印需要的纸张、油墨、费用，并多方联系，几近成功。然而当时北洋政府入不敷出，无力支持。内务部长甚至传出话来，要印《四库全书》，先拿五万两银子。以气节著称的张元济无法接受行贿、受贿的行为，表示既然如此，宁可不印。
1933年，为躲避战火，藏于故宫的《四库全书》从北京运抵上海。张元济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从中选出232种，1960册，编成《四库全书珍本集》，影印了1500部。这即是《四库全书》第一次正式影印出版。虽然这次影印的内容不及原书的十分之一，但大受读者欢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上世纪40年代，故宫文澜阁《四库全书》被运到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出版部分《四库全书》的工作。到了80年代，人们阅读《四库全书》的呼声越来越高，1986年，台湾印书馆痛下决心，做出宁可赔钱也要全套影印的决定，开始了向全世界征订。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次影印出版不仅获得了巨大利润，还在海峡两岸掀起了“四库热”。
黄爱平教授告诉记者，当时大陆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十分需要《四库全书》，但由于征订手续繁杂，且台湾影印的《四库全书》很快被世界各国抢购一空，大陆仅仅买到了十几套，远远满足不了读者需求。
这时候，上海古籍出版社抓住机会，于上世纪80年代末翻印台湾影印的《四库全书》，结果翻印的几百套全部卖光。
尽管台湾出版的《四库全书》在出版界产生了轰动，但是大陆始终没有自己影印出版过《四库全书》。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兴奋地迎来了台湾影印的《四库全书》，很多人都以为《四库全书》的影印工作也许到此结束了，但是，国图研究员杨讷先生惊奇地发现，台湾的文澜阁与国图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存在很多差异，由于两个版本的《四库全书》成书时间跨度较大，造成了内容的不一致，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扰。这成为再次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引子。
2002年夏，在有关社会人士的筹划倡议下，提请国家图书馆允许印行文津阁《四库全书》并由商务印书馆承担出版，国家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欣然接受。至此，经过二百多年的曲折经历，《四库全书》终于有望在大陆出版印刷。
(2月27日《财经时报》，作者为该报见习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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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第八部《四库全书》
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中都提到过“《四库全书》加上底本共有八部”，那么第八部《四库全书》何在？难道除了历史记载的七部外，还有一部不为人知的底本吗？
这其中的原因就要从征书的过程说起。
乾隆下达征书令之初,很多嗜书如命的藏书家不愿意把珍本善本献给朝廷。为了鼓励献书,乾隆规定献500种书以上者奖励一部《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做出承诺:书抄录完毕后一定发回本人，不影响个人收藏。乾隆甚至表示，献书量大的收藏家,可以在书上加注御批，然后发还本人。这些措施果然有效,一时间,藏书家纷纷献书。
然而，令藏书家始料未及的是，乾隆皇帝自食其言，直到《四库全书》成书后，献出的书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一部书回到藏书家手中。
原来，《四库全书》从乾隆38年开馆编纂到乾隆52年完成，3000多种底本经历了14年的流转，经过了无数编纂者和誊录者的翻阅，已经破损严重，有的甚至丢失；而且在征书过程中，乾隆帝还做出了禁书的决策，把不利于统治的书籍毁掉。这样，从民间征集到的书籍根本无法完璧归还。
乾隆52年，乾隆皇帝考虑到北四阁《四库全书》都藏在皇家园林，不方便北方士子阅读，打算再抄一部供北方士子阅读。可是十多年的人事变迁，乾隆皇帝的统治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国库已经无力支持四库馆再抄写一部《四库全书》。这时，有人上书乾隆，建议不如把从民间征集到的3000多种原本收拾整齐，按照四库的编排送进翰林院，供北方士子阅览。进退两难的乾隆皇帝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这3000多种残破的底本也就是俗称的第八部《四库全书》。
底本送至翰林院之初，管理极为严格。可是到了清代末期，管理逐渐松懈。于是，一些翰林院官员监守自盗，陆陆续续偷走了很多珍贵的底本。
到了1900年，《四库全书》的底本遭到了灭顶之灾。当时，与翰林院一墙之隔的英国使馆藏匿了很多欧洲使馆人员，成为义和团的攻打对象。战乱中，有人向翰林院扔了一支火把，顿时火光冲天。人们在火光中乱成一团，《四库全书》的底本散落在地，任人践踏。有些人看见了这些装帧华丽的书籍，抱之而奔。天亮后，翰林院一片废墟，底本毁之殆尽。
如今，《四库全书》底本仅存400多册，散落在世界各地。由爱新觉罗家族珍藏了一百多年的《四库全书》底本，终于在内忧外患的兵荒马乱中毁之殆尽。(金天)
旁白：《四库全书》的符号意义
盛世修书,可谓中国的文化传统。历代官修书不仅是当时文化水平的象征，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水平。《四库全书》也不例外，它不仅成为乾隆炫耀其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经济发达的产物。
据史料记载，在编纂抄录中，乾隆皇帝事必躬亲。如发现出现违禁书目,一律严惩。有人做过统计，《四库全书》著录书籍3461种,被禁毁的书籍达3100种。禁书的时间比征书的时间还要长。
可是，无论乾隆帝当时对文字的控制多么苛刻，其编订丛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四库全书》荟萃了乾隆中期以前的历代主要典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现在，我们可以从《四库全书》中窥探到祖先们的思想和生活痕迹，也可以从《四库全书》中汲取传承文化和崇拜典籍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最高统治者倡导文化典籍的编撰，往往影响整个社会重视文化、珍视典籍的风气。清朝一代，涌现出学者无数，著名的乾嘉学派即诞生在乾隆后期，这与乾隆帝重视文化不无关系。
甚至后代学者张之洞、鲁迅、余嘉锡等人都认为，年轻人要学做学问，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就知道了。在很多学者的眼中，《四库全书》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
当然，作为一部多达八亿字的《四库全书》，即便影印出版，恐怕也没有人能够通读。但是，如果说盛世修书，反映的是封建王朝的文治武功,那么如今在经济发展后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则成为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投入巨资出版正是把《四库全书》的出版成为一种文化概念，通过这种文化概念向大众传递中国的传统文化。
正如人民大学黄爱平教授所言:“一个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总该有它标志性的文化符号。美国是好莱坞大片,法国是香水和时尚,英国是机器制造业。中国则应该是图书典籍。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都在历史长河中淹没,唯有中国流传至今。中华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很大程度上靠图书流传。图书典籍是我们国家绝不能缺少的根和魂。(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