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就“后WTO过渡期”中美贸易关系叫板——以逆差、知识产权保护等争议性议题促使中国在WTO承诺之上进一步开放市场
“我认为，中美贸易总体在机会提供上缺乏均衡性、平等性以及持久性。”2月14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波特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如是说。
当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份名为《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的报告。这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就其对华贸易政策发表的第一份全面评估报告。
报告认为，由于中国致力于出口增长和发展国内产业，对履行市场开放承诺、保护知识产权和劳工权益等问题不力，使得美国传统对华贸易政策遭遇危机。“推动中美建设性经济关系的贸易政策虽然已经执行了25年，但可能无法继续得到民众的支持，从而对中美两国都将造成不利影响。”波特曼说。
此时，美国商务部刚刚宣布，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达到2016亿美元，比2004年上涨了24.5％。这在美国国会激起了强烈反应。有参议员甚至提议废除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另有多位众议员针对性地提出在国会设立“贸易执法官”。
这份报告不止于对贸易逆差的评估，也不是对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几个热点问题的老调重弹，而是回顾了25年来中美贸易的发展，系统地讨论了美国关注的各方面问题，给出了具体的行动建议。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中美贸易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美国需要重新调整对华政策。
提出的明确诉求
报告将中美贸易关系分为三个阶段：1989年到2001年中国争取入世为第一阶段，2001年到2005年中国入世过渡期为第二阶段，2006年则是第三阶段的开始。
“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最容易执行的承诺大都执行了，最艰难的承诺执行则困难重重。”报告指，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大，对美国乃至全球贸易平衡造成巨大冲击。
尽管承认贸易赤字不仅仅是贸易政策的结果，但报告认为，两国贸易政策应对此起到正面作用。“中国扩张的规模和速度是全球贸易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从进入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以及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中获得好处，但是为了维持增长，在经济和政治上中国都必须承担责任。”
这份报告文件重提对中国WTO承诺的履行问题。其中，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仍是最大的缺点，其他还有服务业监管政策的模糊和冗杂、存在被WTO禁止的补贴、歧视性技术标准、反倾销法律与WTO要求不符等。
更引人关注的，是这份报告新提出的明确诉求：中国要超越WTO承诺范围推进市场开放，为加强国际贸易体系起到“与其分量和获利相符合的作用”。
报告列出了诸多不在中国入世承诺领域却“依然十分重要”的目标，包括在钢铁、汽车等领域通过市场力量分配资源等等。
然而，这一美国新策略最核心的部分，恰恰与中国政府的立场相左。中国商务部负责人曾多次表示，必须在多哈多边谈判的背景下讨论进一步的市场开放；而且在多哈谈判中，中国也坚持世贸组织新成员国的市场开放应该是有限的。
“面对挑战，我们会不惜采取任何可能的办法。”在新闻发布会上，波特曼语气十分强硬。他表示，将加强贸易执法力度，包括组建“中国执法特遣队”，增加与日本、欧盟等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并表示可能将知识产权和汽车零配件问题诉诸WTO。
波特曼并不赞成国会议员提出的制裁中国的议案。他警告说，这种做法是危险和莽撞的。事实上，报告提出的九大行动建议，均以沟通合作为基础。比如要求通过美中商贸联委会等高层机制来推动中国改革；增加与中方高层会谈的效率；扩大美中对话的议题等等。
“不断承受压力”
“美国当然要压中国开放。”原中国外经贸部官员、贸易谈判专家李仲周说，“但是，采取过于激烈的措施会对双方经济造成太大冲击，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沟通。”
在李仲周看来，中方应积极应对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他认为，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同时，采取的类似派驻常驻代表、加强与国会沟通等方式，有助于美国对中国经济的理解。
波特曼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讲话。
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经贸论坛”上，易小准认为，中美贸易大体平衡。他更认为，中国出口廉价商品不仅使得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有利于美国宏观经济。中国廉价产品流入促进了美国的物价稳定；如果没有中国的消费品，美国的物价指数将上涨2％。
他还表示，中国的外汇资金流入缓解了美国财政赤字的压力，“美国能够长期保持高赤字、低利润，如果没有中国的资金流入，是不可能的。”
2月9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中国的国内需求已经开始代替出口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但是，推动国内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投资而非消费；如何刺激消费，依然是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国将继续面对贸易领域的一系列挑战。
首当其冲的便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美国已经于去年10月通过WTO多边机制，要求中国提供更为详细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中国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李玉光告诉《财经》，中国知识产权局局长即将赴美探讨中美知识产权战略合作等事项。今年4月，中国还会经历首次世贸组织成员的贸易政策审查。可以预计，中国的贸易政策届时将面临更多的质询和评估。
此外，欧盟、美国等也在汽车零配件进口政策方面对中国施压，并均表示可能在WTO起诉中国。
“你进了WTO这个俱乐部，就要不断承受压力。”曾经多次参加世贸谈判的李仲周对记者说。
（《财经》2006年第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延伸阅读
解读美中贸易关系评估报告
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了中国入世四年来第一份全面评估对华贸易关系的报告——《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公开宣布要对中美贸易关系进行“彻头彻尾”的评估，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还说调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当其时。这引起了中美两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关注。
主要内容
这份报告在回顾、展望对华贸易政策发展三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三项核心原则、六项目标和建议采取的十项主要措施。报告认为，在第一阶段(1986年～2001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中心工作是与中国谈判基本的贸易协定，将中国带入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在第二阶段(2001年～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督促中国与全球贸易体系结合，遵守入世承诺。从2006年开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容易履行的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已经完成，剩下的全部是难度较大的承诺，且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对美国贸易和全球经济平衡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根据上述分析，该报告提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两项核心原则奉行至今，即推动日益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为美国人民赢得该体系的经济利益。在第三阶段，对华贸易政策还需要增添第三项核心原则——追求更平等、更持久、具有平衡的机会以及能够为美国创造对称的出口部门就业机会的贸易关系。在上述原则下，对华贸易政策的六项目标是：参与；执行和守诺；美国贸易法执法；进一步的市场准入和改革；出口促进；积极确定和解决贸易问题。
报告建议从以下方面采取行动：强化美国贸易代表署的执法能力，组建对华执法特别工作组，以便更好地确保中国履行贸易义务；强化美国贸易代表署获得中国贸易体制和政策综合信息的能力；强化对华贸易谈判能力；就对华贸易增强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协调；强化美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通过美中商贸联委会等高层对话机制增进对中国监管体制改革的关注；提高对华高层会谈的效率；扩展、强化美中对话议题，包括中国参与全球体系、市场准入、电信标准、金融服务业等问题；就对华贸易政策加强美国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协调。
还是理性的
尽管这份报告中的不少论点我们不敢苟同，但这份报告毕竟还是表现出了较多的理性。
首先，这份报告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评价是好的，认为对华经贸的“这些发展有助于扩大和深化美中两国在各个层次的关系”。报告列举了美国从对华贸易中的受益(尽管很不完全):廉价的中国商品促进了美国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五倍于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增长，中国从美国第九大出口市场跃居第四大出口市场。2004年和2005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22％与20％；等等。摩擦是第二位的。
甚至在中国与东亚邻国出口与投资竞争问题上，该报告也颇为公正地指出，中国对美出口增长对于东亚区域而言绝非零和游戏，因为中国更多的是发挥了最终组装线的作用。
其次，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秉承了相对理性的一贯特点。这份报告明确指出，贸易失衡不仅仅是贸易政策方面的问题，美国与其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率差别和储蓄、投资、消费模式等宏观经济因素才是导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首要因素。在该报告的发布会上，波特曼也明确反对把这份报告与贸易赤字挂钩，对某些国会议员酝酿的向进口中国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取消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等极端贸易保护主义议案表示异议。
有鉴于此，作为一个足够自信的大国，我们无需过分敏感，将这份报告视为美国发动全面对华贸易战的前奏。毕竟，这份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强调单方面制裁中国，更多地还是注重获得中国的有关信息以及与中国协商。
主要缺陷
尽管如此，这份报告仍然存在较多缺陷，过多指责美中贸易关系在提供机会、平等和持久性方面失衡，自我反省则付诸阙如。其主要缺陷如下：
首先，上面已提到，报告非常关注中国的市场准入和产业发展政策，强调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发展的第三阶段，对华贸易政策还需要增添第三项核心原则——追求更平等、更持久、具有平衡的机会以及能够为美国创造对称的出口部门就业机会的贸易关系。为此，在报告罗列的美国最关注的问题中，不仅包括市场准入，而且包括所谓“未通报的、广泛的对自己产业的政府补贴和优惠”。
不错，我们也不愿意采用、实施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补贴、优惠等政策工具，但我们希望未来的美国贸易代表署对华执法特别工作组能充分意识到，自由化并非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体系的惟一基本目标，促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其基本目标之一，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体系也为此赋予有关成员一系列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有权利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运用特定政策工具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其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只能承担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力所能及的义务。在这方面，此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的关税减让曾令许多发展中国家遭受重创，中国虽然没有陷入这样的困境，但不会不吸取教训。
第三，与几乎所有涉及对外贸易关系的文告一样，报告隐含地将美国规则当作世界各国必须一体凛遵的国际准则了。这不仅与事实相悖，而且恰是众多摩擦之源，而这些摩擦即使对增进美国自身利益而言也多是毫无意义的。如，在报告列举的对华贸易政策新阶段的六项目标中，第一项就是“参与”，即推动中国加入某些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然而，这些协定和组织通常是有争议的，这种争议又往往是因为其条款“西化”色彩过于浓烈，对发展中国家有较大副作用。
第四，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方面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市场准入开放进度滞后(这一点连在华的美资企业也承认)，而是一些地区擅自提前开放某些部门的市场(如零售业市场)，从而损害了中国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而且，美国在履行向中国产品开放市场承诺方面表现出了许多缺陷，众多中国企业对此深有感受，去年的纺织品特保争端就是一例。
第五，这份报告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其执法的“缺陷”大加指责，声称“知识产权执法是中国的最大弱点之一”。其实，且不提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某些方面已超过美国，甚至有过分严厉之嫌；也不提美国国民、企业、机构对中国商标、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等方面知识产权的侵犯，以及用无效专利向我索取高额专利费等无赖行径；更不提包括IBM在内的不少美国企业对美国过分严格的知识产权法规啧有烦言，以至于主张美国在这方面向中国学习，即使美国政府也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最卖力指责中国的美国企业往往是那些在美国国内因垄断、滥用知识产权而遭到指控乃至诉讼的企业。美国政府不应动用公共权力去帮助美国企业攫取连在其国内都不容许的垄断利润。
美国某些议员奉行双重标准，对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要求往往以“人类利益”等为由加以压制；而对本国企业在外国明显无理的知识产权要求则几乎是一律维护。
美国的政治体制导致了其贸易政策很容易受到特定利益集团的操纵，因此，我们不能不对美国计划成立的对华执法特别工作组表示关注，毕竟，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争端尖锐的时期，美国也不曾设立类似的针对特定国家的工作组。鉴于报告声称对华执法特别工作组将与美国产业界以及政府其他部门密切合作，使得一些利益集团“充分发挥作用”，不少人担心，该工作组会使中美贸易环境恶化，使贸易争端激化。
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今天,我们无意一味追求贸易顺差,也愿意为调整贸易差额做出自己的努力。但问题是，美国贸易逆差不过是美国国民储蓄率过低的表现,并非中国“不公正的贸易行为”所致。
在调整中,无论是为了公平还是为了效果,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只能量力而行,美国自己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调整责任。要求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埋单”,实在荒谬，美国自己必须做出相应的努力来提高本国的国民储蓄。（梅新育）
（《世界知识》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