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幸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政府必须并且有能力从影响人们幸福的外部因素入手，提升人们的幸福度
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质疑字典的权威性，尤其当他们与中国一同变迁的时候。 比如“幸福”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还配了这样一个例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越来越幸福。”
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却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不过，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们身体的健康、工作的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
乐观的预期来自中央和地方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以及“十一五”规划对于“民生”的关注；谨慎的判断则既出自对于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理性考量，也出自“幸福”本身的难以把握。
“幸福本身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说,“它往往会和社会的预期不符。”
“幸福指数”折射执政观变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发展经济是增强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才是目的。追求人民的幸福快乐，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孙清云说。
身为西安市市长的孙清云知道“幸福指数”这个新鲜名词才一年，就把它变成了整个西安的热门话题，今年初西安市“两会”期间，孙清云在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
这还缘于2004年的一次“中国六城市幸福感测试”，测试的结果说，全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
“因为经济落后，我们原来都有点自卑，没想到西安百姓的幸福指数竟然排在上海前面。”这使孙清云及许多西安人深受鼓舞，也促使他们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老百姓的“幸福感”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
“过去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通常是政府在自言自语，按政府的想法做事”，孙清云说，“现在要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看老百姓是不是‘称心如意’。”
让老百姓称心如意，就得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们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们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在他看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一个GDP指标还远远不够，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可以弥补不足，用以标示社会的全面进步。
有西安这样“前卫”做法的政府已经不止一家。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也透露，今年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此前还有杭州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力争成为幸福程度高、生活品质优的“和谐杭州”；更早还有2005年4月，深圳市将“关爱指数、幸福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廉洁指数”等指标列入到该市的“城市文明指数”中。
“这是一种进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正在把原来追求的‘GDP至上论’转向更多元的评价标准。”
关注民生为幸福提供外部条件
孙清云坦言，西安市目前还未制订出一整套衡量“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但“它的意义在于发展方向的转变”，孙清云说，“我们探索的方向是努力成为真正的平民政府，将工作做得更深，更细，细到老百姓的心里。”
没人能改变他人的内心，但至少能为他人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是西安提出“幸福指数”的出发点，也是“十一五”规划突出民生主题的出发点。这是一个转折。
王名认为，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地方政府随之将幸福指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体现了当前执政理念的变化。”
2005年，中央开始实行和将陆续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调整土地征用价格；积极扩大就业，加大就业培训的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解决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加强社区建设；扩大农村养老保障的试点；制止教育乱收费；对农村困难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继续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推进非公企业的工会建设；加强反腐败，加强对中央和省级权力部门的审计监督；严格税收监管，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线；等等。
“这些关系民生、民计、民权、民情、民心的政策和措施，使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说。
景天魁认为，中央的执政理念正在进行转变，并且转变非常明显。“政府的行动将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提供外部条件。”他说。
高速发展中依然存在变数
地方政府重视“幸福指数”得到了代表委员的一致肯定，但对“十一五”末期人们幸福感的提高，一些代表和委员也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幸福本身是个主观指标”，景天魁说，“而且许多问题积累已久，难以在一时之间解决。”
有专家提出，我国改革在不同方向的不均衡影响了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但零点公司的调查则表明，在中国，无论城乡，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子女教育需求和健康需求刚性增长的同时，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价格快速上升，农村家庭因灾、因学、因病致贫和返贫情况更加突出。
另一个使幸福指数下降的因素是贫富差距，这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很多时候超过了贫穷本身。
一位来自上海市的全国政协委员认为，目前，人们的不幸福感主要来自阶层分化和相互之间的攀比。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贫富差距太大，仇富心态正在产生，有些老百姓没法改善生活，就只能抱怨自己投错了娘胎。”和根合说。
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俊秀认为，“这显示出贫富差距已经超越了人们可以接受的心理阈限。贫富差距已经被等同于社会的不公平。”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产生不公平感的心理机制是社会比较，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评价不是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学比较，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回报多于自己的付出就会有满意感和公平感，而是要把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与他人的付出和回报作比较，只有他认为自己的投入产出与他人的投入产出相当时，他才会觉得是公平的。
“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竞争加剧也让人产生比较的压力，体会到不公平焦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王俊秀说。
而一部分农民、下岗工人和城市平民生活不稳定感增加，而且他们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与中间阶层以及富裕阶层的差距太大。所以，“心理特别不平衡，更缺少幸福感。”
“我们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群体的生活非常困难，根本谈不上幸福感”，王名说，“只有首先改善这部分人的福利状况，整个社会的福利才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政府需营造环境“为人民谋幸福”
“在当前的中国，解决人们的幸福问题，政府依然是主导”。李崇富说。
尽管“幸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代表和委员都指出，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政府必须并且有能力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影响人们幸福的客观因素入手，提升人们的幸福度。
而在一些专家看来，对“幸福指数”的应用还要更真诚一些。奚恺元教授提出，地方政府在运用“幸福指数”时，要特别注意避免三个倾向。
首先，避免将“幸福指数”形式化。他认为，目前，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对“幸福指数”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市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如果只注重形式，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
其次要避免短期行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为重要。“我们所谓的极大化幸福，并不是极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极大化全部的幸福。政府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可能老百姓短期内会很开心，但是最后，从长期来讲，实际上是降低了幸福。”奚恺元说。
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奚恺元说，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吃喝玩乐、不求上进，等同于安逸，这也是不对的。主观幸福感同样也来源于一个人的成就感，对社会的贡献，人际关系等等。
最低限度,“政府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张贤亮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政府更应该是一个环境的治理者和营造者。它需要为老百姓营造一个宜居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应该实施公平公正的政治举措,财务公开,官员廉洁,解决好社会治安、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张贤亮说,“能做好这些,就行了。”
(《望新闻周刊》 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