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重点。该工程将寻找“五帝时期”以来中华文明发源发展的真实脉络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憾，中国早期的历史是个谜团。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一些外国学者甚至对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疑惑重重，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冲动”。
多年来，中国学者探索自己文明起源的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在“十五”期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研究。“十一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仍将作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启动，届时将有上千名专家学者多学科攻关，找到“五帝时期”以来中华文明发源发展的真实脉络。
近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接受了记者专访。
谜团：中华文明如何起源
司马迁《
史记》首篇《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对这样一个时期，学术界或称为五帝时代，或称为传说时代、英雄时代、酋邦时代等。《五帝本纪》所记载的是信史还是传说？如何看待五帝时期的历史记载？成为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
王巍说，文献上对中国历史的记载浩若烟海，但互相抵触的情况不少，让人莫衷一是，特别是五帝传说时代的文献记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20世纪初出现的疑古派，从疑古书开始继而疑古史，对春秋战国之前尤其是商之前的历史全盘否定。
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动手寻找历史。8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丰硕成果，新的考古材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的历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同时人们也认识到，《
史记》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绝不完全是杜撰，其中有历史的影子，传递着历史的信息。
从二十多年前夏鼐先生最早提出文明起源课题以来，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持续性热点。“九五”期间展开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了夏商和西周时期的年表，开创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联合攻关共同解决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问题的先例，为研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年代的框架。
此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为主体，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虑到探源工程的复杂性，牵扯面之广、头绪之多，远比断代工程复杂，“十五”期间在中原地区进行了“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为“十一五”全面开展探源工程提出可行性报告和实施方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解决古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是怎样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问题。”王巍说，这里有几个层面，首先是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的概念，所谓文明起源就是社会从一个平等简单的结构走向复杂的、有等级的结构（阶级、国家的产生）的变化。其次，文明的形成以国家的出现为标准。国家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但国家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国家出现后还在不停地发展变化。所以我们叫“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夏商西周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六大遗址：勾勒尧舜时代的社会图景
王巍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初步勾勒出了公元前2500年～前1500年即尧舜时代到夏商之际的社会图景。
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被列入研究重点，它们是：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与传说中尧时代时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和可能是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还有考古学界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大师姑遗址。
六大遗址年代先后衔接，时间上大体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为了解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王权发展的程度以及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王巍说，这一千年的历史正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期。其“社会图景”可作如下归纳：
——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一是农作物多样化，原来认为只有小米粟等是主要食物，现在发现稻米占相当比重，小麦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二是耕作技术的改进，为适应水稻、小麦等多种作物的种植，有了水田、旱田，耕作技术随之发生变化。二里头遗址等都找到了小麦，甚至还找到了除养猪、狗之外饲养羊的证据。
——铜器冶铸技术的发展。到了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中晚期，已经能够制造鼎等青铜容器了，青铜容器的制造比制造刀子等小件物品要复杂得多；而复杂的青铜容器，如鼎在这一时代的晚期成为中国王权的象征。
——社会发展变化方面。一是等级制强化和制度化。比如在陶寺遗址中的1000多座墓葬中，大墓约占1／10，每座墓葬能出土百余件随葬品，而小墓则占大多数，其出土的随葬品寥寥无几；二是大型城邑的出现。陶寺遗址发现了建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大型城址，它非常宏大，有280万平方米，南北1800米，东西1500米。修建这样规模的城址需要大量人力，可见当时组织人力从事工程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三是出现反映王权的宫殿、宗庙。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宫城，发现了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多重院落，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北京紫禁城的建造，开了几千年中国宫城布局的先河。
在对这些遗址的考古调查中，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一时期各个集团之间的战争规模空前扩大。在陶寺遗址,考古人员发现，这个280万平方米的城邑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突然废弃了，变成一个小村镇，与之相应的是，发现了非常残酷的“万人坑”：上百人被杀死，扔在沟里的尸骨有的头被砍下，有的妇女受到残酷的性摧残。
另外，第一阶段的研究还提示出当时自然科学的进步。陶寺遗址发现的距今4100多年的天文观测台，被确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测台。从这个观测台可以观察到太阳与周边山脉所构成的切线，根据切点的不同确定节气。
王巍说，以上这些成果都是经过历史、考古、物理、化学分析、物探、天文、冶金、体质人类学、地质学等近百名学者的配合和论证共同得出的。
会聚和辐射：中华文明起源模式
在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索中，科学家发现，中华民族步入“文明社会”有着漫长的前奏。“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中，各个区域的进程是不一样的，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各个地区都以自己的方式为文明的诞生做着贡献。”王巍说。
多年以前，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已历时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证实，在文明起源阶段，几大江河流域都有程度较高的考古文化，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文明之火，有的可能在发展中渐渐熄灭，更多的可能改变了发展方向，向中原文化靠拢过来。
“在文明的起源阶段，中原文化并非在方方面面都是最先进的，但中原文化有着更强的包容能力。”比如，目前的研究确认，公元前2500年之前，青铜器制造技术是西部地区比较发达，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在甘肃，玉器的加工技术是长江流域比较发达。就连中原农业生产中普及程度比较高的小麦种植和养羊传统也是从遥远的西域引进的。
在文明形成之初，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地区的考古文化都有向中原挺进的意图和行动，最后都没有成功。中原文化在漫长的过程中通过吸纳其他文化的先进因素而最终在文明起源的角逐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
王巍提出，“会聚”和“辐射”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模式。中国各地先进的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会聚到中原，进入夏商之际，中原文化则更多地向外辐射和传播。“但会聚和辐射从来都是双向并存的。”
“因此说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是‘多元’的，而形成阶段是‘一体’的。”王巍说：“‘多元一体’、‘会聚与辐射’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模式。而中原文化强大的吸收能力则是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据《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