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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能像普通公民或者外国的领导人一样，和家人团聚，安享假期
       他们一年来思考最多的、牵挂最多的问题，也反映在春节期间的足迹里
       他们的春节足迹连接起来就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史
       实际上，春节经常是领导人最为奔忙的时刻之一。这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传统。而领导人的春节探访活动也并非毫无选择。他们一年来思考最多的、牵挂最多的问题，也都反映在春节期间的足迹里。
       这无疑具有深刻的符号意义，将它们连接起来，就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社会发展史。
       而梳理这些春节故事，我们也看到了领导人的个性显现。
       1980
       1980年春节是2月16日，邓小平和华国锋、李先念三位领导人一起出席首都党政军民春节联欢会。这是一个三万多人气氛热烈的晚会，参加者包括王震、邓颖超、徐向前等革命元老。复出的邓小平无疑是晚会上最受瞩目的中央领导。
       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果断启动了改革开放。四个经济特区建立，改革开放从广东起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在全国铺开，人民公社无疾而终。仅仅数年时间，改革开放政策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创造力，共同造就了国内经济社会形势一片繁荣。
       1983年2月13日春节期间，邓小平和老战友彭真一起，在杭州观看春节联欢会的节目。几天里，他还视察了农贸市场等地方。
       1984
       邓小平的务实作风，鲜明地体现在他春节期间的足迹里——每一步都具有清晰的指向。
       1984年2月2日是春节，邓小平早早离开了北京。改革开放几年来，广东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也难免泥沙俱下，各种问题不少。激烈的争议随之而来，有人暗地做文章，想把经济特区的发展拉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邓小平决定亲自去特区看一看。
       1月24日，初春灿烂的阳光里，邓小平和家人来到深圳。黄昏时分，他登上深圳国际商业大厦22层顶楼天台，凝望夕阳映照下的深圳新城区，然后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说，“都看清楚了”。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的小渔村，和当地渔民聊天，听村支书说1983年村民人均收入达2300元，家家都是万元户，他有些不信，跑到一家渔民家里去验证。这家人楼房气派、装修精致，还有电视机等家电，主人说月收入在四五百元。他女儿邓榕大声告诉他：“老爷子，比你工资还高呢！”
       邓小平放心了。1月26日，他挥毫泼墨，为特区的争论一锤定音：“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2月1日除夕，邓小平和老战友王震、杨尚昆在广州过年，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一起参加春节联欢。正月初六，他赴厦门特区继续考察，所见所闻令他欣喜，于是再次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考察回北京后，邓小平找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将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纳入开放范围。
       1985年春节，邓小平再次出现在广州白天鹅宾馆，邓颖超、徐向前、王震、杨得志等革命元老陪伴左右。初三、初四他分别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和马万祺。
       在整个1980年代改革进程中，经济、社会和思想领域的争论不断，但邓小平坚持改革路线毫不动摇。
       1986年春节，邓小平回到了家乡四川，他已经半个世纪没有回家乡过年了。
       1988
       从1988年开始，邓小平连续7年在上海过春节，思考和启动浦东开发。
       1988年上海闹甲肝，很多人不愿意到上海去，邓小平不为所动，从杭州到了上海，2月18日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陪同下出席了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他带头违反“约法三章”，不仅与演员一一握手，还俯下身去拥吻一个小女孩。
       邓小平的足迹在上海驻留，其用意引起广泛关注，一些政治观察家已经感觉到：改革开放大局初定，经济特区发展迅猛，邓小平开始思索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他的目光投向了上海浦东。
       浦东没有在改革之初纳入“经济特区”，一直是邓小平的遗憾。后来他曾解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2月24日，邓小平回到了北京。没过多久，上海便有了动作。5月，“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江泽民提出要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区，强调要再造“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
       1990年1月，邓小平第三年在上海过春节。大年初一上午，朱基等上海市领导到邓小平下榻的宾馆给他拜年，并汇报浦东开发的前期准备。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
       春节过后，邓小平回到北京。2月17日，他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会见前他对在场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这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这个春节他过得一点也不轻松。1989年下半年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后，工业增长迅速回落，市场持续疲软，计划经济思潮回潮，改革开放面临刹车的危险。邓小平开始在上海密集视察，连续发表讲话：“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0
       这年春节是1月27日。1月19日，中顾委、中组部、总政在北京联合举行茶话会，2000多位老同志出席，但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却没有出现。原来在这场茶话会举行时，江泽民正在大同矿务局云岗矿160多米的井底。他看望了生产第一线的煤矿工人后，第二天上午来到受灾严重的大同县堡村，走进临时搭起的越冬暖棚里，询问灾农衣、食、住、烧的困难。考察中，他反复强调“要保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稳定”。
       1月18日到24日，江泽民一直埋首山西考察。回到北京后，他马不停蹄，于25日下午出现在人潮如织的东单菜市场和东安市场。
       几乎和江泽民同时，国务院总理李鹏18日到24日在江苏调研。国民经济在“治理整顿”过程中出现了市场销售疲软、资金紧缺等问题，在一些地方引起抵触，李鹏正是为此而来。身着灰色皮夹克的他走访20多家国有和乡镇企业，强调企业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中央“治理整顿”方针进行说明。
       大年初一凌晨一点，江泽民和李鹏一起出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午10点出席一年一度的国务院团拜会。下午，又和田纪云、李锡铭、温家宝赶到京郊梨园乡大稿村，他亲热地招呼乡亲：“春节好！我们向你们拜年来了！”当时天下大雪，他说：“希望今晚的雪下得更大一些，瑞雪兆丰年啊！”
       李鹏另走一路,先到武警天安门守卫大队看望官兵,在天安门广场上抱起游客的孩子与游客们交流，然后又到热电厂看望工人。
       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也都下到基层去了。姚依林到西单菜市场看望全体职工；另一个常委宋平则到街头看望北京的环卫工人，当时青年女司机李顺梅正在擦车，宋平要同她握手，她感到手脏有点不好意思。旁边的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说：“你这是一双工人阶级的手！”
       1992
       邓小平开始南巡之旅。
       
       
       1992年1月17日到2月20日，怀着对改革开放的深思，邓小平开始了“南巡”之旅。1月31日，邓小平来到上海，并和杨尚昆一起在这里过春节。在上海期间，警卫官兵发现邓小平的办公室、会客厅和卧室的灯火常常彻夜通明——他在连夜整理审定后来的“南巡讲话”。
       在小平“南巡讲话”精神推动下，1992年十四大召开，大会报告确立了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邓小平终于完成了他有生之年对改革开放的最后一个战略部署，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第二次腾飞。
       1992年除夕之夜，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一起到解放军驻京某部看望指战员，和大家共同高歌一曲《歌唱祖国》。这一年底李鹏则出差在葡萄牙，在大使馆过年。当时大厅里在包饺子，他也洗手加入。随访人员说：“总理的饺子包得不错，就是速度慢了点！”李鹏听后，笑嘻嘻地将夫人朱琳包好的饺子挪到了自己的盘子里。
       1993
       1993年春节是1月23日。
       除夕的傍晚，一辆面包车驶出中南海，直奔北京市房山区窦店村。江泽民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一起赶到那里给农民拜年。据《人民日报》报道，江泽民走进一间楼房时问：“你们这座小楼多大呀？”
       “290多平方米。”主人答。北京市副市长黄超说：“我们住的不到100平方米呢！”
       江泽民听了点头，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嘛！”
       拜年过程中，江泽民给老人让座，为老人斟满一杯酒，吃桔子的时候开玩笑，将一个绒毛大公鸡玩具赠给老人的孩子，祝他们“鸡年大吉”。
       即便告别了政坛，邓小平也在不断为他们鼓励。1993年1月22日除夕之夜，邓小平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一起欢度佳节时，仍然不忘记向大家表态：“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2000
       在广东经济欠发达的高州市，江泽民第一次陈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
       一连串大事发生在世纪交替之际：东南亚金融风暴，夏季的特大洪涝灾害，功亏一篑的世贸谈判、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空前隆重的建国五十周年大庆。
       然而变化却在起伏不定的局势中酝酿。在新世纪的关口，澳门顺利回归，不久后北京成功申奥，接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切都让江泽民感到欣慰。
       2000年2月底，在广东经济欠发达的高州市，他面对600名村镇干部，第一次陈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相关的评论迅速跟上。3月份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三个代表”思想传遍全国。
       朱基延续了他的前任李鹏的传统：下基层。这位性情总理1998年春天走马上任，“不管前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话音刚落，当年便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和全国特大洪涝灾害的严峻考验。尤其是洪灾袭来之时，江泽民、朱基等中央领导更是风尘仆仆直抵抗洪前线。1999年2月15日年三十，朱基出席春节团拜会并讲话后，下午飞抵武汉，晚上会见抗洪英雄模范和烈士家属，大年初一一早便驱车百余里赴嘉鱼县洲湾中堡村看望灾民。而在2000年除夕，他来到贵州，初一一大早便赶到农民家里，拱手向乡亲们拜年。
       2004
       2005年春节期间，胡锦涛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看望慰问群众，和群众一起打过节用的糍粑，之后送给贫困户查兰明家一台25英的大彩电。温家宝则去了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地方：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他踏着积雪泥泞的乡间小路，到乡村卫生所看望正在输液的艾滋病患者，握着患者的手详细询问病情，晚上又和因艾滋病失去亲人的老人孩子一起吃年夜饺子，共度除夕。他叮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我就拜托你们了，一定要把这些没有父母的孩子、没有孩子的老人照顾好。”
       温家宝除夕走访艾滋病村，凸现中央政府面对现实问题的勇气和对民意的尊重。
       中央政府的务实作风和直面困难的勇气，连续体现在胡锦涛和温家宝这几年春节的足迹里。
       2003年春节，人们看到了感人的场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他在除夕之夜来到辽宁阜新煤矿，下到720米深处，与煤矿工人围坐在巷道的铁轨上，一起吃年夜饺子，共度除夕。不久后的2005年1月，我们又看到温家宝抱住陕西陈家山煤矿遇难职工的儿子，泪湿衣襟。
       他们同样关注城乡和贫富差距。2004年农历除夕，胡锦涛在河北省张北县油篓沟乡喜顺沟村看望农民群众，与村民吕占林一家人一起包饺子。而温家宝在大年三十晚上，探望河南郑州市的几位低保户，关心“厨房里有没有饺子”。
       新一代领导集体春节期间的探访活动，和第三代领导上任伊始颇为类似——他们关怀民情疾苦。不过今天社会的利益分化已远越1990年代，人们更愿意将此解读为新一代领导人的施政符号，对此寄予许多期待。
       事实上，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探访慰问困难群众早有渊源，多年来，下基层考察是他们的经常性工作之一。
       胡锦涛在调中央工作前，曾在贵州和西藏工作多年。1996年春节前，时任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的他赴广西南宁、桂林等地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而在非春节期间，他几乎每年都有相当时间到基层考察。
       温家宝1993年春节随江泽民一起到北京窦店村给农民拜年；1995年春节前，他赴河北太行老区考察；1996年春节前，他赴贵州农村考察扶贫工作；1997年春节前他到太行山区看望老区群众；1999年春节前他在四川农村调查研究；2000年春节前，他受江泽民和朱基委托，赴云南姚安、大姚地震灾区慰问灾民。
       有专家指出：“领导干部春节期间的走访慰问、与民同乐，体现了中国悠久的政治传统和文化遗存。”
       这一传统沿续到新时期，被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用一个颇有新意的词来描述：“政治道德”。
       （1月2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