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李华伟:
李华伟(Hwa-wei Lee)在2003年走马上任时就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创造了一个“第一”: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自1928年成立以来第一个坐上此位的美籍华人。这位在美国图书馆界极有名望的馆长还拥有很多其他“第一”:美国第一位华人高校图书馆馆长，第一位有幸被美国图书馆命名的馆长……
目前，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共有280万本藏书，日文书以110万册的数量居于中文书(95万册)之前。“这里主要有个政治原因。”李华伟解释说，“文革十年中国的出版业瘫痪，我们的购书量也跟着锐减, 但以我们如今的中文书籍购买速度来看，数量很快将超过日本收藏。”
第一个华裔图书馆馆长
祖籍福建的李华伟1949年随家人移居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获得教育学士两年后拿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奖学金，赴美攻读教育行政学硕士。说到与图书馆业结缘，恰恰是因为当时拿到的奖学金并不包含生活费，于是他跑去学校图书馆打工，专门负责为书库“归架”——重新整理归还的图书。这份看似枯燥的工作却开启了他在美国图书馆界40多年的历程。
硕士毕业的时候，李华伟面前摆着两条前景看好的道路，要么回台湾当中学校长；要么留在匹兹堡大学继续攻读教育学博士。就在此时，图书馆馆长找到了他，希望李华伟能为即将组建的图书馆“亚洲研究所”进行中文书目的采购和编目工作。同时，馆长愿意推荐他就读匹兹堡大学的图书馆系硕士。
李华伟自认坚持下来的动力是“年轻”和“愿意投入”。他说：“我从学生时代就有这样的想法：要做好一件事虽然很花时间，但却能培养一个人的才干和吃苦精神。”这份兴趣和执着让李华伟留在了匹兹堡大学。他一边工作，一边攻读学位，每天只能睡4、5个小时，但仍然无怨无悔。
1962年李华伟被聘为美国都肯大学图书馆的技术部兼非洲部主任，主管书籍的采购和编目。两年后，拿到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他又被导师推荐到宾州爱丁堡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于是，他成为该校第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图书馆馆长。
“如果说我在图书馆界的东亚经验是在匹兹堡大学积累的，那么东南亚方面的经验就要归功于在东南亚七年的亲身实践了。后来我能入选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就是依靠这两大优势。”李华伟说。
1968年，李华伟赴泰国主管美国国务院院外总署的东南亚图书馆项目。越战结束后才回到美国，并在克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当了三年副馆长。
“我1978年来到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是看中了它在东南亚馆藏方面的雄厚实力，这恰恰是我的特长所在。俄亥俄州共有13所州立大学。最大的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图书馆以东亚馆藏见长。”李华伟说。结果他在俄亥俄大学做图书馆馆长一做做了21年。
21年间，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总量从60万册发展到200多万册。当初李华伟刚到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时候，只容纳110名会员的美国图书馆界权威机构“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根本不把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放入考虑之列。1996年，他们却正式邀请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加入。到1999年，俄亥俄大学图书馆在这个协会的排名也从三年前的第82名跃居为第70名。
死书活用的管理之道
“图书馆要想管好，首先收藏要好，有特色；其次是服务要做好。有好书却不能物尽其用，那就会留下遗憾。”专业经验十分丰富的李华伟如数家珍地说。为了发挥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东南亚典藏特长，他建立了全世界第一所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收集东南亚华人的历史、资料，并与中国暨南大学、新加坡华裔馆合作，将信息通过数据和网络方式，供全世界所有有兴趣的读者查阅。
“移居到东南亚的海外华人最初是依靠会社、同乡会等组织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些团体积累了很多华侨们早年的奋斗史和生活记录。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并没有祖辈那样珍惜这些历史资料，很多东西都由于年代久远而遗失了。”
他说，“当时，我有种将之收集起来的紧迫感。印尼的华侨组织名叫‘公馆’，连曾殖民那里的荷兰人都很重视，希望能获取其资料以飨本国学者。于是我想，我们也应该收藏这笔历史财富。”
然而，无论要将收藏做好，还是要活用资源，都离不开一个字——钱。李华伟为图书馆募到900万美元的基金，放入俄亥俄大学基金会，每年从中抽取6%的利息，即54万多美元用于图书馆的建设。显然这笔经费是不够的。虽然州政府也有拨款，但是公家的钱要专款专用，限制很多，如“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这样的项目根本不要想沾上边了。
“其实,现在很多图书馆招聘馆长时,募款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一条。”他说,“我们对外接触的渠道很广,实业家、私人收藏家、乃至书商、善心人士,都是主要的资金捐款人。华人研究中心的建立就多亏了香港的银行家邵友保100万美元的支票。”
“然而，人脉并不是充分条件，最终决定你是否能募到款的要素是你要把图书馆管好。”他说，“有了‘家底’之后，还要对外宣传，物尽其用。如今在国会图书馆，我们也经常和外界的组织一起搞活动，最近，日本驻美大使就主动找到我们，要来国会图书馆做演讲。”
李华伟的“活用”思路帮助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提高了知名度，1999年他宣布退休时，校方送给他一份惊喜：用他的名字为图书馆命名，可谓开了美国图书馆界的先河。
华人：与图书馆业一起成长
李华伟近半个世纪的旅美旅程让他在图书馆界的华裔后辈们都很憧憬，常常要问起他的心得体会。
“肯干、认真是我的经验之谈。”他说，“白人总觉得行政工作是他们垄断的行业，华人由于语言和表达能力的劣势，没有竞争力。但我以为：我们首先不能小看自己。我们的天然不足是可以克服的。比如，英语发音不好，可以用坚实的写作功底来弥补。当美国人从你的文字中看到你言之有物时，他们是会认可你的。相反，我们对于亚洲、中国的了解比美国人要多，发挥这些长处就能让你在同行间立足。但有时，中国人的缺点就是太谦虚了，不肯力争。”
寄语后辈之余，李华伟也不忘幽默地说：“我进入图书馆界也是拜天时所赐。人们说，1960年代的华人在美国就从事三大行业：餐饮业、洗衣业和图书馆。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感到自己不了解亚洲，因此在很多大专院校中设立了亚洲研究中心。于是，众多赴美学习语言、历史和教育的中国人看到了就业机会，转入图书馆业。”
李华伟说华人几十年来在美国图书馆界的地位已经有不小的提高。他说：“我1990年代任图书馆馆长时，和我同样在美国大学当馆长的可能只有一两人，现在应该增加到三、四人了。另外我们业界的华人组织‘华美图书馆协会’的注册会员如今是1000多人，但是估计实际的数字很可能超过5000人。”
经常回国参加学术活动的李华伟认为中国的图书馆业发展很迅速。
“我1982年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时，那里的图书馆还非常落后，但是90年代的中国则出现了迅速的发展。一座座图书馆大楼都建得很漂亮，从业人员也有专业背景，50多所大学开设了图书馆专业。现在，国内的中文图书数字化比我们做得都好，也比日本等很多亚洲国家要强。”李华伟说。
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改革
“民主化、透明化和人性化是(在美国)管好图书馆的三大要素。如果说我在这个行当几十年来有最大的成就，或许就是一直在尝试让这三者有机地融合于管理工作当中。”李华伟说，“与前两个要素不同，人性化带有我们中国人的理念。美国的规章制度非常严，往往缺少点人性的东西。但是‘人性’太多了，就会变成‘人情’。因此还要辅之以‘理’，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美国没有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就担当了这种职能。从200多年前，杰斐逊总统将它的私人图书收藏卖给国会图书馆时，就树立起这样一种理念：国会图书馆是面向世界的。美国人的知识有限，图书馆应该尽量收集世界各国的图书资源。
“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劳工部下只设有小型图书馆，馆藏极不全面。需要查阅中文典籍时，他们都会采用我们的资源。政府部门之外，美国还有70多所大学有东亚馆藏，但即使是哈佛大学燕京学院，中文书籍也不如我们。”李华伟说，“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大英图书馆在中文收藏，甚至亚洲收藏上，数量也在我们之下。”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政府部门，官僚气很重。因此，我来之后就做了一些改组。目前的亚洲部下直接设以图书收藏科和学术服务科两大纵向分支，再辅以横向的五大语言组，包括中文/蒙文、日文、韩文、东南亚组和南亚组。虽然语言组别比以前模糊了，但在购书决定和服务上更有弹性，更有效率，”李华伟说。
在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工作了27年的居密(Mi Chu Wiens)拥有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如今是亚洲部学术服务科科长。她说：“李博士是难得一见的行政人才。在短短两年半内，把一蹶不振的中文组带到了生气蓬勃的境地。”
（2005年11月24日“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