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1994年，当众多经济学家都在津津乐道于亚洲的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在文中，克鲁格曼针对亚洲经济的增长模式冷峻地指出，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在内，如果不尽快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依靠对资源、劳动力、资本高强度的投入，东亚获取的经济增长奇迹不可能持续下去。
对克鲁格曼的预言，大部分经济学家当初都不以为然。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克鲁格曼是危言耸听。直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克鲁格曼的预言才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引发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关注。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令世界震惊的经济增长速度。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选择，国内很多经济学家根据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lter·G·Hoffmann）提出的“霍夫曼定理”，沿用先行工业化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历史经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经历“重化工业化”阶段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必要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樊纲先生是代表性人物，活跃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以及“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都是坚定地捍卫这一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重型化是中国经济必经阶段”，樊纲先生认为“不走重化工业道路对我们不利”。
对于“重化工业化”增长模式，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极力反对，提出应该走一条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争论。与吴敬琏先生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陈志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研究员等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的重化工业盈利常常带有虚假成分，通常是由政府把要素价格压得很低所致。造成高资源和资本投入，低效率产出。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也坚定地站在吴敬琏先生这边，他在2004年的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演讲时指出，如果中国继续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其能源消耗将是中国和世界难以承受的。
尽管在增长模式的争论中，主张“重化工业化”的这一派在实践上处于上风，但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反对派并未放弃，他们一直执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坚持在很多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关于中国增长模式的争论一直散见于各种大众媒体，但媒体对于争论双方的立论依据缺乏深入了解和理解，因此，关于增长模式争论的诸多报道热闹有余，但系统性和理论性均有不足。吴敬琏先生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既是对这场争论的系统梳理和评析，也是对中国应该选择何种经济增长模式这个问题的有力回答。
对 话
□ 您的新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人们用的更多的好像是“增长方式转变”。请问您说的“增长模式抉择”和“增长方式转变”是一回事吗？
这两对概念大体上是对等的，不过“增长模式”一词更强调原因，“增长方式”一词则更侧重结果一些。经济学家经常用早期增长模式与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来强调投入驱动的增长和效率改进驱动的增长；“外延增长方式”和“内涵增长方式”是前苏联经济学家为了解决增长率下降和生产率下滑问题，从《资本论》里找出来的概念。当然，最后因为体制问题没有解决，这项任务没有实现。
“外延增长方式”和“内涵增长方式”在国内也经常被翻译成“粗放增长方式”和“集约增长方式”，我想这不大准确。因为“集约增长方式”隐含着密集投资的意思，和想要做的事情正相反。
书名用“增长模式”而不用“增长方式”，是想强调我们如果不追究增长的来源和配套制度，只有转变增长模式的意愿还是不够的。
□ 近年来，您好像一直在强调“重化工业化”阶段不适用于中国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
“重化工业化”阶段论实际上是根据早期增长模式和工业化模式提出的假说，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后期就开始从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所以“重化工业化”阶段论不过是个被实践否证了的假说。它不仅不适用于中国经济，在别的地方也是不适用的。
马克思透彻研究过旧型工业化道路和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在《资本论》里，他很尖锐地提出来，主要靠对机器大工业投资驱动的增长，结果必然是大资本与中小资本之间矛盾的激化，失业人口——他用“相对过剩人口”一词——不断增加，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无法提高。沿着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后来列宁假设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推导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到20世纪20年代又通俗化成了“重工业优先增长”，后来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结果增长率和生产率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不断下降，一直到苏联解体也没转过来。
东亚也一样。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提醒以“流汗”为基础的早期经济增长不能长期持续，现在新兴工业化经济都把积极推动向现代经济增长看作维持增长的关键。
所以,不光中国,别的国家也不适用“重化工业化”阶段论,因为这根本就是被否证了的假说,所谓“霍夫曼定律”并不真是“定律”。从2004年7月以来,我一直强调说这件事,就是担心近几年的“重工业化”浪潮会给中国增长带来很多不良后果。
□ 按照中国的国情，重化工业化到底会产生哪些不良后果？
总的来说，就是中国经济不能扬长避短，整体经济效率下降。我们国家“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缺乏、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重化工业化浪潮使我们的经济陷入重点发展高资本和资源投入、高环境损失、低就业和低盈利产业的陷阱，人力资源优势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种格局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比起一年半以前，现在看很多不良后果已经很明显了。很多高耗能产业出现了巨额亏损，经济高速增长，就业形势却一直严峻，生态环境代价沉重，等等。现在电解铝、钢铁、汽车等行业已经严重供大于求，这个清单上的行业还会越来越多。银行低息贷款支持了这些行业的投资，更会导致金融风险的进一步累积。至少要用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才能消化这个重化工业化浪潮带来的不良后果。
□ 我们的相对优势之一是劳动力便宜，而且这些劳动力的素质相对比较低，致力于高附加值的产品的自主研发和品牌营销，是否不是当前的最优选择？
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人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学技术人员并不在少数。高校注册学生数居世界第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几乎是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比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个的所有就业人口都多，也超过西班牙的全部人口。中国虽然不能一步登天，全面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技术化，但在有条件的地方努力实现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上下游延伸，仍是我们必须力争做到，也是完全能做到的。看看我们的博士生找不到工作，应该抱怨哪个呢？
□ 您在新书中提出中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并明确指出中国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第三，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同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听起来有点拗口。
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和科学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有效运转的科学共同体，势必使技术创新面临更多的风险。这就要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尽量排除学术评价过程中的非学术因素。用“与科学相关的技术”（the science－related technology）这个词，就是想强调这一点。
□ 企业首先要求生存，然后才能求发展，现在很多企业自主研发就难以生存，给别人做代工，做OEM和ODM，都比做自主品牌要赚钱，活得更自在。所以，很多企业的人说，做OEM和ODM挺好，没有必要冒做不成的风险去做自主品牌。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OEM和ODM做得好，是很好啊；那些有志于自主研发、自主品牌的，也应该让他们发挥自己的志向。我们钦佩为国争光的英雄，不意味着打击这些做这个的人啊。
□ 现在许多城市采取了各种限制农民工进城的做法，这些城市领导担心的是．农民进城会进一步加重城市的负担，再说在户籍制度还没有取消的情况下，怎么才能够比较现实地消化农民工？
服务业和小企业是新工作岗位的主要来源，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创造新工作岗位的能力很差，就业容量很低。采取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强调重点发展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重化工业，势必造成就业状况的恶化。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和资本深化，已经造成就业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就业人口的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比值）急剧下降。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000年以前不到3％，2000年到2003年期间节节攀升，2003年已上升到4.3％。所以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便利中小企业，这样才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速度。
□ 为什么我们的简单制造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盈利率和附加值更高一些的研发设计、软件服务业却发展得极其缓慢？
陈志武教授指出来，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有着很不相同的要求。与有形物打交道的制造业对体制、机制的依赖性相对较弱，而与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却很高。在制度不完善的社会里，这类行业更容易发展缓慢和停滞不前。如果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高附加价值、高盈利率产业的发展，它能够发展的也只能是那些低附加值和低盈利率的产业，它的人民也只能在国际分工中从事低收入的行业，“卖‘硬苦力’”。所以，制造业要向上下游延长价值链，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就必须改善体制，消除体制障碍。
□ 要实现您所说的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简单地说，是要建设有限和有效的政府。有限政府要解决政府“越位”、“错位”问题，有效政府是要解决“不到位”问题。
有限政府是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企业、商会和其他社群组织,除非在市场失灵、并且政府干预有效率的条件下,不干预市场交易活动和企业的微观决策,不在地区、部门、企业间依据政府自身的偏好配置资源。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结构调整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出,各级政府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成为经济结构的主要调节者,是过度投资、产业结构恶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把资源的定价权还给市场,才能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还需要政府低成本地履行以下几方面的职责：（1）提供法治环境；（2）通过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3）有效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4）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加以弥补。其中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当然，建设有限和有效政府，还要国家财政顺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改善整个政府体系的动力和机制。现在我们还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竞争性领域的企业；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在义务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甚至社会治安维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按照“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也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任务。
□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您的这个建议是不是有些不现实？毕竟目前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都想在自己的任期内为本地的经济增长、财政税收等方面做出些成绩。如果把重点放在发展服务业，显然不如发展重工业来得快，像北京现代汽车，投产200天，就给北京市创造了37亿多元的利税。发展服务业哪能这么快地立竿见影。如果在自己的任期内，不能保证经济增长，很可能是要丢乌纱帽的，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个建议很难得到响应，尤其是难以得到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响应。
我根本上不赞成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资源配置过程，你说的各种情况往往与政府的越位有关。所以，要转变增长模式需要完善经济体制，关键又在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和有效政府。
（摘自1月6日 《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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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OEM与现代工业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著名的品牌商品制造商，常常因为自己的厂房不能达到大批量生产的要求，又或者需要某些特定的零件，因此向其他厂商求助。这些伸出援手的厂商就被称为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生产商)。如将之引申到IT领域的话，则表示那些进行代工的生产商。例如CPU风扇、Intel或AMD公司本身并不生产，它们通常会找像日本三洋公司这样的专业电机制造企业作风扇OEM生产。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某制造商设计出一种产品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另外一些品牌的制造商看中，要求配上后者的品牌名称来进行生产，又或者稍微修改一些设计(如按键位置)来生产。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其他厂商减少了自己研制的时间。例如一些日本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实际上就是由台湾厂商代工生产的。事后，台湾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只要修改某些设计细节或配件便可以以自己的品牌名称进行批量生产。原因在于它们为这些日本品牌作的是ODM而非O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