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他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改革开放后，他是入选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50位世界知名企业家中的中国第一人。
改革开放前，他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改革开放后，他是入选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50位世界知名企业家中的中国第一人。集两个时代的殊荣于一身，无人能出其右；他被国家领导人称为“红色资本家”，他又曾当选国家副主席，集政商两界的尊号于一身，亦无人能及。他曾是中国最富有家族的继承人，他是解放后中国国有化运动的带头参与者，他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窗口公司的领导人，而在他身后，荣氏工商家族百年的创富传奇亦得以延续。他的经历是中国建国后50多年政治经济生活的缩影。他是荣毅仁。
2005年10月26日，89岁的荣毅仁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旅程。他的离去，为中国当代社会留下了什么？梳理他身上众多的符号意义，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了作为企业家的荣毅仁和他代表的荣氏家族。为什么是荣毅仁？为什么是荣氏家族？
2005年11月12日，荣毅仁的骨灰在无锡市马山华侨公墓安葬。这块墓地是荣毅仁的长子荣智健十多年前就买下的，距离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和伯父荣宗敬的墓地三四十公里。
“荣毅仁是我的第一个‘首富’，当时我对他是不是国家副主席不很了解。”胡润说。1999年，胡润尚在《福布斯》任职，荣毅仁及其家族被排为中国50位富豪之首。在中信内部，员工私下仍称其为“荣老板”。
然而“荣老板”的意义远非财富所能表达。“从解放到改革开放，荣毅仁的后半生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曾任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的张绪武如此评价。张是清末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孙子。
荣毅仁曾经是一个符号，中国政府由此对外传递改革开放的决心和速度。“无论中信公司的试验产生什么结果，这家公司是不会破产的。因为，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倘若真破产了，也就意味着中国开放政策的失败。”1987年，《远东经济评论》发表文章说。为使他的符号意义对海外更具辐射力，荣毅仁的党员身份生前未曾公开。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叶宝珊老人与荣毅仁相交多年。11月1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他指着报纸上的讣告很激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共产主义战士’，普通人不会这么说的，评价很高。”之后，在11月3日举行的追悼会上公开的《荣毅仁同志生平》揭开了谜底，荣毅仁于1985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民族工业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到公私合营，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通过荣毅仁，荣氏家族得以完成过去与现在、国内与国际的跨越。在中国现代工商家族中，能够在大陆延续至今再度显赫的，荣家恐怕绝无仅有。
荣氏企业的开创者荣宗敬去世后，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此次暴敌侵入淞沪，复能不受诱胁，避地远行，志节凛然，尤堪嘉尚，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激励，此令。”
事隔七十年，《荣毅仁同志生平》如此写道：“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荣毅仁同志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一首一尾，相得益彰。
人们通常无法选择时代，但当荣毅仁可以选择的时候，他在香港和大陆之间选择了后者。之后的经历想必他不能料到。比荣氏创业更早、同为无锡工商巨富的唐翔千家族，建国后选择了在香港发展，久盛不衰。可以设想，如果荣毅仁当初选择了香港，成为第二个唐氏并不困难，荣氏家族在海外尚有众多企业家后代可为证明。而像荣毅仁一样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顺势而起，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坚，并且培养出荣智健这样的第三代企业家来续写家族财富传奇，没有过人的本领难以做到。
荣毅仁后来的经历，父辈的荣宗敬、荣德生恐难想像，时代不同，但是作为企业家，他们在荣毅仁身上种下了优秀的基因。同时，时代潮流并非总是一往无前，期间轮回反复，又颇多雷同。
好的企业家是相似的。
角色转换
1952年，荣德生去世。
荣氏企业是在连年战乱兼官僚资本的不断掠夺中发展起来的，荣德生甚至经历过官匪联合的绑架，因此在去留之际意志坚定。建国初期，经济凋敝，荣德生建议政府为企业纾困。政府特拨专款100亿(旧人民币)，并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由荣德生任管委会主任，荣毅仁任总经理。除武汉申新四厂仍为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主持外，申新各厂的管理统一，经营状况明显好转。荣德生创业多年，只见过雪上加霜巧取豪夺的政府，由此热爱新社会自然而然。
荣德生去世前一年，因为经营困难，李国伟在征得他和荣毅仁同意后，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申请，得到批准。这是荣德生看到的惟一一个荣氏企业公私合营。1954年，荣德生去世两年，荣毅仁已经将荣氏各地的企业悉数申请公私合营。1956年底，毛泽东主席建议，推荐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上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荣家现在把全部产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起了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上海要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无锡荣氏家族事略》)
1957年，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如果还活着，荣德生是否会像荣毅仁一样把全部企业公私合营呢？江南大学陈文源教授研究荣氏家族20多年，他说：“可能不会像荣毅仁这么痛快，毕竟这些企业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而荣毅仁只是参与了管理。”事实上，荣毅仁做出公私合营的决定也并不轻易。周恩来在谈到荣毅仁当时的状况时曾说：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师吉金《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989年1月20日，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会上，荣毅仁说：“现在社会上有这么一股风，就是大家不怎么热爱社会主义，不关心社会主义的发展，当然这股风有多大我不敢说。我看这问题还得讲一讲。我们国家要富强、要发展，非得靠社会主义、靠公有制不可。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存在，但主要还是公有制。我看我是有资格说话的。我当过资本家，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可现在信社会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有好多同志没经历过，不知道它内在的腐朽，人与人之间倾轧、尔虞我诈，什么东西都有。现在奇怪得很，我这个资本家拥护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的人，要往资本主义路上跑。”
1986年，荣氏家族200多海外亲属回国团圆，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荣氏亲属散落在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荣毅仁的二哥荣尔仁一族在企业经营上成就最大，其子荣智宽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当地威望甚隆。
从大资本家到新中国的副市长、中信公司董事长以及后来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命运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1954年，荣毅仁38岁，他无法想到自己还能再度成为“荣老板”，只是要等25年。
实业报国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荣毅仁(时年63岁)、古耕虞(74岁，猪鬃大王)、胡子昂(82岁，钢铁大王)、胡厥文(84岁，新民机器厂等创始人)、周叔(88岁)“工商界五老”座谈。邓小平向大家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大家的意见。
历经十年动乱，荣毅仁听到邓小平的话时的心情应当与解放初期的荣德生相同。据原中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庄寿仓回忆，当时“五老”中有几位要求摘除资产阶级的“帽子”，而荣毅仁却提出了吸引外资兴办实业的建议。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正常反应。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让他写份报告来。
庄寿仓回忆，那时候荣毅仁没有助手，就亲自动手，熬了几个夜晚，写成报告，上报邓小平。五老中，后来办企业的只有胡子昂和荣毅仁。
1912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召集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时称“临时工商会议”)，各地代表百余人，荣德生是无锡四位代表之一。他在会上提出“推广纺织业案”、“请选派海外实业练习生案”和“兴办制造机器母厂以振起各项工业案”。陈文源说，当时的民族资本家都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绝非今日一些只为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可比。荣德生的提案让人惊叹：1912年，一个只念过6年私塾的人竟然有如此见识。那一年，荣德生37岁。
1979年，荣毅仁提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报告批下来时，他已经63岁。机会来得比较晚，但它总还是来了。庄寿仓回忆，中信筹组时，国务院正在起草编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荣毅仁是征求意见的主要对象之一。草案第四条规定外国投资者投资份额不得超过49%。荣毅仁认为不能这么规定：中国正是因为缺乏资金才引进技术设备，如此限制比例，就要拿出更多的钱去陪外资，与本意不符。当晚，荣毅仁口述，庄寿仓笔录，“从晚饭后直弄到深夜两点”，才完成了意见书。最终，该法将比例定为“不低于25%”。
中信公司初创虽然艰难，但毕竟是国家的公司，而且所负使命极特殊，自然所受限制较少。1987年4月1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中信公司的投资项目能允许到多大？荣毅仁回答：按照我国的规定，两亿人民币以内的项目可由国家计委委托，两亿以上由国务院批。对我们来说，没有这个限制。只要我们能够解决能源、原材料等，就可以由我们自行决定，当然，要向国务院报备。张绪武说，国家允许中信每年有两到三个亿美元的外债。有很多人认为中信融资方便，是一家搞金融的公司。1992年，在一次中信公司工作座谈会上，荣毅仁再次强调：“中信公司的主业是什么？有人说我们是金融性公司，我开宗明义地讲，我们的主业仍然是进行生产技术投资，是搞实业的。兴业公司更应把实业放在第一位。尽管我们现在工作苦一些，经济效益暂时还不太理想，但是这个方向不能丢。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风物长宜放眼量，国家强大要靠实力。”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由钱庄到面粉再到纺织，最终成为行业“大王”，就是为了能够以实业改善国家的经济面貌。荣毅仁说“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荣氏兄弟当年真正是立足无锡，放眼全国，不断把企业所得利润继续投入企业，30年时间，从最初一家小小的面粉厂发展成为拥有12家面粉厂、9家纺织厂的全国最大的面粉、棉纺企业集团。荣德生曾说：“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用在事业上面。”1946年，荣德生被绑架，如此大的企业家，筹措50万美元的赎款费尽周折。
1979年，荣毅仁拿出自己的部分积蓄作为中信的开办费。陈文源回忆，曾有人说过，荣毅仁公私合营后所拿的企业定息累计大概有3000万元，但不知是否确切。为国分忧是荣氏家族的传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让企业填写《调查赔偿损失表》。跟随荣德生20年的薛明剑(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哥哥)曾经回忆说：荣德生向他咨询，薛淡淡答以“填填即可”，因为并不相信真能赔偿。荣德生则很认真：“此项赔偿由中国政府出之，抑由日本赔出？”薛答：“真正赔偿的时间尚远，现可暂时不去问它。”荣德生面容严肃：“如仍由中国自己的政府赔出，我们一分不要，可以不必填。因为我们可以自力更生，自谋恢复。如能由敌方日本赔偿，不问多少巨细，皆愿乐于接受。”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企业内迁，中国民族工业损失惨重。荣宗敬1938年去世后，荣氏集团开始分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辅仁)与荣德生的大女婿各执一端，荣德生的总公司“事权全非，远异吾兄在日”。荣德生不似兄长强悍，无力挽回荣氏企业分崩离析的局面。
中信发展十年，业已发展成为庞大的企业集团。1987年11月，荣毅仁在中信全体职工大会上说：“现在公司大了，我这个董事长不好当了，我能力有限，以前一百多个人时，我每个同志都能叫出名字来，现在一千四百多人让我叫可就不行了。”
尽管外电曾称“中信公司在中国是很特别的，但如果它是在纽约或东京，又会有多少特别”，“中信公司经过实践证明自己远不是那些为赶紧捞取1980年至1982年间北京下放贸易和其他权力而胡乱成立的几百家中国企业中的一个”，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中信公司有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1988年，在接见加入中信的新大学生时，荣毅仁讲道：“外面说我们公司都是高干子弟。我不排除你们中间有高干子弟，但要跟大家说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搞了那么多红五类、黑五类、乱七八糟的事，不要总说什么高干子弟，要看这个人能不能做工作。是高干子弟，能力不够也不行。外面有这种说法，我今天跟大家说清楚，大家注意一下，也许是别人胡说八道。”张绪武说，荣毅仁“城府很深”，深谋远虑，能够在公司的矛盾双方中巧妙周旋并使之化解。公司大了，项目数量巨大，质量难免参差不齐，控制能力就受到了考验。在1987年的全体职工大会上，荣毅仁说：“我们搞项目，说怎么怎么好，可行性报告如何如何，项目一搞成就不管了，又去搞旁的项目了。这样不行。项目搞了，公司钱放进去了，要收回来的。花架子别搞！还有一个是不要搞歪点子，搞那些投机倒把、违法乱纪、乱七八糟、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不能搞资本主义那一套！”1989年1月20日，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会上，荣毅仁说：“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年搞项目要按规定办，今年重要的项目都要我批，当然我也要和大家商量。否则，我不认账。搞项目，一定要按公司的规定办，另外要让我知道，否则，上面要我说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行？”(以上见中信会议简报)
1989年，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康华、中信、光大、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农信等五大公司的审计结果，中信有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私自买卖外汇、超越经商范围倒卖紧俏物资等行为，其他四家公司的问题大致相同。但是中信没有其他公司的偷漏税问题。目前五大公司中，延续至今的只有中信和光大。
在中信14年，荣毅仁从63岁做到77岁，工作热情一直不减。1993年，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一个曾经的大资本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副主席，荣毅仁的符号意义变得更加深刻。
经营之道
“我想，不是任何一个办点工厂公司、赚点钱的人，都可称作企业家的。一个企业家，尤其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至少应该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素质：对形势有深邃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对业务发展具有战略眼光和丰富的想像力；深谙经营管理，多谋善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前进。而荣董事长，就是这样一位在海内外享誉的企业家。”中信办公厅主任姚进荣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如此评价荣老板。
1959年6月21日，上海举办过一次荣家企业史料座谈会，荣毅仁谈道：“我伯伯和父亲的经营思想作风各有特点。我伯伯重业务，主张做交易所；我父亲反对交易所，重视生产成本。伯伯重洋，喜欢请外国人，重视科学知识；父亲重土，比较保守些。但是，他们两人要求发展事业是一样的。”
荣宗敬的名言是：“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 荣宗敬和荣德生虽然一个喜欢冒险，一个沉稳谨慎，但对于举债经营却有共识。荣德生认为，只有“欠入赚钱还钱，方有发展之日”。而荣宗敬则更为激进，他说：“我虽没有钱，人家肯借欠给我，我就要借。”1925年到1933年间，荣氏企业先后购进四家纱厂，同时新建了申新八厂，其借贷资本已远远超过自有资本，达到四比一。对于举债的风险，荣宗敬认为：做生意有赚有蚀，不会永远蚀，也不会永远赚。蚀了就罢手，就蚀定了，蚀本时不停手，反而更放手去做。真要倒，别人都要陪你倒，也决不让你倒，也就永远倒不掉。荣氏兄弟在银行拥有股份，并且还与银行总经理结成儿女亲家，为企业借贷扩张打下了基础。
1982年，中信首发100亿日元私募债券，促成仪征化纤的上马。“谁人不借钱？借债就要运筹帷幄，怎么借？怎么用？怎么还？这是借债上的全部文章。”荣毅仁说(计泓赓著《荣毅仁》)。
荣氏兄弟在办实业的过程中，渐渐推行科学管理，制定出了“标准工作法”，对产品的质量严格控制，对工人恩威相济，有奖有罚。同时，广揽能人，创办专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
1979年，中信初创，荣毅仁请来原工商界的故旧以壮行色，当时，他们中年龄最小的荣毅仁也已经63岁，都极富实践经验。1987年，《远东经济评论》有文章写道：“为中信公司说句公道话，大多数中国企业即使得到同样的机会自由，也不大可能取得这么多成果。中信公司有一个以在中国所剩寥寥中的几位前上海企业家为主体的领导班子，他们有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中经营大实业的实践经验，尽管这些经验有些过时。”
1987年5月，《远东经济评论》发表《推出它的西方形象》，对中信公司的独特加以描绘：“该公司被称颂为中国惟一一家‘既懂金钱又懂生意经’的公司，因为它‘把良好的关系网同出色的经营管理天衣无缝结合在一起’，又有能力‘招收最优秀的人员’。一位商人甚至抱怨说：‘中信公司是如此之好，以至于使外国人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产生错觉。’”同年5月的《纽约时报》如此描写中信：“在外国企业领导人眼里，中国金融界巨头——中信公司——有时似乎在各个方面与中国迥然不同：资本主义，大胆放手，讲究效率，重视赢利。”
对曾经效率低下的中国企业的反感，使外国人对中信的赞扬无以复加。中信看上去就像是荣毅仁本人，有风度，有活力。
荣毅仁多次在中信的会议上强调信誉的重要性：“离开了信誉，是搞不成业务的。你们知道我家过去是搞面粉厂的。面粉厂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说一个故事。开厂的时候很不容易，刚开始没有多少钱，有一年发大水，小麦很潮，放久了有一股味道。我父亲就下命令，不能买潮湿的，都得买最好的。后来，市场上的面粉一比较，我们的最好。资本主义企业的信誉是很重要的，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更要讲究信誉。”(见中信会议简报)
平民情怀
从荣毅仁史家胡同的宅邸到中信公司四层的追思室，从梅园的乐农别墅到八宝山的告别室，自愿前来追悼荣老板的人络绎不绝。他们来送别荣毅仁，也是表达对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财富家族的尊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见把解放前中国民族资本家分为四种类型：绅士(如张謇)、买办(唐廷枢)、官僚(如盛宣怀)、平民(如荣氏家族)。
荣氏兄弟从平民起家，本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将企业发展壮大。因为来自平民，所以他们能够体恤下情，与众同甘苦。作为一方巨富，荣氏家族对公益事业大力支持，一生在无锡建桥百余座，同时修路办学，不遗余力。
荣德生当年费巨资所修梅园秀美可观，竟然免费对游人开放，此种胸怀如今罕有人及。梅园开放后，小商小贩不绝，园中环境一度恶化。但荣德生认为自己能给他人带来生计，并不制止。
1934年，荣德生六十大寿，捐寿仪6万修建宝界桥。桥宽近6米，长375米。荣德生曾说：“我一生惟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六十年后，荣德生的孙子荣智健投资3000万元在宝界桥边另筑一座长390米宽19米的长桥，以解决老桥的拥堵。在“文革”中，荣德生的墓被毁。荣宗敬的守墓人说，现在荣德生的墓是空的。有传闻说荣氏族人因此决定不再在无锡投资实业，无论真假，当年红卫兵小将的鲁莽行为伤害的肯定不止是荣氏家族。
江南大学副校长王武曾因工作关系见过荣毅仁数次。荣毅仁的骨灰抵达无锡时，她前去迎接。今年国庆节，荣毅仁回到无锡，王武还见到他，那时荣毅仁已经在吸氧了。有一年，江南大学整理荣德生的史料，荣毅仁派中信办公厅主任姚进荣送来个人积蓄两万元，陈文源等人编辑的《荣德生文集》，也是由荣家出资60万元出版发行的。
《无锡日报》的摄影记者顾祚维为荣毅仁拍过很多照片。荣毅仁每次回乡，都是顾来拍照。1993年，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回无锡时，顾祚维再次给他拍了照。事隔未久，有朋友说在《人民画报》上见到了荣毅仁的照片，署名顾祚维。顾说不可能，他经常给领导拍照，领导用也就用了，不会留意到摄影师的名字。后来中信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是荣毅仁拿出顾的名片来特意嘱咐要署上名字。谈起此事，顾感慨良多，“一个国家副主席，竟然记得我的名字。”无论企业家还是领导者，能让平民百姓由衷赞叹，不易。
(摘自《中国企业家》2005年第22期，本刊编者对标题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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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荣毅仁
史家胡同这个四合院曾是张继海最熟悉的地方。
驾车出门向西，到东口往南，过东单右转弯，到王府井十字路口左转向南，走到东头再右拐，到北京医院……
20年前，33岁的张继海每天7点半，会准时沿着这条路线行车。作为荣毅仁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先接患肺气肿的荣毅仁去北京医院做半小时“雾化吸入”，然后送他到国际大厦办公。
当时是中信的辉煌时期，荣毅仁工作非常忙碌，“从国际大厦回家就10分钟，他有时候下班一上车，就打呼噜了。”
“老板”快与慢
在张继海眼里，荣毅仁是个儒雅的人。“老板连吃饭都坐得笔直。”“老板”是荣毅仁身边人对他的称呼。
他第一次见到荣毅仁，是1985年。当时，他在北京市旅游局做纪检书记。有一天，中信集团人事部一个朋友说，荣毅仁先生想找个“driver”。30多个人经过筛选，最后定下张继海等两人候选。
“面试那天，我一看1米82的大高个，带着眼镜，给我感觉像个干实事的人。”张继海回忆，荣毅仁对他说，“小张啊，你身体很棒嘛！”当天下午，荣的秘书就给他打来电话，说你明天来上班吧。
“我上班后，一看，车是奔驰500SEL，很威风，后面是深灰色尼龙罩子。”张继海听荣毅仁身边人讲，车已经到了一个多月了，就等一个司机了。车每天就放在国际大厦门前，老板见到车后，很高兴，曾坐在驾驶坐上，握住驾驶盘，比划比划。“你可以想见，那时候，国门刚开，老板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啊。”
荣毅仁喜欢驾驶，喜欢快车。“你看他老不说话，慢慢的，实际上他是个快节奏的人。”张继海给他开车，经常开到一百多迈。
但荣毅仁也有“慢”的时候。有一次冬天，车走到南小街时，碰上老百姓买大白菜，车堵得很长很长。车子被憋了半个小时。实在没办法，老板说，小张，你先等着，我们走回去。结果他和警卫走了二三站地，走回到家。驻地警员看到他们，吃了一惊。
家事中与西
老板每天都会换衣服，从衬衫领带到西装，总是崭新的。
“老板每天还喷香水。这点有点像大鼻子老外。”张继海说，但“老板”的性格不像老外那样直接，总是很沉静，很少说话。高兴的时候，会微微笑一下，生气的时候，一言不发，最多摇摇头。
受老板影响，张继海也养成天天洗澡、天天换衣的习惯。“头发也要经常去理发店吹一吹。”
荣毅仁的一些爱好也很西化，喜欢照相、足球、汽车、交响乐。他的身边人回忆，警卫员每周都要去给他买2次胶卷，每10天要去给他冲一次照片。他最喜欢照生活照。
他担任过足协名誉主席，那几年国安队比赛，第一个球总是他踢，平时常在家里跟小孙子一起玩球场沙盘。张继海回忆，有一次好像是1986年的世界杯，平时都是12点半到1点才下班，那天才11点钟，他就出来了，跟他说：“小张，走，今天咱们看球去”。
但在荣家，中国大家庭的氛围一直很浓。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荣家子女到京，一般都不愿住宾馆，而是留在这里陪父母。
荣家家具很简单，桌子是20世纪60年代的木桌，吃饭通常四菜一汤。他们在口味上更喜欢吃蹄胖，也就是北方人讲的肘子，荣家请人吃饭也经常是蹄胖和红烧狮子头。
“不过，早餐不太一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荣毅仁，早饭通常吃一片面包、2片牛肉、1杯咖啡，有时候还会喝杯榨桔子汁。
“荣副主席”和邻居们
在史家胡同，荣家所在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是当年叶剑英元帅特地嘱咐王震给荣家安排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李井泉也曾在这里居住。
1995年开始，史家胡同的住户们有了新的邻居。从北太平庄部长楼搬出后，荣毅仁的家安在了这里。
“荣副主席对大伙特随和”、“为人特亲切”，10月27日下午，69岁的张怀荣老人已经知道了这位老邻居的离去。而“荣副主席”也是小区内的多位老人对这位特殊邻居的一致称谓。
在张怀荣印象里，荣毅仁每次都是在大院内坐进车，回来时在院里下车，但看到大院门口正好有邻居老人在时，下了车就不会径直回房了。“他会转过身走到门口，笑着摆着手跟大家打招呼。”张怀荣回忆。
“慈眉善目的，比普通人还热情。”张怀荣的老伴在旁边说。
她讲述，2003年正月初九，住在这个丁字路口的一个四合院失火，一开始火势就很大，周围的居民势单力薄正着急时，这个深宅大院的门打开了，一群武警官兵冲了出来，“个个手持灭火器，三下五除二就把火给控制住了。”
这位邻居给周围人的关怀还不只如此，每年十月，北京市的募捐月，荣家大院的警卫就会送来许多钱物。
“去年甚至还包括一件昂贵的全新的丝绵棉袄。”史家社区居委会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而居委会的满主任更是对这位老邻居赞不绝口：“没到天气冷，就会让做饭的大妈送来钱，叮嘱给志愿治安员买几件大衣；天一热又送来钱，嘱托街道为他们配足矿泉水。”满主任介绍，这种钱，荣毅仁不会让警卫办理，而是一定会托付做饭的大妈亲自送上门，仔细吩咐好。
社区40名治安员因此对荣毅仁格外感激，每年3月，朝阳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们也会亲自上门拜年。
“十多年的老邻居了，但也就见过五六次面，说走就走了。”张怀荣叹着气。
（据2005年10月28日《新京报》）
荣毅仁和几位国家领导人的交往
毛主席赞他“会用脑子会提问题”
1956年，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向毛泽东当面提出一个问题：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当时，毛主席风趣地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外方投资比例建议受邓小平肯定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既缺资金、设备，又缺人才。当时荣毅仁在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对原草案中规定的“外方投资比例不得高于百分之五十”这一条提出：在外方投资比例上可以只定下限，不定上限。他建议可规定“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这样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吸引海外资本。
这个大胆的想法立即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尔后，小平同志告诉彭真，可采纳荣毅仁关于在外方投资比例上的建议。
叶剑英：他的优势别人替代不了
1978年底，叶剑英曾说：“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人家不一定相信你，人家要看一看你的政策究竟怎么样。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的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
1977年叶剑英80大寿。这一天，送走来宾后，荣毅仁特向叶剑英求墨宝。叶剑英欣然题字：毅仁老友留念，叶剑英。
（2005年10月28日《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