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鲁迅佚信18封：
致张琴孙1911.11.××.致周心梅1920.01.03.
致蔡元培1920.08.16.致蔡元培1920.08.21.
致胡适1921.01.15. 致胡适1923.12.28.
致林文庆1927.01.15.致江绍原1927.07.12.
致江绍原1927.08.17.致江绍原1928.04.13.
致李小峰1928.06.01. 致郁达夫1928.12.12.
致宋庆龄蔡元培1933.01.21.致申彦俊1933.05.19.
致森三千代1934.03.17.致杨之华1936.07.17.
致冈察洛夫1934.10.25.致中共中央1936.03.29.
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原信68封,收入鲁迅《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含日文原稿和中译文）约10万字。
2005年版《
鲁迅全集》删去、调整篇目
删去篇目：1．《生理实验术要略》2．《致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书信）
调整篇目：致台静农信2封作为诗歌收入，从书信中删去。
(2005年12月2日《中国图书商报》）
现代书院的四大企图
2005年5月，传统文化保护者、作家冯骥才为天津大学新设的文学研究院提名“北洋书院”；2005年6月，作家陈忠实在陕西创办白鹿书院；2005年9月，复旦大学新生打乱系别入住以四位老校长字号命名的“四大书院”接受人文熏陶；眼下，各地正在恢复功能或筹备新建中的书院确知的有：四川大学尊经书院（川大的前身）、锦江书院、长白山长白书院、珠海平和书院。
加上2003年山东作家张炜在山东龙口市海滨建的万松浦书院、起于1996年的儒学者蒋庆的阳明精舍、原有的岳麓书院、中国文化书院，以及网上数不胜数的各种号称某某书院的文学、文化网站，中国当代“文人士大夫”正在以书院的名义默契集结。
儒家的矢志向往
书院在一般文人眼里和儒学者眼里有很大的不同。蒋庆从不把书院看作学校：“学校传播的是知识，书院传播的是价值，即所谓道。”他进一步解释：西方，知识和价值是两个体系里的东西，是分开传授的。
蒋庆为什么要在那个偏僻艰苦的地方建书院？一说是标志“学在深山，道在民间”，二说是意在衔续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王阳明的精神，三说是出于对儒学复兴的绝望而存种子，以使“火尽薪传，身死无恨”。
“要是我，绝对不会建在那儿的，我肯定建在中关村。”政治儒学者康晓光表达了他对未来书院的惊人向往：未来的书院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精英书院，是人文学者交流切磋进一步提高思想力的地方。二是草根书院，是由一部分专职人员和社区志愿者组成的，仅次于政府的综合性社区公共服务组织，附带教化功能。
“书院不是研究所、大学、图书馆、博物馆，书院应该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心。”
同时，书院应该有相当大的规模，并通过面对社会的收费性服务、会员费用和财政拨款来实现持续运转。
改变现行教育弊端
除了儒学者，一般人通常把书院看作古代的大学。如是，教育自然是眼下书院的另一个企图。
早在1998年时，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就曾和几个朋友谋划在北京近郊建一所书院，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建成。“当时有人想办大学，有人想办民间的图书馆，总的来说就是一些模糊的办教育的想法，想既恢复传统又能与现代教育体制衔接。”
和刘苏里一样，很多人对古代书院的美好念想，实际是出于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反感甚至绝望。
中国近代废书院兴学堂后，最初引进的是比较注重系统知识和记忆的德国赫尔巴特体系。五四以后，中国教育在学制上学美国，而教育理念上仍是德式。解放后前苏联凯洛夫的课程理论对中国也造成一些影响。之后由高考而引发的一系列中国教育的特殊情况，以及50年代到70年代末政治运动中对教师地位的一再贬低，导致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很怪异，既不是中国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现代的。”江西教育学者李才栋如是说。
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学生办公室主任许平讲述了书院因素加入复旦教改的过程。最初，复旦是效仿耶鲁大学的住宿学院和文理课程筹备教改，在收集资料时发现了中国书院。于是考虑以书院文化来反对现在教育中学生的功利性倾向，并对学生进行人文传统的熏陶。许平为此去岳麓书院考察，还在那儿买了《中国书院楹联》一书，从中挑选制作了四副楹联悬挂在复旦“四大书院”的门口。
民间的学术声音
“理想的书院创办人应该是有思想力的人，而不仅是教书的人。装了一脑子死知识的人多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是最好的人选。我并不合格，但我宁可一边做一边寻找更合格的人。”万松浦书院的创始人、山东作家张炜这样说。
并不是所有办书院的人都想做教育。对张炜来说，背靠万亩松林，面朝万顷碧波的万松浦书院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言语，如同他以前发表过的反对全球化的激烈言辞。
陈忠实的白鹿书院也是以民间学术为主要目标的。据说，白鹿书院拟与陕西乃至西北几所文科领先的名牌大学联手，共同进行学术研究；与国内外文学界、学术界进行高层对话，成为“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日前白鹿书院进行的“黄河论剑”，就是这种对话的初步实践。
作家李锐在参加万松浦书院的一次研讨时曾说：“如果在书院里能够有真正的问题提出来，能够有真正的对于问题的严肃回答产生出来，它的价值将会越来越大。”
传统文化的符号
原创文学网站“清韵书院”的LOGO，是古代书院的一领屋檐。1998年创办的清韵书院目前是网上最著名的几个文学原创阵地之一。网站的创始人邓艳（网名温柔）说，创办网站的初衷,是“想把中国传统文化搬到网上来，给有此爱好的人一个交流思想的场所。”邓艳介绍说，网站刚创建时大部分用户都是海外华人，现在海内的ID也有一半之多。在邓艳这儿，书院，只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符号，它的出现会营造一种气氛，这与学术无关。
实际上，冯骥才的“北洋书院”，也只是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研究院中一个报告厅的别称，如同复旦“四大书院”上的牌匾、楹联、楼内的字画，“书院”这个字眼所透露的传统文化的信息，使许多人觉得非常合乎身份。
书院的千年转身
书院是中国古代士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讲学、著书、刻书、祭祀活动的研究和教育机构，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最高形态。
兴废千年间
唐朝，随着雕版印刷的成熟，书籍数量激增。开元年间，玄宗设丽正书院为皇室修书，始有书院之名。五代以来，由于战争频繁，官学衰废，一些笃学之士仿效佛教禅林做法，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屋立舍，藏书授书，读书治学，有的还聚徒讲学，始有书院之实。相对于以科举为目标的官学而言，书院给了文人士子一个说话的空间，一个散播文化与思想的载体。
北宋时，一些私人书院逐渐嬗变为私办官助、半官半私或完全官办的学校，丢了民办书院的锋芒。南宋，当时处于非正统地位的理学大家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重拾自由讲学传统，对天下书院影响很大。他亲自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成为书院的标准学规。书院一时盛极。白鹿洞与同时期的岳麓、睢阳(即应天府)、嵩阳书院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南宋后期理学成为朝廷正统，书院又受到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元朝继承了南宋后期的政策，把书院列入全国官办学校系统，书院生机尽失。明初，书院被视为旁门左道而遭禁止，主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书院更因讽议朝政被魏忠贤禁毁。清代对书院先是限制，后又奖诱、提倡，最终使绝大部分书院完全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1902年，清帝光绪下令废书院、兴学堂，千年书院淡出历史舞台。
史载的中国古代书院数量达7000余所，而现今至少有400余所书院以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形式留存于世。
书院精神
“书院不是研究所，也不是一般的学校。书院这两个字所包孕的精神和内容，或许只可意会。”山东作家张炜在谈及他心目中的书院精神时这样说。
然而有些人不满足于意会。年逾古稀的江西学者李才栋研究书院40年，被海外称为中国书院研究的“大佬”。在他眼中，书院名下的实际形态繁多，而最可宝贵的书院精神，是在那些不以科举为目标的私办书院中，尤其是有固定老师和长期学生的聚徒式的私办书院。
“山长”是书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传统上，书院以人(山长)而不是以课程为中心，以道而不是以术为中心设置教学内容；方法上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共同起居，悠游山水，质疑问难，相互启发。学术上注重不同学派的会讲，提倡兼容并蓄、自由讲学。李才栋说：这种教育解决的是生命安顿的基本问题，是中国近古以来教育史的精华。
李才栋认为，民间思想的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天人和谐的自然观，以及授人以道的教育观，在这广博而极具人文色彩的书院精神之内，一切的具体内容都是可容更改的。书院精神适应性强，因而流被甚广，明代以来，朝鲜、韩国、越南、日本、意大利、新加坡、澳门等地，一直都有中国式的书院存在，成为当地现代教育的一种补充。
情怀绵延
1902年后，书院虽被西式学堂替代,书院精神却变成一种情怀,沉留在文人士子的血脉当中,以另外的方式绵延不息。
一方面，有一些学者仍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尝试创办书院：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程兆熊等现代儒家的代表学者都曾创办过书院。另一方面，书院精神在一些大学里有所传承：如在清华国学院，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非常注重相互之间的讨论；在北大，蔡元培兼容并包，甚至同一门课请两个老师来讲，学生可任意择师，这些都是古代书院精神的具体体现。李才栋认为，若有开明的教育领袖，书院精神完全可以抛掉书院的外壳，而在现代大学里生发。
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内地保守学者出走香港，建立了后来著名的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揭示其办学宗旨为：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书院一方面与现代教育要求对接，设置商、法等科目，另一方面，强调讲学和修德的关系，研究传统文化，团结各派学者。六七十年代，新亚书院被看作中国儒学复兴的基地。1964年，新亚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但仍有相对的独立性。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对其所属的三个书院实行中集权管理后，素持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的新亚书院陷入困惑，1976年，新亚书院董事9人联名辞职，次年在书院旧址重建新亚研究所。
书院情怀如冬眠的种子，无论蛰伏多久，一旦天气转暖，都能立刻醒来，这是学术民间性的自觉。
在内地，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被称为千年学府，现是古代四大书院中硕果仅存的活的书院。在历史上，经过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大学两度变身，书院原址一直做行政办公之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书院一度成为教工宿舍和岳麓山公园管理处。1979年，湖南大学将岳麓书院收回后，不甘让其沦为遗址。1985年，书院里又回荡起读书声，在文革时丢光了书的御书楼重新积书开放。如今岳麓书院已成为有六七十个在校硕博士生，20多个正副教授的湖南大学二级教研机构。湖大人对书院的冀望不止于此，1999年，在当年朱熹、张会讲的地方又迎来了第一位开坛演讲的嘉宾，并通过电视媒体对外传播。
在北方，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魏常海、王守常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化书院。他们邀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老先生出山，老先生们亦非常乐意。1985年，88岁的梁漱溟在中国文化书院站着完成了他1953年后的首度公开演讲。80年代中到后期，书院举办过中国文化传统和中西文化比较两次重要的研讨会，并将研讨结果集结成书。书院还举办过两期中西文化比较函授班，一万多人抱着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热情参加了函授班的学习。80年代，持相对保守立场的中国文化书院，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起成为当时文化热的三大主力推动者。
在将近20年的时间中，中国文化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当代仅有的有书院之名且有书院之实的学问机构。虽然前者在90年代受到很大冲击，而后者要受大学体制的限制，但在温暖的世纪末，它们的苏醒还是如期而至。
现代书院的现实困惑
“古代书院没有列入朝廷学制，但因为讲的是儒学，所以朝廷提倡。一旦它的主张与朝廷相左，朝廷说废就废了你。”在江西学者李才栋看来，书院情怀虽然绵韧不绝，但是书院组织天生脆弱。对今天兴起的现代书院而言，这种脆弱不仅没有改观，而且还要面对许多在古代书院中不成问题的问题。
张炜曾说：“我们在寻找一座现代书院，一座现代书院也在寻找我们。”他找到了万松浦，但是万松浦是否找到了他呢？书院 2003年开坛时， 100多人到院祝贺，据书院的工作人员回忆，那是书院鼎盛的一天。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次作家交流活动，书院平时可能几个月都来不了一个人。张炜会不定期地到书院来，最长时曾在书院呆过两三个月。冬天的海边很冷，松树也寥落了许多，书院更加空落。
曾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书院中的学人每天躬耕劳作的场面，被证明是“浪漫的想像”。书院确实有一片小园子，种一些简单的不需要管理的东西。海边的地太沙，他们曾试着种过黄瓜，一年只结了两个。十几个工作人员每天坐班车从 15公里外的城市上下班，上班路上，带过来一天的菜米。
工作人员认为，作为龙口市政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书院的活动开展不起来，主要是经费问题，再有就是活动内容问题：“几个作家呆个一天半的时间，扯一扯，回去寄一篇文章过来。这样的活动搞多了也没有意思。”
号称与书院合作的几所大学，从来没有来过学生和老师。张炜曾想在书院里办一个书店，现在，书店的房子已经建好了，但是没办，因为“没有人，书卖给谁去？”
另据称，2005年南山集团已经承包了书院四周的海岸土地，准备搞旅游开发，设计中的游艇码头、浴场，离书院都不算太远。2006年预备投产的电解铝工厂距书院只有几百米。
以教育为企图的书院同样面临困惑。 1998年，刘苏里想办的书院在选址阶段停了下来。当时他们已去北京北部城郊看过地方。因为要买 100亩以上的商业性用地，算下来启动资金在 2.5到 3亿元。然而让他停下来的并非启动资金，而是如何让书院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如果将来书院变成一个无底洞，就不可能有人投钱了。”刘苏里害怕书院因为要自养，最后搞起 MBA培训来，“与其那样，还不如不让它出生。”刘认为，比起古代书院，现代书院的运营成本提高了，要考虑的东西也多。但将来一旦时机成熟，他很有可能再试，“至少这个想法不会死。”
四川大学哲学系学者黄玉顺表示，在即将恢复的尊经书院中，会有政治课。“没办法，这个是拿学位必须的。”但是，书院中的专业课会有自己的自由度，比如打通了现代学科划分，不分文史哲，只集中围绕儒家经典进行讲学。
眼下，岳麓书院的硕、博士生不可能像他们古代的学长们一样与老师住在千年学府院内求知问道。但是，在平时的教学中，主讲、会讲、答问等古代书院常用教育形式都已被有意地恢复了。博士生还组成讲会，自由邀请外面的学者来进行学术交流。
在复旦，新近设置了导师办公室，由名师轮班值日，学生可以随意过来和老师聊天交流。
许平说，现在规定名教授必须带本科课不实际，但通过导师办公室的活动，使一些刚入校的本科生能和很多“书上跳下来的老师”直接交流，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过渡方式。
刘苏里不愿意以书院开设应用课程而自养，但中国文化书院的王守常不这么想。中国文化书院刚刚在北大校企的支持下收购了经营不善的北京自修大学。准备先开些英语、计算机培训之类的课程，将来再用赚来的钱养人文学科。在王守常看来，这是向他们的理想迈进了一大步。
即便在人文学科中，王也认为，不仅可以传道，也可以授术。“继承传统文化，首先是知识上的继承。过去四书五经是道，现在对于青年人来说，它们首先是知识。”
中国文化书院在 80年代就是收费办学。“如果没有后来的变化，以我们的品牌和生源积累，应该已经能开私立大学了。”在王守常看来，书院必须自足。“市场化只有利没有弊，只不过 90年代以前直接做文化的事就能赚钱，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蒋庆是坚定的不变通者。对于阳明精舍的未来，蒋庆似乎没有很多的疑虑。“书院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就是什么样子,完全按照传统方式来。我在一天就读一天书,很简单。收费绝对不可以。”蒋庆说:有些人认为书院传统永远不能恢复了，但哪怕只有一颗种子，只要栽下去，活起来，就是胜利。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43期)